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写作背景

写作背景：

《水浒全传》共120回。作者施耐庵（约1296-1370），生于苏州城外施家港，取名彦端，字子安，号耐庵。元代至顺年间与刘伯温同榜进士，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做官。张士诚起兵后，施耐庵被邀请到了起义军中。

后发现张士诚等首领日益骄逸，施耐庵便带着弟子罗贯中逃到淮安，隐居在一个知友家中。此时施耐庵见楚州（今淮安）景色优美，就以当地的萧湖，勺湖，越胡，洪泽湖，白马湖，蓼儿洼湖荡芦苇沼泽及山东水泊梁山为背景。

更以淮安画家龚开画的有关《三十六人赞》为线索，闭门创作了巨作《水浒传》，《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奇书，《水浒传》便在此做成。我不得不佩服施耐庵的想象力，因为他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及前人留下的简单素材，创作出波澜壮阔的108将《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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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基础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

《水浒传》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

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传》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传》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水浒传

写作背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发生的宋江等36人的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历史根据。北宋徽宗时，政治黑暗官僚腐败，社会矛盾急剧恶化，我国北方爆发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宋江起义失败后，英雄人们的斗争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

《水浒传》反映了梁山英雄起义的发展过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阶级对立，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也写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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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主要故事背景、类型上属于英雄传奇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作者或编者一般被认为是施耐庵，现存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罗贯中两人中的一人，或两人皆有。

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奋起反抗。

同时，小说还对田虎、王庆、方腊等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作了一定的侧面描写，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以及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水浒传

1、创作基础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

《水浒传》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

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传》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传》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2、小说取材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

宋代说书技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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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水浒传》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作品，不仅在于它思想内容的丰富，而且也由于它艺术的成熟。《水浒传》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水浒传

水浒的大致时代背景，应该是宋徽宗政和年间(1110年 – 1118年)到方腊之乱的宣和二年至四年(1120年 –1122年)。而水浒全传上，宋江平定方腊则是在宣和五年(1123年)。当然真实历史上方腊之乱并不是梁山好汉平定的，而是由大奸宦童贯平定的。宋江投降差不多是在方腊被俘的同时，甚至可能在其之后。(见附录)

是时，宋辽间的和平已愈百年，国内工商业非常发达。虽说徽宗宠信蔡京，高俅等奸佞，但国家却非常富足。查宋史食货志会计下一，真宗天禧(1017年-1021年)末年，总岁入是“一亿五千八十五万一百”贯(石、匹、两等，总岁入除钱以外还有粮食、布匹、金银等实物。食货志赋税志有“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这里粗略将其他单位以1：1转换为贯，实际上宋代后期通货膨胀，实物贵而铜钱便宜，1贯钱还换不了相等数量单位的实物)，如果我们以一贯等于一两银子粗略换算为300元人民币的话(见花絮：关于北宋货币购买力)，差不多就是450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总收入。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岁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贯，约合378亿元，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岁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贯，约合350亿元。到北宋末差不多1亿贯的收入还是有的，即300亿人民币，折合36亿多美金，可以说是当时天下第一富国。花石纲虽荼毒百姓，但也仅限于东南一隅。北方的公田虽然导致了大部分农民的破产，却为城市工商业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宋代的税基并不是完全依赖农业，这是和其他朝代所不同的。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认为宋代无论从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上来看，都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整个中原地带，也就是梁山好汉的主要活动区域，可以说是人民安居乐业。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宣和年间东京开封的极度繁华。从水浒中的描述来看，虽然官员贪渎枉法是普遍的情形，但没有任何民不聊生的描写，倒有不少笔墨描写上元灯会的热闹和社会的安定。而此时距离金兵南侵的宣和七年(1125年)和靖康之耻的1127年，尚有年头，好似罗马帝国遭蛮族入侵的前夜。终北宋一朝，虽说历朝历代的毛病都有，且武功不胜对外屡战屡败，但虽有昏君，却无暴君，没有发生过历代皇朝末年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烽烟四起的惨象。水浒电视剧里所描述的北宋末年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没有给人有什么活不下去、一定要造反的感觉。

