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的语言特色有那些? 急用啊

　　剧作中有雄浑豪放的曲辞： “[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却便似弯箭乍离弦。”(第一本第一折)

　　这里把九曲黄河写得何等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剧作中也有绮丽流畅的小词：“[中吕][粉蝶儿]风静帘闲，

　　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绎台高，金荷小，银镇犹灿。比及将暖帐轻弹，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偷看。”(第三本第二折)

　　这里洋溢着美好幽深的诗一殷的气氛。

　　但剧中写惠明和尚的唱词却是另一种慷慨激昂的“金刚怒目”式，请看剧本第二本《楔子》：

　　[正官][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仟》，风了僧伽帽，袒下我这偏衫。杀人心逗起英雄胆，两只手将乌龙尾钢椽昝。

　　[收尾]恁与我助威风擂几声鼓，仗佛力呐一声喊。绣旗下遥见英雄俺，我教那半万贼兵唬破胆。

　　这是高亢激越，掷地有声的英雄誓词。

　　剧本中也不乏幽默解颐的话辞，请看《拷红》一折(第四本第二折)中一段唱：

　　[鬼三台]夜坐时停了针绣，共姐姐闲穷究，说张生哥哥病久，咱两个背著夫人向书房问候。

　　(夫人云)问候呵，他说甚么?

　　(红云)他说来，道‘老夫人事已休，将恩变为仇，著小生半途喜变作忧’。他道‘红娘你且先行，教小姐权时落后’。

　　(夫人云)他是个女孩儿家，著她落后怎么?

　　(红唱) [秃厮儿]我则道神针法灸，谁承望燕侣莺俦。他两个经今月余则是一处宿，何须你一一问缘由?

　　这一段的曲白是十分精彩的，尤其是红娘十分俏皮的“供词”，逼真地表现了红娘的绝顶聪明和老夫人的无奈，具有很好的喜剧效果。

　　上面所举数例可使我们对《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丰富性略见一斑。《西厢记》在对环境气氛的描写和对人物性格性情的刻划方面则使我们对其语言艺术的丰富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剧作对环境气氛的描写是为衬托人物活动服务的，剧本为一部崔张爱情诗剧，剧作者描摹环境，突出诗情画意，结合人物活动，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堪称生花妙笔。剧中展开情节冲突的环境为僧舍普救寺，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将普救寺理想化地写成一个“幽雅清爽”，饶有诗意的胜境，请看：“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在这里，经常佛殿上阴森肃穆的气氛，罗列森严的罗汉菩萨、烧香的婆子俗客，以及念经的和尚，一概略而木写，而只写了相近青霄的琉璃殿、幽静的僧房以及青色的苔、红色的落花，使男女主人公在这样充满诗意的环境中展开一段千古称颂的风流佳话。下面再看第三本第二折写莺莺的闺房是“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 扉摇响双环。绛台高，金荷小，银钉犹灿”。这里通过描绘莺莺的闺房，创造了一种幽深闲静，香气弥漫的美好氛围，这与茸茸举止娴静、深沉含蓄而又感情丰富的性格是相吻合的。即使在剧中个别情节有悲苦性质的场面里，作者的描写依然笼罩着诗般的气氛。比如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其语言是借助古典诗词描写离愁别绪的特有表现手法来加以渲染的，是以那种诗意的浅浅哀愁和无奈的色调来表现主人公离别时的悲苦的。

　　在刻划人物性格感情方面，作者善于驾驭语言的天才得到古今读者又一首肯。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剧中有关描写人物的语言，便会感到人物的至情至性(或典型性格)无不一一凸现，令人有其声如其口出以至呼之欲出的感觉。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戏剧不同于小说或其他文艺形式，后者常常采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但戏剧则必须通过剧中各种人物不同的声口说话，以性格化的语言来刻划人物，《西厢记》在这方面堪称典范。

　　请看第二本第一折，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欲掳获莺莺做压寨夫人，众人慌作一团计无所出。莺莺则提出著名的“五便三计”：第一计献身于贼，第二计献尸于贼，老夫人皆认为不可，于是有第三计：“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例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老夫人认为此计较可，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陷于贼中。此时，好一个张生，在众目注视下出场了：“(末鼓掌上云)我有退兵之策，何不问我!”这一句“何不问我!”有力地表现了张秀才的才智胆识，使人感到这位痴情的书生并不是无能的懦夫，而是临危不惧的勇士。由此，张生在众僧人和莺莺、红娘的心中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

　　应当说，在《西厢记》中，这种即景生情而又贴合人物个性的语言是很多的。请再看第三本《楔子》的开头——

　　莺莺： “自那夜听琴后，闻说张生有病，我如今著红娘去书院里，看他说甚么?”(唤红娘)

　　红娘：“姐姐唤我，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

　　莺莺：“这般身子不快啊，你怎么不来看我?”

　　红娘：“你想张……”

　　莺莺：“张甚么?”

