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哪些不同认识？

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深化经济增长模式变革迫在眉睫。中国应清醒认识“和平崛起”的科学内涵，充分了解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深入思考继续深化改革的现实基础，立足二元结构这一中国特色的核心，不断修正经济增长模式执行中的偏差，明确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产业条件和制度条件，探寻与国情、经济全球化结合产生的模式与路径，做好经济增长模式与结构的改革调整，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预示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并基本完成了许多重要领域的改革。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改革中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国面临的各种可能性风险也越来越大。经济模式的焦虑，公平效率的两难，路径锁定的忧叹，金融危机的困扰，如何跨越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明确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如何更为顺利地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这些难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从一般性改革向深水区迈进。另外，转换增长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手段还是目的 是过程还是结果 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这也是深化经济发展模式变革必须探讨的。

中国经济模式变革的基本认知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今天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会是中国明天的发展模式，尤其美国今天增长的路径更不能是中国明天经济发展必须走的路。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核心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贯彻的“科学发展观”，这些指导思想的提出，符合国情、顺应世界经济潮流，是与时俱进、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要素基础是坚实的。从增长角度分析，有的国家靠卖资源维持经济运行，有的国家靠出卖产品中的劳动力发展，究竟是卖资源可持续，还是依靠劳动力的运作可持续 资源总有用尽的那一天，但劳动力绝对不会用尽。劳动力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可再生;第二，可持续。因此，中国未来的出路不在于依靠出售资源，而在于使用性价比优越的劳动力，在于不断劳动过程在人身上积累的熟练程度和人力资本。所以中国依靠劳动力的增长模式是没有错误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成果是毋庸置疑的。今天大学的经济学课堂，在讲到改革开放的原因时，总是强调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果笔者告诉读者，1978年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时，中国国土1/3面积上的人们生活水平甚至不如1930年代，大概没有人会相信，但这就是事实。如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计算到建国60年，即2009年，正好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30年。如果把60年中国的新增财富，即GDP加在一起，大约是250万亿元人民币，前30年一共生产了中国经济新增财富的2%，而改革开放这30年则积累了60年98%的财富，中国加入WTO之后的8年多，新增长的财富则是这60年的2/3。①因此，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但笔者认为增长模式的制定和增长模式的执行并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增长模式制定完全错误，根本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不可能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另外，从问责制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全部推倒重来，那就要问责模式制定者们的责任;但如果是发展模式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偏差，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种种问题，则要问责执行者为何不忠实执行模式制定者的指导思想，要从根本上进行纠正。所以当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什么问题时，就一定要弄明白到底是模式制定的大政方针错了，还是在执行中出现了重大偏差。模式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下制定，则错误几乎没有办法修正，而执行的偏差则可以彻底纠正，使之符合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大方向。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成就，有的经济学者评价为增长，有的经济学者评价为发展，也有的学者评价为和平崛起。这三个词汇对经济的进程而言，实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今天在评价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时，人们一般直接用增长代替发展，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两者兼用，只有对极个别国家——如中国，才会用一个特殊的名词——崛起。那么从理论的分析和经济的实践来看，这种差异说明了经济前行的不同性质。

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西方经济学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基本尽善尽美，它的经济结构可以随着市场的要求自动、内生地发生变化。而从政治方面来看，发达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近乎完美，整个政治过程也是在日趋完善的。同时，其公民社会相对而言也更为和谐。因此，人们不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还会发生制度的质的变化，甚至制度结构都不会发生戏剧化的变动，故用“增长”这个词来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表明在那里只是存在量的增长和扩张。

对于发展中国家，学者则同时使用“增长”和“发展”两个词，是想说明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增长的同时，经济制度、体制，即质量也是在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完善的，政治方面的民主体制和公民社会也都没有建立、健全起来，因此它必定会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而现在经济量变的增长必然是为以后经济质变的发展进行铺垫并夯实基础，所以在提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时，人们并用这两个词，意在说明它们不仅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变化。

崛起，其基本含义是指在短时期内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经济生活的制度层面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这个词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是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汇，如二战时期德国的崛起，它指的是一个帝国的崛起。但它在被用于中国经济时加了“和平”一词，变成了“和平崛起”，主要说明中国经济在短时期内总量急剧扩张，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实。通过这种快速变化的发展，我们感觉到国内整个社会生活都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同时外部环境中摩擦不断、压力增大。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发生这样根本的变化，恐怕国内外短时间都很难适应， 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变革。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变化

