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读边译,自度不甚精准,且作参考
唐太宗励精求治,想治理好国家,几次把魏征叫道自己的卧房内请教,请他告诉自己历代皇帝治国的可取和不可取之处;魏征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唐太宗都非常高兴的接受了。太宗派遣使者调用兵士,封德彝启奏说:“百姓中有些男子即使没满十八岁,但因身形壮实高大,也可以征用。”太宗听从了这个建议。皇上的命令已经发出,魏征却总认为这样不行,就把命令又驳回来了,一连四次都不让它通过。太宗发怒了,把他召来训斥了一番:“那些身体壮大的男子,都是些耍滑头以躲避服兵役的奸诈之人,让他们去打仗有什么不好,而你这样顽固!”魏征回答道:“用兵的关键在于用正确的方法去调兵遣将,而不在于人数的多少。陛下征用那些身强体健的人,用正确的方法调遣,足够强大得无人可以匹敌,为什么一定要再征用年少体弱的人来增加对军队毫无意义的数字呢!况且陛下常常说:‘我用诚信治理天下,要使臣民都不互相欺诈。’现在即位还没多久,您就已经多次失信于天下了!”太宗惊讶地问:“我因为什么而失信了?”魏征回答说:“陛下刚刚即位的时候,下诏说:‘凡因欠了官家债务而潜逃的,都免去他们的旧债。’相关部门认为,秦王府被欠的债务不算官债,依然向人民征收债款。陛下从秦王升座天子,秦王府库的东西不是官家的东西是什么?您又说:‘关中地方两年不必交税,关外只需再交租一年。’已经发了这番话,接着又下令:‘已经征人服役和输送了租税的地方,从第二年开始继续如此。’把东西分发归还之后,又重新把它们征上去,百姓确实不能不感到奇怪。现在已经征用了财物,又让他们去当兵,怎么能说是从第二年才开始呢!而且,和陛下一起治理天下的人正是百姓,日常琐事都完全交付给他们;到了用兵的时候,却怀疑他们耍诈,这难道是您所说的用诚信来治理国家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我因为你固执的个性,怀疑你并不通晓政事,现在你对于国家大事的论述,实在是说尽了其中的精妙要害之处。发出的命令没有信誉,百姓就会不知如何行事,国家怎么会治理得好呢?我犯了个很大的过错!”于是太宗没有再另行征兵,还赏赐了魏征一个金瓮。
太宗励精图治,多次命魏征进入寝殿,听取他对施政的批评。魏征知无不言,太宗全都很高兴的采纳。太宗派人前往各国各地视察征兵业务,封德彝上奏说:“中男虽不到十八岁,但有些体格壮实的,也可以提前服役。”太宗同意。下令执行,魏征坚决反对,不肯在命令上签署,前后四次。太宗大怒,将他召进官中责备说:“中男中体格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故意诈欺虚报年龄,以逃避兵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魏征回答说:“军队作战,胜败关键在于治理得法,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只要以正确的方法加以管理,足以天下无敌,又何必多征召一些年幼者,只不过让军队的数目看起来更多!而且陛下常说:“我用诚信治理天下,希望臣属和百姓都没有诈欺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于民了!”太宗惊愕的说:“我哪些事情失信了?”魏征说:“陛下刚即位时,下诏说:‘百姓积欠政府的财物,一律不必偿还。’有关部门认为百姓积欠秦王府的债务,不属于政府财物,仍然继续追索。陛下由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库房中的财物,不是朝廷的财物是什么呢?又说:‘关中地区免收二年的田赋税捐,关外地区免除劳役一年’。不久又下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劳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结果将已退还的东西,又重新征收,这样百姓不能没有责怪之意。现在既征赋税,又征召服役,还谈什么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呢!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日常的兵役行政都交由他们办理;可是等到检查役男体格时,却怀疑他们使诈,这难道是所谓的诚信治国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我认为你个性固执,怀疑你不了解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确实都切中要害。政府政令如果没有公信力,百姓便无法遵守,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我犯了大错!”于是下令不征召中男服役,并且赐给魏征一只金瓮。
魏征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但唐太宗不计前嫌,即位后,任他为谏议大夫。他劝太宗用贤才远小人,减轻兵役、赋税,赏罚分明,居安思危,善始慎终。魏征是唐太宗决策幕僚中之主要策划人和决策者之一,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魏征死了,太宗伤心的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由太宗这一席话,显见魏征在他心中的重要地位。
本则故事主要是描述唐太宗原本听从封德彝的建议,下召征用未到服役年龄的中男入伍,以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但诏令送到魏征时,他拒绝签字。太宗得知后,勃然大怒,认为他太固执。但魏征不但不畏惧盛怒之下的太宗,反而表示,太宗已多次失信于民的前例,指证历历,让太宗无话可说,且经由此事件,让太宗体察到魏征是位通达政务的人才。最后,太宗察纳雅言,收回成命,不征召中男入伍,还赏赐魏征一只金瓮。
诚如长孙皇后对太宗所说,只有主上英明,臣子才敢直言劝谏。有人说:“唐太宗造就了谏官魏征,魏征造就了明君唐太宗”,可说是对唐太宗与魏征两人做了最佳的评论。
出自《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唐纪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