对梁山的好汉们来说，找一份正当职业安稳地过日子，是大多数好汉们所觉得不爽的生活方式。他们追求的是不劳而获的“三大”生活方式——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好汉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受压迫最深的贫苦农民出身)。如同古往今来的黑道分子一样，好汉们上梁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犯了王法，按现在的说法来说就是有了案底，没法洗底重生就只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虽然徽宗时代，吏治腐败，奸臣当道，但好汉中真正称得上官逼民反的，实属凤毛麟角，林冲算一个，柴进勉强算一个，解珍、解宝兄弟可以算。剩下的大致分成四类：

1、本身就是社会不安定分子、地痞流氓、黑道成员、长期从事犯罪活动的。这是好汉们的主流。比如开黑店的张青、孙二娘；劫生辰纲的晁盖等人；黑帮分子燕顺、王英等。

2、本是善良百姓甚至政府官员，被梁山用各种手段胁迫或引诱上梁山的。如秦明、朱仝、李应、卢俊义等。

3、因意外偶发事件触犯刑法，无路可走上梁山的，如宋江、武松等。

4、作为政府军官镇压梁山失败，被俘后贪生怕死而投降的，如关胜，呼延灼等。

堂堂大宋，人口亿万，像梁山好汉这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何止千万。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界限，就是108星宿上应天数的小圈子，只要你进了这个圈子里，你就是好汉，干什么坏事都可以算成好汉的壮举。你若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就活该被严打、被专政，甚至好汉们自己就可以替天行道把你宰了。比如开黑店做人肉包子，历朝历代都是令人发指的恶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放到好汉们身上就是小事一桩。再比如镇关西强娶金玉奴就被鲁营长给三拳打死了，同样的小霸王周通强抢刘太公的女儿，就幸运得多。虽然事情性质恶劣得多，但鲁营长不过让他不娶就算了。这样的双重标准在水浒里面比比皆是。其底线就是看干坏事的人是否是在108个天上星宿中，在的话最多就是个人民内部矛盾，不在的话就是敌我矛盾，若朝廷的狗官不处理，梁山好汉就要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施大爷不愧为写黑社会小说的第一人，这个套路几百年后给香港的黑帮电影学去了。香港那些描写黑道的电影，深得施大爷的精髓，一般都会有个好的黑道大哥，特别讲义气，照顾兄弟。然后一个反派的黑道大哥无恶不作。主角总是个跟好的黑道大哥有关系的人(也可以是他本人)。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主角把坏的黑道大哥给灭了。至于“好”的黑道大哥是不是也干坏事，也作伤天害理的事，就不是重点了。

古往今来，任何组织要存在和维持下去，都需要庞大的资金。梁山组织也不例外。梁山好汉们所追求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生活方式，没有庞大的资金来源更是万万不可的。而梁山组织本身又不是盈利性的机构，好汉们及下面的喽罗们也几乎都不事生产。那么钱从哪儿来呢？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知道黑帮组织的财源无外乎两个途径，一从事白道生意如酒楼饭店，建筑公司等，二是黑道生意，下等的抢劫，收保护费，中等的开赌场妓院，上等则是走私、贩毒、制伪钞。一般白道的生意都是幌子，黑道生意能顺利做下去，则需要跟白道(官府)勾结，并找到后台。对梁山组织来说，毕竟发生在将近1000年前，黑社会的始祖和雏形阶段，虽也开些酒楼等白道生意，但主要是打探情报用的，而好汉们大都得罪了政府才上的梁山，所以后世的那些黑道生意当时很难做。当然不少好汉在上梁山前，这样的黑道生意还是或多或少做一些的。那么剩下的就只有黑社会组织最古老的办法了，那就是劫掠。梁山组织从王伦时代开始，其主要的财源就是靠劫掠客商。初期组织规模比较小，只要抢劫过路客商就可以了。但后期到了宋江时代，好汉们增多，光靠劫客商也无法维持了，所以就只能攻州掠府了，比如收双枪将董平的那一次，就是攻打的东平府。当然期间偶尔新的头领的加盟会带来一部分资金，如晁盖、李应、卢俊义等入伙，不过每加入一批新的头领，维持梁山的消耗同时也增加了。当规模大到必须要攻打州县这个程度，政府也就不能不管了，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了。梁山最终的宿命其实是任何一个黑社会组织的最终结局，当规模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被政府镇压。