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时，首先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尤其是变化了的外部的制约条件。

世界经济失衡从贫富失衡演变为经常账户失衡。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承认世界经济是失衡的，同时也承认这个“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并形成了“失衡之后需要平衡”的共识。但在30年期间，所谓“失衡”和“平衡”的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个世纪80～90年代，世界经济失衡意味着南北经济关系，意味着“富裕中的贫困”，经济体之间形成两极分化，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这种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平衡”则意味着要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帮助欠发达国家取得进步，意味着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援助责任，联合国的“千禧年减贫计划”等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地位，比较特殊又比较有利。因为处理好南北关系是世界经济最大的任务，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几乎是世界最多的贫困人口群体，从世界减贫目标出发，大量发达经济体的外资涌入，技术转让，它们的市场对中国开放，均具有减少世界的贫困人口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因此得到了全世界几乎一致的赞同和拥护。

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失衡”却被媒体、学术界和政治家逐渐表述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亦即经常账户的不可持续，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造成世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所谓“再平衡”则意味着后者要消除巨额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谁的贸易顺差最引人注目，谁可能就是“被平衡”的主要对象，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再平衡”概念意味着：过去的贫富“平衡”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现在要“再平衡”的是经常账户的顺逆差，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应该大幅度下降，以便帮助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能够得以克服。因此，从世界经济失衡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仍以外需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质疑。外向型发展模式受到挑战的事实，是我们进行调整增长模式的助推力，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必须要放弃外需，未来的世界经济竞争与合作肯定并存，全球的贸易摩擦将成为常态，中国必须适应这种常态。

社会与环境的“双赤字”日益严重。社会赤字是指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被小部分人享受，而非普遍共享，即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分配不均衡。世界的现实是，社会福利普遍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所以很多人认为现在这种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而如果说公平等同于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公平则说明了放任自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共享型增长”体现了经济发展成果全世界共享的内涵。与此同时，环境赤字威胁着世界的明天，例如中国目前除了青藏高原，大部分地表水都已不能直接饮用，酸雨区范围呈扩大趋势，中国面临着环境的极大压力。社会赤字、环境赤字的偿还，实际就是增加生活、生产的成本，进而也就是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世界经济的未来需要资源最优配置、福利的共享与可持续的增长。人类不得不开始反思如何减少世界经济的社会与环境“双赤字”，开始关注生态，关注环境，关注贫富差距的缩减，共享型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途径。据此，国家经济政策可以在促进社会生产力提高、即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升级和转型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种可以共享社会财富的机制，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可持续”从本质上来讲，不仅仅是同时代同地域的横向包容，更是我们和后代人能够实现资源共享的历史性的纵向包容。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生产方式，更是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可持续。人类、尤其是“富人”，只有改变生活方式，才能够减缓和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类代际之间的和谐。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结构改革调整的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是动态的，是一个永远的过程，它是手段，是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孜孜追求的目标。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没有终结，过去没有，今天和明天也不会存在这种终结。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动态过程，使之长久化。

调整产业结构的前提是对于未来需求趋势的把握。在上个世纪最后10年美国出现新经济的时候，人们纷纷把眼光投向以工程技术为主的IT和网络，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的另外一项伟大发明：金融衍生工具，即“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技术工程和金融工程。凭借着全球化，这两个发明又向全世界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扩散。全球化其实就是市场的统一和市场游戏规则的统一，这两个统一，从技术角度帮助IT业走向世界，而从金融角度，金融衍生品在全球推广，一切都证券化了。然而恰恰就是后者出了问题，使整个世界经济进入失衡状态，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分配都扭曲了，造成财富的灰飞湮灭。问题是，虚拟经济的风险无法被消除，只能转移。美国虚拟经济产生的种种风险，借着全球化这条大船，很快地转移到了全世界。现在，全球经济危机已在“二次探底”声中逐渐远去，但过度消费的生活模式在新的一代美国人身上是否依然如故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的产业结构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没有问题，但如果美国的消费模式发生根本性转折，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中国的经济结构就必然“被”调整了。

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可以套用交通规则中的一句话：“一停、二看、三通过”。先求生存，其次站稳，最后看准，然后再下手调整，而不能在尚未看准未来需求的变化方向时，就大力盲目调整经济产出的结构。