　　红娘：“我张著姐姐哩。”

　　这数句对白不外是 莺莺打发红娘去探望张生，但人物语言声口，见性见情。 莺莺身子不快、实有心病，她却先责怪红娘不来看望自己，红娘对小姐的心病了如指掌，因此快人快语，语刚出口，又觉得过于直率，怕小姐难以下台，一句话只说了半句就顿住：“你想张……” 莺莺对“张”字当然敏感，立即追问，红娘急切间改口：“我张(望)著姐姐哩。”足见红娘聪明狡黠，善于应对。这段对白固然表现了 莺莺红娘间亲密的主仆关系。但莺莺说的话自是莺莺身份，话语闪烁不定，不易捉摸。红娘虽是下人，却机警有谋，惹人喜爱。《西厢记》中这样精彩的性格化的语言对白是不胜枚举的。通过语言对白刻划人物性格，是《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一个特点。

　　《西厢记》语言的丰富性还表现在作品对民间俗语的吸收运用。当然，这也是为刻划各种人物不同性格服务的。纵观全剧，剧作者对文化修养高的人物如张生、莺莺多用文雅的语言，而对于文化修养较低，性格粗豪或爽朗泼辣的人物，如惠明和尚、红娘则多用口语俗语。请看第二本《楔子》惠明和尚出场所唱：[滚绣球]非是我贪，不是我敢，知他怎生唤做打参，大踏步直杀出虎窟龙潭。……

　　[耍孩儿]我从来驳驳劣劣，世不曾忑忑忐忐，打熬成不厌天生敢。我从来斩钉截铁常居一，不似怎惹草拈花没掂三。……

　　上述曲子中有口语： “打参”、 “驳驳劣劣”、 “忑忑忐忐”、 “天生敢”、“没拈三”，成语则有“虎窟龙潭”、“斩钉截铁”、“惹草拈花”等，通过这些口语成语的运用，刻划了惠明和尚天不怕地不怕的粗豪性格。

　　又请看剧作第四本第二折《拷红》有些曲子：“[越调][斗鹌鹑]则着你夜去明来，倒有个天长地久；不争你握雨携云，常使我提心在口。则合带月披星，谁着你停眠整宿?老夫人心数多，性情馅，使不着我巧语花言，将没做有。”

　　上述曲子中出现好些成语，如：“天长地久”、“提心在口”、“带月披星”、“巧语花言”；还有当时的民间口语俗语，如：“心数多”、“性情 ”、“将没做有”等，是从红娘的口中道出的。这些很好地表现了红娘热情泼辣，聪明机敏的性格。这些成语口语俗语在曲辞中的穿插运用，既生动传神地刻划了人物性格，又使曲子通俗易懂并且琅琅上口，使全剧达到华美与通俗的和谐统一。《西厢记》作者善于学习并成功地运用民间俗谚口语，是使这部剧作语言丰富多彩脍炙人口的其中一个因素。

《西厢记》包含丰富的修辞技巧，有人做了统计，全剧运用的积极修辞手法达到三十四种之多，可以说是集我国古代戏曲修辞之大成，成为我国古代戏曲修辞手法运用的理想范本。

作者采用古典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既吸收了古典诗词语言的精华，又提炼、融会生动的民间口语，加重文章的斑斓色彩，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使这部作品辞藻纷呈，艳丽典雅。在博取众长的基础上，熔铸冶炼，形成自身华丽秀美的语言特色。这种特色是形成全剧“花间美人”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没有语言上这种五色缤纷的艳丽姿采，“花间美人”就要黯然失色。

……其文采灿然的语言特点，绝不是堆砌词藻，雕字琢句得来的，它和形式主义的专门搞文字藻绘的作品毫无共同之处。全剧虽然华美，文采璀璨，却自然、流利、通畅，绝无滞涩、雕琢、造作的毛病。因此明代戏曲评论家何元朗认为：“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四友斋从说》)王世贞云：“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曲藻》)

(吴文)

作者不仅善于熔炼方言口语入曲，而且更善于熔炼古典诗词入曲，甚至把口语和古典诗词杂糅在一起而丝毫不显生硬牵强。俗话说“量体裁衣”，《西厢记》很多地方是“量体借衣”，借用前人的现成语句和意境而不显“借”的痕迹。……当我们读到“碧云天，黄花地”，“暖溶溶的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等句时，也会很自然地想到范仲淹的名篇《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而“淋漓襟袖啼红泪，

比司马青衫更湿”用的是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典故是无须说的了。由于原材料都来自诗中的句篇、精华，于是据以熔炼而成的新产品当然是精品了。但是话说回来，好材料遇到拙劣的工匠，就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这里便有所谓化工和画工、神似和形似的区别。一个好的词语，一种好的意境或一种好的表现方法，高明的巧匠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借鉴，按自己的需要加以创新。例如《西厢记》中《送别》一折有“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写离愁之重，小小车儿载不动。这个意思并不是王实甫创造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就有“驴鞭半袅，吟肩双耸，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驮也驮不动”。只因王实甫是写莺莺的离愁别恨，因此必须易马为车，不能照搬董解元的原话，但是写离愁之重却是一样的。董解元用马形容离愁，也不是董解元的创造，宋人石孝友《玉楼春》词已有“春愁离恨重于山，不信马儿驮得动”的比喻。李清照的《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可见古诗词中载愁的工具多得很，骑马、乘车、坐船悉听尊便，但总的说必须符合人物所处的现实环境，必须有助于人物刻画。能融会贯通臻于至境的是高手，否则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即或很像，也是别人的东西。

总之，《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杰出的。由于王实甫既能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中的精华为己所用，两者奇妙的结合，便形成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又不废本色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这却是《西厢记》获得文采派代表作的主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