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离婚的女人，有个儿子，他也离婚了，有个儿子和女儿，他离婚

可以起诉。
抚养权方面，要按照那一方的抚养对孩子成长有利原则，法院确定抚养权时会综合考虑孩子现在的生活状态、夫妻双方的工作收入及道德方面及孩子是否一直由一方父母在抚养等因素来判断。
2岁以下的小孩一般判给母亲抚养，10以上的孩子，要听取孩子的意见. 若有两个小孩，原则上是一人抚养一个小孩的
没有扶养孩子一方应支付抚养费，抚养费一般是一方收入的20-30％。抚养费包括生活费 、教育费、医疗费等。
探视权广义上泛指一方看望另一方的权利，婚姻法中规定的探视权具有特定的含义，是指基于血亲或拟制血亲关系的父母在婚姻关系解除后与未成年子女之间没有财产内容的一种探视、看望行为的权利。笔者对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01年以来探视权案件进行分析，就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探视权主动实现难。婚姻法仅笼统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但对行使探视权的方式和时间未加以明确规定，而是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法院判决。实践中，常常出现监护一方坚持不让对方探视，或双方对探视的方式、时间、地点和频率等无法达成一致，探视权往往难以主动实现的情况。

　　第二，探视权纠纷审理难。实践中，探视权纠纷案件的被告通常不积极到法院应诉，四处躲避甚至远走他乡，拒不签收相关法律文件，从而造成法官无从得知子女现实的生活、学习等隋况，难以确定最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科学合理的探视方式，从而增加了处理此类纠纷的难度。

　　第三，探视权纠纷执行难。一是执行标的确定难。探视权纠纷案件的执行内容是探视权及其行使方式，因执行标的具有抽象性，往往难以确定。二是执行措施实施难。探视权纠纷案件当事人的子女并非案件的执行对象或执行标的，因此不能对子女本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或代为履行等民诉法中规定的强制措施。三是执行协助义务界定难。实践中，对于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的其他亲属或相关机构，如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案件执行中阻挠行使探视权的，是否应作为被执行人不履行协助义务处理，尚有争论，难以采取一定措施保障探视权的执行。四是孩子拒绝接受探视。有时直接抚养孩子一方，对孩子进行错误的教育和引导，使孩子对不直接抚养的父或母感情淡漠或印象很坏，导致孩子拒绝接受探视。

　　二、存在的法律问题

　　第一，《婚姻法》第三十八条未明确规定子女享有探视权。探视权虽然以亲子女血缘关系为基础，但立法的本意应理解为是从子女利益出发而设立，而不只是为父或母之利益来设立探视权。

　　第二，《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行使探视权的是“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排除了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视。然而，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有三十年，一对夫妇一般只生一个孩子，祖父母、外祖父母看望孙子女是人之常情。如不赋予祖父母、外祖父母一定探视权，有违基本人情，也与我国传统家庭伦理及善良风情民俗相悖。

　　第三，《婚姻法》第三十八条限制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探视权之所以在实践中难以有效的实现，与对子女意志缺乏必要的尊重密切相关。

　　第四，《婚姻法》第三十八条中“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这里的另一方单指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指向面太窄。

　　三、立法角度的法律思考

　　（一）子女是应当成为探视权的主体。

　　现代亲权之设立，其目的已非当初家长对子女人身之控制权，而以子女利益为最优先考虑，亲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探视权的设立也不应当仅从父母之利益出发，而应当从子女利益出发，故探视权不仅为父或母之权利，更应为子女之权利。因为子女要求会见未直接抚养的父或母乃基于人伦血缘之上的固有权利，未成年子女思念父或母更甚于父母思念子女，其要求接触、交往之权利不能无故加以剥夺，也不因父母之间的离异而被阻碍。探视权制度最优先考虑的是未成年子女利益。处在无独立意识能力或限制意识能力阶段的未成年人，其权益的实现需要得到来自社会、家庭的协助，这种对协助的主张就是未成年人的权利，这种协助就是社会和家庭的义务。

　　（二）祖父母、外祖父母应纳入探视权主体范围。

　　首先，从立法上看，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存在的义务或权利是亲权的体现。《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对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作了相应规定。这种规定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对这些当事人血亲、亲情的肯定。既然祖父母、外祖父母在一定条件下有抚养孙子女、外孙子女的义务，为什么不能享有相应的探视权？ 其次，设立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探视权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亲情需求。中国传统上是宗法社会，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子女、外孙子女是直系血亲。尤其施行计划生育后，很多家庭都是几代单传，孙子女、外孙子女成为几个家庭共有的血脉延续（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自然也会成为共同的精神寄托。肯定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他们的探视权符合广大的伦理和亲情需求。

　　（三）探视权应当体现子女的意志。

　　赋予未成年子女参与制定探视协议的权利，应当考虑未成年子女行使权利的能力。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决小孩归父方或母方抚养时，如果小孩是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得征询子女的意见。同样，探视权的行使方式以及探视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得充分征询子女的意见。如果小孩是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也不得随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子女，而应当充分考虑子女自身的感受。笔者认为，探视权不能对子女强制执行，同时，赋予子女拒绝探视权是必要的，如果探视对子女利益不利或者探视明显违背子女意愿的，子女有权向法院申请中止父或母之探视权。

　　四、应明确“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中的“另一方”不仅指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还应包括对未成年人实际上履行监护或者看护职责的个人和单位。

　　对被探望的未成年子女实际履行看护义务是协助探望者行使探视权的前提和条件。离婚后的父或母在取得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后，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际与子女共同生活在一起，或是虽然与子女共同生活在一起，但由于失去了履行协助义务的能力，委托该未成年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其他亲朋好友或单位(如寄宿制幼儿园、学校)代为看护子女或代为履行协助另一方探望的义务，再或是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不具备监护条件，其他个人和单位依法取得了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在这些情况下，接受委托或依法取得监护权的个人和单位是探视权的协助义务主体。对于这一点，可以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和第三十二条“对拒不执行有关探望子女等判决和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的规定，是指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和单位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的规定中得到证实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