要了解竞争对手是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如果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以低端产业链切入的话，中国的竞争对手是新型工业化经济体，比如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或者拉美、北非国家。当产业结构真正调整为以高精尖为主，以高端技术形成产业集群的时候，中国的竞争对手就远不止是发展中国家了。在低劳动力成本模式下，中国知己知彼，知道如何以低成本扩张来应对，但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高精尖行业的竞争时，中国很难清楚地知道对方常使用的手段和竞争路径，学会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SPS、TPT等是新课题，发达国家用产品标准、技术壁垒发动贸易战时，中国很难再用低成本扩张来应对，因为到高精尖产业为主的时候，价格的因素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自近代以来一直存在并被关注。1935年经济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地理学报》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瑷珲—腾冲线”概念，总体来看，“瑷珲—腾冲线”划分了东南部地区与西北部地区两大差异地带，这是一条集中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状态的经济地理分界线，更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历时态的分层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所长房宁教授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直面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不平衡”引发并加剧的“不充分”两大问题。“瑷珲—腾冲线”是标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性的“基本国情线”，其两侧人口与资源配置的倒置与错配，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瓶颈，集中力量开发“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应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新兴大国力量迅速发展，欧美国家经济“新常态”与政治“新民粹”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冲击，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流行，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体系渐趋成势，世界格局发生着历史性重大变化和变革，而当前国内外形势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正在努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正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和巨大的风险挑战。
在当前形势下，长期以来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面对世界经济发生新变化以及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新影响，党中央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思路，即“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这一思路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发展内外“双循环”格局，正在逐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方向。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战略性转变，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审时度势，扬长避短，积极探索，最终构建起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面临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制定了跨世纪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到产业资本全球化进程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获得经济快速发展契机。中国经济凭借自身改革开放和外部经济全球化之利，抓住战略机遇期，获得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发展，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开辟了“MADE IN CHINA”时代。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居世界第一的美国经济总量的70%以上。
从国际形势与格局看，2008年是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重要转折之年。这一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大衰退，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性经济发展长周期。这一波经济长周期发展由产业资本全球化带动，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解释，就是产业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它使“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客观上促成了全球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巨大发展，构建了世界经济新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然而，2008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再一次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结构性、周期性矛盾充分暴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逆转，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结构调整期。
自2008年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产业资本全球化出现了新动向，国际经济环境明显趋紧。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变化，中国与外部经济体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以互利为主逐渐演化为以竞争为主。这一转变也是从2008年开始的。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促使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更加明显深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遏制中国发展逐渐形成共识并开始采取协调性行动，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开始由“有利宽松”转向了“制约压制”。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对中国构成了新挑战，带来了新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特别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席卷全球，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危机，世界形势更加动荡，增加了中国对外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困难。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外部及周边环境面临的复杂局面仍将持续。
未来十五年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考验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跨越式大发展，经济持续30余年高速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实现了“起飞”。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工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621.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13071.1亿元，而随着大中小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多，人口普查城镇化率也从1982年的20.91%提升至2020年的63.89%。历经持续30余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也已起步。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在工业化“起飞”阶段完成后，依照普遍规律将进入平缓发展的“平台期”，即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时期。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持续减速，标志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历史性进步的同时，以往追求速度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也面临诸多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在发展的平衡性、协调度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其主要表现是国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相对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至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0%左右，这一数据与发达经济体70%、80%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对外出口，而消费占比较低，说明中国经济存在成长结构性的短板。此外，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品质提升的突出问题。