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何述而不作

孔子是公认的大学问家，但孔子称自己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的自我评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意思是自己仅传述既有内容而不进行创始性的工作。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解释：“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克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
孔子说“述而不作”既是一种自谦，也是一种做学问的严谨态度，同时说明学问之不易。

“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其字面意思是仅传述既有内容而不进行创作。但事实上，正像孔子的有关工作所显示的，在其传述中实际上包含了创作的义涵。也就是说，孔子虽采取了“述”的形式，但却有着“作”的内容。因此，也可以把这种经典诠释方式称作“以述为作”。

孔子为何“述而不作”
人们只要识字，就会写作。在现在的条件下，写作是人人可以为之的极其普通的事。写作无非是把自己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用文字记录下来而已。一篇学生作文、一篇成人日记、一篇博客文章都是写作。但要写作的好并非易事。上海交大的一位老师在上课时说到，自己最大的愿望是一生中在自己的书架上有一本自己写的书。多少年过去了，这句话仍印象很深。著书立说，是从古至今知识分子的一种最高境界。如果说到某人的学问之高，一定会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因此，“在自己的书架上有一本自己的书”就会成为做学问的一个目标，也会成为做学问是否有成就的一个标志。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了要写作出有价值的、可以传世的作品的难度。
写作如果有创意，有新意，有自己的观点，所形成的文字叫著作。著作是作者围绕某一主题全面系统地发表见解、陈述观点、明确概念、自成体系的作品。它基于作者自己的观点学识、研究成果及其思想感情而创作。强调作者自我感觉，或者参考别人成果资料，但必须是用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或加强自己作品的感染力，使自己作品的内容有质的提高。“著”作而成的作品必须有新颖性，凡无独特见解的作品，不应称之为“著作”。看书的时候，会发现图书的著作方式有“著”、“编著”、“编”等，其区别就是创新的成分有多少。
孔子是公认的大学问家，但孔子称自己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的自我评价：“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意思是自己仅传述既有内容而不进行创始性的工作。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解释：“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克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
孔子说“述而不作”既是一种自谦，也是一种做学问的严谨态度，同时说明学问之不易。
在将孔子推上神坛，将儒学“尊”为儒教的漫长时期，人们将“述而不作”过度发挥，孔子之后，通过“传先王（贤）之旧”而进行传述和创作成为儒家经典诠释的基本形态。
“述”而非“作”构成了儒家经学一以贯之的基本叙事方式。后世儒家解释有自己的观点，也不敢直说，因此就即使真有与先圣前贤不尽相同的“己意”，为了突显其存在的合法性，人们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之归结为与先圣前贤的明确论断或微言大义一致，从而事实上是给“作”披上了“述”的外衣。作为中国哲学史上重要发展阶段的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之一，王弼和周敦颐显然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作者”。但其撰述却是以《周易注》、《老子注》和《太极图说》等传注的形式出现的。后来的批孔者将“述而不作”说成孔子不提倡创“作”，也是与孔子原意不符或是曲解。
写作易，写出好作品难。

孔子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点醒了对“仁”的自觉，挺立了人之道德主体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仁”理解为是一种在推己及人以至物的过程中所生发出来的对他者生命的肯定和培护之情。由此出发，孔子所开创的儒家要求人们在践行自己的生命活动时，自觉地按照仁道原则行事，在处理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人与超越的天地宇宙、人与历史传统之关系的过程中，自觉地抱持一种通过推己及人以寻求生命心灵间之“同体感通”的“仁者情怀”。由此，儒家把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人与超越的天地宇宙、人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关系都归结为是一种德性生命精神之间同感与贯通的关系。这样，儒家在经典诠释中倡导以一种“仁者情怀”来对待历史文化传统和作为古圣先贤生命精神之凝结的经籍。正是抱持这种在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寻求一种生命心灵间之“同体感通”的“仁者情怀”，孔子对三代特别是周代文化保持了自觉的温情和敬意。他高度赞赏在借鉴夏、商两代的基础上建立的周朝的礼乐制度，主张通过在“因”即沿袭基础上的“损益”来确立当时代的礼仪制度。也正是因为立足于这样的心态，孔子在面对古圣先贤的文献进行理解和诠释活动时，自觉地采取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

《中庸》第二十八章曰：“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朱熹引郑玄注云：“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孔子有其德而无其位，就采用“述而不作”的方式，继尧舜三代之道统，发礼乐制度之体义，删述六经,垂宪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