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亡，作者薄少君，赏析诗歌

女诗人商景兰，《东书堂合集》中著名的一首，是为以身殉国的丈夫写的《悼亡》：“君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 遗碑死后名。存亡随异路，贞白本相成。”将爱国之情与爱夫之情融为一体。商景兰，清初诗人，字媚生，明、清间会稽人。明吏部尚书商祚长女，祁彪佳妻。能书善画，德才兼备。
十六岁的商景兰嫁入了山阴祁家。其夫祁彪佳是著名藏书家祁承之子，一位在仕途上少年早达、在学术上精通文墨的风雅之士。这对少年夫妻在各方面都十分契合，自两人结合至乙酉（1645）彪佳自沉殉国，他们一共享受了25五年幸福的婚姻。这种琴瑟和谐的情形令后世的文人们羡慕不已，将两人喻为“金童玉女”。
清军很快南下，明朝的半壁江山也难以保全。身为女性的商景兰，对家庭的关心可谓与生俱来，所以当崇祯已自缢于北京，清兵对中原虎视眈眈，她屡次劝祁彪佳请辞，更倾向于夫妻俩归守家园，继续从前的美好生活。但清人以书币聘祁彪佳出仕为官，种种情势相逼之下，祁彪佳终于在1645年的闰六月初五日自沉于寓山住所梅花阁前的水池中。而商景兰美满的婚姻生活也就因此变故而突然中止。
祁彪佳之死与明朝的灭亡而至，商景兰深刻体会到了故国的沦丧与伴侣的死别的悲痛，常将这些感情诉诸笔端。像“千里河山一望中，无端烟霭幕长空”《苦雨》、“独倚栏杆何所怨，乾坤望处总悠悠”《中秋泛舟·其三》、“晓来无意整红妆，独倚危楼望故乡”《九曲寓中作》这样的诗句，所流露出的苍凉之感与故国情思令人动容。她写下了著名的《悼亡》诗：赞颂祁彪佳的坚贞不屈，是流芳百世的壮举。在第二首《悼亡》的开头，表露出失偶的悲凄。
在商景兰三十多年的寡居生活中，遭受了多次沉重打击：康熙六年壬寅（1662），三女德琼亡故；同年次子班孙因涉浙中通海案远放宁古塔；长子理孙因此事郁郁而亡；班孙三年后逃归，却削发为僧，最终于康熙十二年癸丑去世。惨剧与祸事接连发生，所以在1676年，晚年的商景兰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时，不由发出“未亡人不幸至此”《琴楼遗稿序》的感叹。
在生活中遭受了种种不幸，商景兰的文学创作活动却没有停止，在她的带动下，还形成盛极一时的女性家庭创作群体。据《静志居诗话》所载：（祁）公怀沙日，夫人年仅四十有二。教其二子理孙、班孙，三女德渊、德琼、德宦，及子妇张德蕙、朱德蓉。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经梅市者，望若十二瑶台焉。可见祁氏门中女性文学活动之兴盛，商景兰也颇以为乐。正是商景兰对于文学自觉的追求与引导，使得她和她的女媳们的文学才华得以提升，其声名也远播开来，为当时男性诗人所激赏，嘉兴“负诗名数十年”的黄媛介等闺秀才女也纷纷慕名造访，吟诗唱和，引为闺中知己。她们一家的诗歌活动，开创了清代闺阁中聚会联吟的风气。
在商景兰留存于世的诗词作品中，最为世人关注和称赏的是她的《悼亡》诗。这首诗屡屡被诗评家和史家们提及，成为商景兰诗歌的代表著作。
《悼亡》诗是商景兰悼念她为明王朝殉节的丈夫祁彪佳所写的诗歌，是两首五言律诗，这样写道：其一：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总相成。其二：凤凰何处散，琴断楚江声。自古悲荀息，於今吊屈平。皂囊百岁恨，青简一朝名。碧血终难化，长号拟堕城。
在中国古代，悼亡文化由来已久。但是“悼亡诗”自潘岳以来主要成为男性文人悼念亡妻的载体。历为世人所称道的悼亡诗有西晋时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元稹的《遣悲怀》、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贺铸的《鹧鸪天》等等。作品撼人心魄的力量来自细腻的情感，来自对往事缠绵的追怀，更来自封建时代男性对伴侣的难得的深沉忠贞。　　