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品质升级的转型远未完成，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中仍处于中低端位置。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的体制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体制的优势将力量集中于一处，充分调动资源用于某些特定发展领域，形成“利出一孔”的政策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的集约性和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是一种强化体制，这种体制有优势也有短板。根据熵的理论，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都是对其他资源的覆盖。在强化和集中使用资源的过程中，意味着必然忽视甚至舍弃其他方面，任何体制都不可能集中力量解决全部问题。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强化体制可以很快取得一些成效。在国际上，日本明治维新后快速崛起就是典型范例。“举国体制”这个词就是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语汇。工业化早期具有粗放型、模仿型、追随型的形态特征，此时举国体制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在以创新驱动为发展动力的状态下追求内涵式增长时，举国体制就需要改进与升级。在30余年快速发展之后，我国众多技术领域仍然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体制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和缺陷，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从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经验看，工业化、现代化从数量增长到品质转型的时期是一个关键时期，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最终成败。这一时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高风险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战略判断，正是针对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中国面临的矛盾和风险。中国如能在未来15年至30年间度过工业化、现代化的高风险期，即可最终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到了复杂和困难的局面，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形成新的思路与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带动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最终跨越现代化的最后艰难阶段。
通过对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发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诸多亚洲国家的社会结构随之发生重大转变，而当国家城市化率超过65%或70%时，会完成社会转型。根据亚洲经验，一方面，凡是那些城市化率超过了65%的国家和地区最终都跨过了现代化最后阶段的风险期，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而另一方面，当那些城市化率低于60%的国家遇到政治动荡时则陷入了剧烈的社会冲突，严重者则致使已有工业化成果损失殆尽，甚至沦为“失败国家”。因此，65%的城市化率成为我们观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测试指标。
我国正处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依照国际经验，我国能否最终成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65%以上的城市化率是重要测试指标。对于我国城市化率问题要结合本国情况进行认真研判。我国仍保有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户籍制度，这是研判中国城市化率时的重要特殊国情。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8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4%。中国口径的城市化率或城镇化率与国际通行的标准不同。我们认为，在中国应使用“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概念，以获得衡量城市化率问题在学术上的一致口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2035年这个时间节点的含义之一，就是届时中国的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应达到65%。因此，未来十五年的发展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中国东南沿海及这一地区的大城市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这可以视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第一波”。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存在所谓“共时态”和“历时态”问题，即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及水平在一定的历史区间和区域内呈现出一定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2017年春，我们的研究团队沿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进行了一次长距离徒步考察。在总里程三千余华里的实地考察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共时态”和“历时态”问题。我们发现，对中国的共时态认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形态中。而事实是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水平呈现出明显差异，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存在时间上的差异性。京杭大运河上的南运河、鲁运河迤逦千里，沿线以种植业为主的乡村地区俨然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风貌。出天津沿大运河一路走到江苏淮安，沿途所见村镇基本没有食宿条件与相应设施，村里无餐厅，乡镇无旅店，餐饮、住宿要到县城才能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村地区的商品率和货币化程度还比较低，也意味着中国仍然存在广大的半自然经济区域。然而，渡过长江到达杭嘉湖平原等地后，我们可以用“2035年的中国”来形容其发展水平，这里预示着中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未来。中国各区域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历时态特性，犹如一条“时光隧道”显示出中国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居于不同发展阶段之上。
发展不均衡性是认识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波”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和社会面貌的历史性改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固有的不平衡格局以及不同地区间的差距。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实际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是就整体而言的，中国东南沿海及各大中心城市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这些地区大多数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还处于相对滞后状态。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关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三角洲的人口情况，这三地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分别达到68.61%、63.22%、70.85%，而西部地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27%。这种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不平衡”造成和加剧的。
长期以来，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88年《中央要有权威》一文中提出“两个大局”的构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构想就是通过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为解决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问题作出了许多努力，最主要措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些措施对于改善当地经济社会状况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经过多年努力，虽然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自身有所发展和提升，但这些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却仍在扩大。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50.98万亿元、21.75万亿元、20.49万亿元和5.01万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广东一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就约等于西部云南、广西、内蒙古、贵州、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八个省（自治区）的总和。这说明中国区域发展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异。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说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认真深入地探讨和总结“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的成绩以及经验教训。