上面说到梁山的主要财源是靠劫掠，也就可以想象得到，梁山对邻近地区的荼毒了。当一个地方治安不好，客商老被抢劫，自然客商就会远离这个地区，从而百业不兴，民生凋敝。不仅严重恶化了梁山附近地区的投资环境，也使得当地人民负担增加。当地人民不仅要向宋政府交税，还要供养梁山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梁山好汉们所劫掠的财富最终还是要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的。客商们本身就是百姓，而被梁山所攻打的州县，并不会因为被好汉们洗劫过一次，人民群众就可以不用缴税了，官府的一切用度还是要从老百姓身上出。梁山好汉以“劫富济贫”的口号为其劫掠行为描绘上一层正义的色彩。但是纵观水浒全书，“劫富”是一定的，否则梁山好汉的“三大”生活方式如何维持？“济贫”则未必，单个好汉的个人济贫行为抑或有之，但作为梁山一个整体组织， 无斋主人则觉得实在勉强。梁山对待劫到的财物，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分成两分，一份由上应108天星的有一把交椅的好汉们平分，另一半则分给大小喽罗们。其间几次将府库洗劫一空，个把次偶尔会分点残羹冷炙给当地人民，但不过是个副产品，比如三打祝家庄，梁山从祝家庄光粮食就劫了50万石，而分给人民多少呢，每家一石，还是因为钟理老人提供了祝家庄的地形情况，宋代一个县不过几千户人家，祝家庄不过是个小村落又能分掉梁山多少粮食？这与李闯王那样以济贫为目的，将获得的钱粮财物大部分分给贫苦人民的善举，有天壤之别。所以前者只能算个黑社会组织，后者才是真正的义军。

写作背景：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发生的宋江等36人的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历史根据。宋江起义失败后，英雄人们的斗争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