所谓悼亡，古代专指纪念亡故的夫人或者如夫人而言，国在为古代妇女地位不如今日可与男子平等，且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在丈夫亡故之时，也多不过是哭上一回、撒几滴眼泪以示其悲情，少有用诗悼亡的。虽然古代才女也不少，用《悼亡》作诗题的，也只有明末才女商景兰追悼丈夫祁彪的《悼亡》诗作，可说是唯一的例外。
《诗经·唐风》中的《葛生》便是一位女子为悼念亡夫而作，为后世悼亡诗的源头。之后，曹魏时丁妻有《寡妇赋》，唐代裴羽仙有《哭夫二首》，明代女诗人薄少君有《悼亡诗》百首、商景兰有《悼亡》，均表现了对亡夫深切的思念和沉痛的哀悼之情。词作者中也不乏这样的情况。宋代女词人孙道绚30岁丧夫守寡，40岁时写悼亡词《醉思仙》，表达对亡夫的沉痛追怀和对自我华容渐衰的哀怜。“叹黄尘，久埋玉，断肠挥泪东风”，可谓一片至情。李清照中年丧夫，她后期的大量词作如“吹萧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孤雁儿》等，莫不弥漫着孀居的孤苦和对丈夫的思念。更有甚者，是为亡夫自残和殉情的女子。梁卫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夫亡，父母公婆劝其再嫁，她执意不从，截耳置盘中为誓，并写下《连理诗》、《孤燕诗》表达对丈夫矢志不渝的爱情。唐代名妓关盼盼受尚书张建封宠爱并纳为妾，尚书殁，盼盼独居并作《燕子楼三首》哀悼和自伤，白居易赠诗讥其不死，乃不食而卒。在她们的深悲里，不仅有真情的涌流，还有其在传统文化浸染中生成的对男性主人坚贞专一、至死不渝的节操。
在对男性的绝对尊从和依附下，古代妇女没有独立自我的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她们的文学活动多因婚恋爱情和家庭生活的不圆满而引起，所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相比男性创作，她们不重诗歌艺术的刻意经营，只求内心情感的真诚诉说和宣泄。市井钗鬟、才媛淑女、仕宦闺阁、娼妓道姑、嫔妃宫娥，虽然身份和处境不同，但同是作为男权统治下的女性，对主宰自己人生命运的男性的“思”与“怨”是她们共同的情感。它贯穿于各种文体、各种身份的女性创作，成为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最为普泛的存在形态。
学会用诗文寄托情感的女性文人也开始写作悼亡诗。由扫叶山房刊印的《闺秀词话》就指出“悼亡诗多名作，而妇人悼亡诗绝少”。自女性手笔，沿袭的却是和男性文人悼亡诗一路的手法，蕴伤感哀痛于别后的凄凉景况和往日生活的追惜中。
可商景兰却不这样写。在组诗《其一》中，八句句句都铿锵有力，四联对对都是斩钉截铁的相反。没有凄怆、没有缠绵，没有对往日生活的细腻回忆，没有对失去爱人后景况和心境的描摹，有的只是一个女性自我对存亡、对“君臣大义”、对“儿女人情”的体认和选择。在《其二》中，尽管作者用了凄美的意象，诸如失散的“凤凰”、断咽的“琴声”，更多的却是传统中正，带者历史气息的“青简、碧血”，以及“荀息和屈平”，感情依然是沉郁的、含而不露的。悼亡诗一向走的是婉约的脉路，那么，商景兰就是一反常规的“豪放派”。而这种反叛不是有意为之，是作为封建社会上流知识女性心曲的直接表达。可以想象，作为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商景兰在和其夫《遗言》诗时焉能没有激潮澎湃的感情在胸中涌荡，只是这种情感在诉诸笔端时经过了自身知识修养和理性的过滤，显得更为淡定罢了。
