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弘一法师李叔同被丰子恺称为“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的李叔同,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了世俗眼光中的消极人生之路,1918年,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遁入空门,做了一个名“演音”、号“弘一”的僧人。一名曾经纯正而且优秀的艺术家,穿上百衲衣后,从观念到行动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断绝尘缘,超然物外,几乎废弃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艺术家的李叔同变成了宗教家的弘一法师。
诸艺俱疏,唯有书法一事未能让弘一割舍,伴他直至圆寂于泉州不二寺。在弘一6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至少有50年的翰墨活动。由此可见,书法在他心目中占有的地位了。弘一习书始于少年,初学篆书,从津门名士唐敬严学习书法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再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尤对六朝碑版精心揣摩,认真临写,形成他劲健厚重的书风。有人将弘一书法风格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初由碑学脱胎而来,体势较矮,肉较多;后肉渐减,气渐收,融入楷意;再后来字变修长,呈瘦硬清挺之态。其实,从大的审美风格来审视弘一的书法,分为出家前和出家后两个阶段,即劲健与平淡两种格调,似乎更为恰当。为僧以前,弘一书法有绚烂之致,遁入空门做了和尚,书风突变,弃之峥嵘圭角,行之以藏锋稚拙,转入禅境的雅逸恬淡,枯寂孤清。这种巨变,来源于观念上的变化,亦即是人的变化,在俗是李叔同,离俗则是弘一法师,书写的目的发生了质的改变。隔断尘缘的弘一,不再自视为艺术家,作为“写心”的书法艺术,在其观念中自然亦异于以往;握管写字,首先是一种“广结善缘,普传佛法”的宗教活动和需要,而作为艺术的书法已退居其次,书法不再是艺术的自觉产物,而是宗教中的艺术品,其艺术价值是作者的不自觉表现而又经后人的审美接受才得以实现的。纵观弘一遗墨,清静似水,恬淡自如,实是禅修的结果。“刊落锋颖,一味恬静”,清逸的线条泯灭了个性,是禅心的迹化,是期于一种宗教式的“大我”的永恒之境,是造“平淡美”的极致。
作为高僧书法,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宗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画作实在是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宗教家。
书法是心灵的迹化。弘一书法由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灵境界的升华。弘一在致许晦庐的一封信中曾说:“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身,弘一在其一生中,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他的书法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亦得到了升华,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这段话道出了弘一书法所臻至的审美境界。这样的欣赏,已经超越了书法的一点一线,而是深入书法的本质——文化观念的价值。
唐朝怀素和尚。怀素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和张旭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之称。可以说是古典的浪漫主义艺术,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也能做诗,与李白、杜甫、
苏涣等诗人都有交往。好饮酒,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人谓之“醉僧”。他的草书,出于张芝、张旭。唐吕总《读书评》中说:“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宋朱长文《续书断》列怀素书为妙品。评论说:“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在长安怀素声誉青云直上,歌颂他草书的诗篇有37篇之多。他的草书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文》、《小草千文》《四十二章经》、《千字文》、《藏真帖》、《七帖》、《北亭草笔》等等。其中《食鱼帖》极为瘦削,骨力强健,谨严沉着。而《自叙帖》其书由于与书《食鱼帖》时心情不同,风韵荡漾。真是各尽其妙。米芾《海岳书评》:“怀素如壮士拨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唐代诗人多有赞颂,如李白有《草书歌行》,曼冀有《怀素上人草书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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