开发“瑷珲—腾冲线”：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自近代以来一直存在并被关注。1935年经济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地理学报》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瑷珲—腾冲线”概念，他利用自然环境而非政治区域为单位，科学测算出了当时中国的人口密度，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这条线也被称为“胡焕庸线”。中国东西部之间的人口地域分布差异很大，以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珲，1983年改称黑河）和云南省腾冲之间为两点划一条直线，在中国地图上大致呈45度斜线，以此为界，将全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这条空间上的虚拟界线就是著名的“瑷珲—腾冲线”。
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和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中国国情的显著特征之一。总体来看，“瑷珲—腾冲线”划分了东南部地区与西北部地区两大差异地带，这是一条集中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状态的经济地理分界线，更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历时态的分层线。“瑷珲—腾冲线”标示这种不均衡性的基本国情，即中国内部的地理、气候、资源、人口、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族的分界线刻画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和基本国情，并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国情以幅员、人口和自然资源及其分布为最基本内容，“瑷珲—腾冲线”堪称反映当代中国国情的“基本国情线”。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口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从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迅速崛起的工业化国家，但是“瑷珲—腾冲线”所反映的人口分布规律却依然没有改变。人口分布的差异产生出以人的活动为核心的数据差异，反映出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例如区域用电数据、运输物流数据、滴滴出行数据、腾讯QQ同时在线数据、夜间灯光数据均可标记中国这条人文地理分界线。
作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第一波”经济社会发展物质基础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长期以来在“瑷珲—腾冲线”东西两侧形成时空分布的倒置与错配。“瑷珲—腾冲线”以东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38.12%，以西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1.88%；“瑷珲—腾冲线”以东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0%左右，以西人口则仅有约10%左右。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居世界之首及世界前列的水能和煤炭资源分布极不均衡，集中分布在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绝大部分分布在“瑷珲—腾冲线”沿线或以西地区，远离东部地区中经济发达、资源集中消费的地区。尤其对于中国国民经济以及未来发展极为重要的水能资源的70%分布在西南三省市和西藏自治区，而煤炭资源总体呈现出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特点，煤炭产区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贵州、山东、安徽、河南等8个省（自治区），分布极不平衡。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的人口资源和消费市场主要集中于东部或沿海地区，即主要集中于“瑷珲-腾冲线”以东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和消费市场迅速成为中国拥有的两大经济社会资源。中国拥有包含14亿多人口的全球最大且最具潜力的统一市场，还有包含4亿人的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美元。但中国的经济功能区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国内需求潜力在不断释放，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增长。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408017.2亿元，消费市场和消费能力空前扩大，东部地区创造的GDP和消费总额占全国的一半（见表2），而西部地区却仅占20%左右。
与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幅员相比，“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比较落后。2019年“瑷珲—腾冲线”沿线26市（州、盟）的GDP总值为4849.97亿元，仅占全国GDP总值的4.77%；沿线26市（州、盟）的2019年公共预算收入为4050.76亿元，仅占当年全国公共预算收入的2.13%。
“瑷珲—腾冲线”两侧的人口与资源配置的失衡，造成了中国经济布局的严重不均衡性，是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基础性原因。胡焕庸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就构想出交集理论、网络节点理论、连横合纵理论等有助于区域协同发展的分析理论。正因为如此，从另一角度看，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要突破这一瓶颈，实现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带向“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地渗透和扩展，在“瑷珲—腾冲线”一带形成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二波”，并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向西部推进和延伸，进而构建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新格局。
“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具备了延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和资源，具备形成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第二波”的基础性、潜在条件。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针对解决沿海与内地贫富差距问题时指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瑷珲—腾冲线”北起我国东北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朝西南45度方向跨越全国版图至西南边境云南省腾冲市，绵延近3700公里，沿线经过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云南8省（自治区）的26个地级市（州、盟），幅员9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9.72%；沿线区域拥有耕地约1959.32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52%；沿线人口近7000万，占全国人口的4.99%。“瑷珲—腾冲线”沿线及以西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我国的水能、煤炭及森林资源集中于此。
“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蕴藏着巨大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从自然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说，相对于我国东南沿海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是未来我国工业化“第二波”和现代化发展的“新边疆”“前沿阵地”。“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既有必要又有条件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区域。
综上所述，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直面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不平衡”引发并加剧的“不充分”两大问题。“瑷珲—腾冲线”反映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倒置和错配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的一条“基本国情线”。“瑷珲—腾冲线”两侧人口与资源配置的倒置与错配，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瓶颈。“双循环”战略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促进国际循环，而国内大循环战略的实施，需要关注和重视“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的战略地位。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基本发展战略策略的选择与制定，离不开“瑷珲—腾冲线”所反映的基本条件与国情。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是中国未来工业化“第二波”和现代化发展的“新边疆”和“前沿阵地”。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张权、华北科技学院副教授丰俊功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 |《人民论坛》
原文标题 |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的思考——兼论开发“瑷珲—腾冲线”的战略意义
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原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讲席教授 房宁
新媒体编辑 | 程静静
原文责编 | 谢帅
美编 | 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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