《水浒传》思想内容
　　《水浒传》反映了梁山英雄起义的发展过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阶级对立，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也写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水浒传》主要是写农民起义，描述中也浸透着相当程度的市民意识。
　　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写起义军最终向封建统治阶级妥协投降，宣扬忠义思想。把接受招安作为梁山义军的唯一正当归宿，这反映了作者认识的局限性；把招安处理为悲剧结局，则又反映了作者的清醒认识。
　　(一)《水浒传》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书中从最高统治者写起，封建皇帝腐朽荒淫，纵容奸佞，是罪恶势力的总后台；当朝权臣蔡京、童贯、高俅等狼狈为奸，恣意盘剥；地方的府、州、县官很多都和上司有亲属关系，他们既是其上司的爪牙，又都贪官污吏；在社会基层，还有豪强如西门庆、殷天锡，武装地主如祝朝奉，恶霸如镇关西、蒋门神，及其他地主富商流氓恶棍等大大小小的恶势力，构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人民群众已无生路的黑暗深渊，从而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
　　（二）《水浒传》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简单真理。林冲原是80万禁军教头，安分守己，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他委曲忍让。高俅设计陷害，又把他刺配到沧州，他仍幻想“挣扎着回来” ，直到高俅派人火烧草料场，要置他于死地，这才使他忍无可忍杀了仇人，上了梁山。武松原是阳谷县都头，打虎成了名，心满意足，被恶霸西门庆占嫂杀兄后，他报仇杀奸，被刺配孟州，仍对官府抱着幻想，等到飞云浦发现恶差的杀机，他才杀了仇人，上山落草。
　　(三)《水浒传》歌颂了梁山英雄人物的反抗精神和优秀品质。
　　1．鲁智深原是个下级军官，他酷爱自由，见义勇为，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他痛恨黑暗势力，反抗到底，爱护朋友，同情弱小。他在酒楼听到金翠莲父女啼哭，了解到郑屠户的恶霸行径，就怒不可遏，三拳打死镇关西，表现了他粗犷，勇猛过人，保护了贫老弱女，还赠银帮他们远离虎口。打出了人命后又说人装死而自己巧妙脱身，表现了粗犷中又有心细。他不能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不能忍耐五台山的清素寂寞，一到东京，就使大相国寺活跃起来。和林冲相见恨晚，仇林冲之所仇，痛林冲之所痛，一路暗中护卫，情同骨肉。大闹野猪林，更加丰满了他慷慨豪爽的一面，他是梁山英雄中最光辉的形象之一。
　　2．李逵原在家当雇工，因杀人逃亡，流落江州，劫法场救宋江后上了梁山。他最富反抗性与同情心，他性格的本质特征就是不可动摇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他是梁山英雄中最彻底的反抗者之一。柴进受殷天赐欺辱，幻想以合法方式按“条例”请官府解决，李逵大嚷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就不乱了，我只是先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攻入寿张后，他在县衙穿上绿袍朝靴，升堂问事，对公人和原告、被告，尽情戏弄；对封建统治的机构、法律、官僚制度，无情地嘲笑和蔑视。他经常大叫：“造反!”“造反!”他大胆说出：“杀去东京，杀了鸟官，在那里快活。”他最坚决地反对招安，他大闹菊花会，元夜闹东京，扯诏骂钦差，多次打乱了宋江接受招安的计划。他死后变鬼，还要抡起板斧去砍皇帝。他爱憎分明，对宋江佩服得五体投地，听说眼前就是真宋江，他纳头便拜；可在王林酒馆内听说宋江抢了满堂娇，他便勃然大怒，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一旦发现事出误会，又知错就改，跪地求情认罪；到宋江受招安时，他把圣旨夺过来撕成粉碎，带头誓死反对。他嫉恶如仇，视死如归，对梁山弟兄和受苦百姓都富于同情。为救宋江、戴宗而劫法场，到高唐州救柴进，他都勇猛冲杀，身先士卒。李鬼假冒他的名字行劫败露，听李鬼说家有老母时，不但不杀他，反而拿出银子送给他。他是革命性最彻底、反抗性最坚决的朴实的农民起义英雄的代表。
　　3．《水浒传》写出了富有反抗性的英雄群体。宋江的忠义，吴用的智慧，武松的英武，燕青的机灵，所有梁山英雄都急公好义，救困扶危。作者把这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强盗”的人写成英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举。
　　(四)《水浒传》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梁山泊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民向往的乐土，那里待遇平等，“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团结友受，“八方同域，异姓一家”，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理想，对农民的反抗斗争起鼓舞作用。
　　(五)《水浒传》中梁山英雄接受招安的悲剧结局给后世农民革命提供了深刻教训。梁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接受招安，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是封建统治阶级恶毒的阴谋欺骗的结果，也和宋江的性格密不可分。宋江本身既有反抗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做过县衙押司，以忠孝为天经地义，认为最高统治者不可侵犯，这就造成了他妥协性的一面。他反对强权暴力，反对贪官污吏，深悉人民痛苦并寄予同情，专好结纳行侠仗义而受害遭难的江湖好汉，这是他富于反抗性的一面。宋江在革命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当晁盖等智取生辰纲事发后把他们私自放走。许多落难英雄也都是由于宋江的指点介绍才投奔梁山的。他对封建统治阶级有一定认识，对于横来之祸，他曾有所预防，在他家里挖有地窨子，备作万一时的脱身之所；又曾让父亲告了杵逆，以免将来连累。这些消极防备，表明他并不想积极抵抗。对晁盖，他深表同情，并冒险相助，但认为他们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阎婆惜是他走上反抗道路的开始，但仍然迂回曲折。他宁肯亡命江湖，找个临时的避难所也不上梁山，等到官府步步进逼，不得不上梁山时，又被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骗回家中。在刺配江州的路上，他拒绝了晁盖救他上山的计议，他认为如果参加梁山起义队伍，“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之人。”
　　浔阳楼题反诗，是他酒后一时胆大，面对现实的深刻教训，流露出的真情。是他反抗性的一面酒后占了上风时的真情。因这反诗被判了死刑，经梁山英雄劫法场救出，这才决心同众英雄共举义旗。宋江上山后，尽管占山据寨，反抗官军，但他只把梁山当做暂时栖身之所；而且只反奸臣贪官，对皇帝则积极拥护，时刻准备接受招安。
　　宋江这两面性的悲剧性格，导致了梁山革命为接受招安而前功尽弃这一可耻可痛的悲剧结局。他“忠心不负朝廷”，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