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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 杜佑《通典》卷七《食货典》第七
自唐德宗即位即建中二年，天下共有户籍一百三十万户，依靠（德宗）分别派遣黜陟大使（官职）（于各道），重新案户比民，收入公家赋税，增加了一倍还要多。各个道增加户籍一百八十万户，（另有一百四十万户客户），共得到三百二十万户籍。于是使得赋税有常规（定额），人们知道定额，贪图财利的小吏就没有办法产生奸计歹意，狡猾的氓庶百姓都有自己的户籍（从而无从偷免税赋），这真是很合时宜的法令典章，整改弊病的好办法。过去的规定，百姓供应上缴公家，按人口制定租庸调三种租税，那些即使是王公大臣的佃户，也只用缴纳和普通百姓一样的赋税。自玄宗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后，战事渐兴，国家经费不足，于是徵敛的名目多了起来，并且没有定数，贪婪之吏专横放肆，借机犯法贪污，法令没有得到监督执行，普通百姓不知道上告投诉。那些狡猾的忍，就大多逃避缴税，有的以假名做官，有的加入僧籍，有的加入军籍，有的依靠豪强，加上官府各级杂役，种类多种多样，难以去除。那些鲁钝的百姓就被征收赋税，供使差役，一天比一天穷苦艰难。建中年间的新政策，（将所有赋税）并入（春夏）两税。（这样）定额已经有了，就没有办法增加征收了，游荡不务正业的人都被登记在册，没有地方逃避赋税。但因派驻地方各位使臣规定的缴纳税额各不相同，有的地方轻重不一，加上因为（国家）多难，屡有战事，多余的人（指没有登记在册的人）今天就很多了。征收的数额也有了空缺。但旧额已经存在，可又无法核对人数。审查今日应该做的事，斟酌（实行）晋隋两代的政策，则户籍人口和土地数额应该可以增加一倍左右。这样赋税和兵役自然就可以减半了，赋税既然已经平均了，人们知道税额较轻，就免于颠簸流离的逃亡之苦，增加农桑之业。使百姓安定的方法，没有好过这个的了。各个道的账册加起来可以有二百五十万多户。比较历代户口，多的超不过五百万户，少的也不少于三百万户，错略计算天下（户口总数），除了屡有战争的地方，可以大概知道现在到底有多少户口。如果采用晋隋的政策，应该可以得到五百万户口。以五百万户口出二百五十万户口的税额，自然只是后者的一半。古代的（治国的）道理，在于详细知道人口数额，才能平均他们的赋税差役，这样各种事业就会成功，国家才能富足，教化盛行，各种良风益俗才会真正为民众接受。正因为这样，（国家）才会没有灾难和叛乱。所以《周官》上记载了比、闾、族、党、州、乡、县、遂这些制度用以维持政治制度的稳定，很好的治理人民。（而《周礼》记载）孟冬（农历十月）司徒（官职）要向周王进献国家人口数额，周王下拜然后才能接受，其尊敬和遵守到了如此重要的地步。等到国家失政，就会户籍疏漏，人们如鸟兽般各地流窜而无法管制。国家也因此而穷困。各种弊端逐渐兴起，国家倾覆就不远了。治理国家最重要最需要长远规划的，想要追求国家兴盛的道理，不是没有根本的方法啊！（原文句读大量错误，最后应是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