首先，罪犯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智商高低之分，低智商犯罪和高智商犯罪都很正常。
其次，有时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并没有预谋，有些与犯罪行为人的性格缺陷和坏习惯有关，比如：激情犯罪。有些正常人甚至属于生理缺陷，例如一个正常人酗酒之后，因为偶然的因素导致情绪失常，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毁坏财物，甚至在警察劝阻的时候袭警妨害公务，有个别司机只是酒后驾车被交警拦下，就故意伤害警察，导致犯罪。
还有，计算机病毒实际是暴利低风险的高智商犯罪。熊猫烧香就是典型的计算机网络病毒牟利的经典案例，这种东西不仅能赚钱，而且能赚很多的钱，被捕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制“毒”、卖“毒”、传“毒”、盗账号、倒装备、换钱币的地下产业链赢利是非常可怕的数字，计算机病毒牟利问题是全世界都无法解决的高智商新经济癌症。江民公司反病毒专家何公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只要“熊猫烧香”作者愿意，他一年之内可以买一座别墅。
根据法律，制造传播病毒者，要以后果严重程度来量刑，但很难衡量“熊猫烧香”病毒所导致的后果。而病毒所盗取的是“虚拟财物”，就不构成“盗窃罪”，这可能导致李俊之外的很多嫌疑人量刑很轻或定罪困难。
李俊承认，这种通过病毒程序盗窃网络装备、货币的事，在虚拟的网络中早已存在，并在不断发展，甚至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并不合法的黑色产业。其中不乏一些在校的大学生，他们通过盗窃来的游戏账号、装备经交易后洗钱。
病毒批发商年获利亿元。一台被“木马”控制的电脑被称为“肉鸡”在网上公开叫卖，内陆“鸡”1毛到4毛每台，辽宁“鸡”5毛到8毛每台，广东“鸡”1块一台，港台“鸡”3块，外国“肉鸡”5块。从“肉鸡”上盗取的QQ号码、游戏币、游戏帐号、隐私资料等等通过某些手段大肆交易。
据金山《中国互联网2006年度信息安全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灰鸽子”已经出现了3万多个变种，高峰时每天都要处理10多个“灰鸽子”的变种。仅2004年，感染“灰鸽子”的电脑就高达103483台，而到2005年，这个数字攀升到890321台。据业内估算，作为“灰鸽子”产业链的上游―批发商，每年可获利1亿元。
一位就职在中关村某IT公司的资深人士这样告诉记者：“别小看这些人(‘灰鸽子’的制作和使用者)，他们好多人的个人资产比一些中小规模的公司的资产都要大得多。前一阵媒体报道热烈的“熊猫烧香”病毒的主角李俊，一个月获利15万，跟他们相比太小意思了。”
全球每年制造的病毒是多少，天文数字！每个杀毒软件商天天都在更新病毒库，却永远是落后一步的，被捕的制毒者有几个？可以用手脚数的出来。
如果一个罪行一年可以获利一套别墅，而实施罪行的十万、百万人中只会被抓一个，那么，你觉得他会不会冒这个风险犯罪？如果是你，你可能都会忍不住吧？
4，不要以为闹市抢银行就一定会被捕，只要事先做好逃亡的必要准备，被捕的概率并不高。虽然现在闹市很多摄像机，但是，抢劫银行和金店的破案率一直都很低，而且常常是若干个团伙在全国流窜作案，他们不是只抢了一个银行一个金店，而是数十个的抢，为什么被捕的概率这么低？不要以为警察都是神，抢劫犯都是弱智，前者只是工作，后者可是博命博青春，如果被捕的概率很高，怎么会有一些刚出监狱的抢劫犯就再犯的人？
最后，对于精神问题和心理问题的犯罪，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思考，比如：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
犯罪分子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你这些问题不应该属于法律，应该去问公安局的刑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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