想要真正理解商夫人景兰的悼亡诗，须与祁公彪佳的遗言原诗联系起来，不妨赘录于此：遗言1：时世至此，论臣子大义，自应一死。凡较量于缓急轻重者，未免杂以私意耳。试观今日是谁家天下，尚可贪浪余生，况死生旦暮耳。贪旦暮之生，致名节扫地，何见之不广也。虽然，一死于十五年前，一死于十五年后，皆不失为赵氏忠臣。深心远识者，不在于沟渎自经。若余斫斫小儒，唯知守节而已。临终有暇，书此数言，系以一诗，质之有道。
运会厄阳九，君迁国破碎。颦鼓杂江涛，干戈遍海内。我生何不辰，聘书遒迫至。委质为人臣，之死谊无二。光复或有时，图功审机势。图功为其难，殉节为其易。我为其易者，聊尽洁身志。难者待后贤，忠义应不异。余家世簪缨，臣节皆罔替。幸不辱祖宗，岂为儿女计。含笑入九原，浩气留天地。
作为明王朝的臣子，在面临王朝大厦即将崩塌，祁公毅然决然选择了自沉于自家后花园的湖底，赢得了身后不朽的赞誉。由他士大夫的身份决定的，“余家世簪缨，臣节皆罔替。幸不辱祖宗，岂为儿女计。”道出了他心中的最强音。恰恰这两句成为商夫人回应的指向。在商夫人看来，“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作为女性，在以殉“节”而死的“贞节烈女”大量涌现的封建末期，商景兰以成熟的人生见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她看来，无论是君臣大节，还是儿女人情；无论是丈夫的死还是自己的生，都是一种“贞节”。到此，恩爱夫妻的价值观在这里得到了高度的同一，而商景兰诗歌开阖的语意结构也在收尾处得到了归并。
在祁公离世后，他作了一首《和祁世培<绝命词>》，后半截写道：“余曾细细想，一死诚不易。太上不辱身，其次不降志。十五年后死，迟早应不异。愿为田子春，臣节亦罔替。但得留发肤，家国总勿计。牵犊入徐无，别自有天地。”
商景兰选择不死，实在是因为不能为无益之死；她要完成妻子、母亲的社会角色赋予她的使命与职责，完成祁公对她“区处家事，训诲子孙，不堕祁氏一门”的嘱托。在她看来，“儿女人情”是支撑她活下来的理由，在晚年所写的《琴楼遗稿序》中，她也强调了这一点：“乙酉岁，中丞公殉节，余不敢从死，以儿女子皆幼也”。事实证明，商夫人确实完成了这个重大的使命——在她的支持下，儿子为反清复明抛头颅洒热血；在她的率领下，女儿儿媳以诗歌吟咏人生、寄托家国之痛······其实正如祁公所说“殉节为其易”。千磨万难，备受熟尝。商景兰在夫亡子难的境况中苦寒守节、吟咏人生；都向世人诉说死比生更加艰难，更加忍辱负重。无论是死是生；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上天降下的试金石”面前显示了“真情与真面”，显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选择生、以隐忍却坚强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一切苦难，或许更是宇宙间的大刚强与大智慧。
总之，商景兰的《悼亡》诗是对其夫祁彪佳《遗言》的回应，是一个贵族妇女对贞节的理解、对生命的承诺。《悼亡其一》中是一个独立、睿智的商景兰，《悼亡其二》里是一个含蓄、深情的商景兰——商景兰在其悼亡诗中向世人显示了她最真实也最傲人的风姿，她就象她最钟情的那轮天上的皓月，终夜皎洁，洒向人间都是情。《悼亡》诗是商景兰生命和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从这首诗创作后，她的生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诗歌内容和风格也有了转变。从精神价值和文学价值两个层面，我们看到了《悼亡》诗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