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而治与唐初贞观盛世
垂拱而治是指垂衣拱手,什么都不做就天下大治。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垂拱而治比无为而治更加积极生动形象,内涵上也不完全相同,还含有“四两拨千斤”之意。但垂拱而治的本质与黄老政治是一样的,都提倡“君无为而臣有为”。唐太宗曾谈其治国体会:“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尊老子为圣祖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尊老奉道的王朝。唐朝帝王对老子尊称有加,自称自己是老子的后裔,尊老子为圣祖,确定了道教为国教,并诏示天下,以抬高唐宗室的地位。唐高祖之后的几代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等都尊道抑制其他教派的发展(汪钱,1981)。高祖李渊尊老子为始祖。唐高祖武德年间,不仅为老子立庙,还规定三教次序以道为先。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极力推崇老子,他说过“老子为帝室先系”,下诏扩建老子生地故里太上老君庙。第三代高宗李治在历史上是对老子最为崇拜的,命王公百官及举子皆习《老子》。他曾亲临太清宫拜谒老子,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封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封老子之父为“先天太皇”,并下诏书改苦县为真源县,寓意为真理发源地。武则天称帝后并不逊色,尊老子母亲为“先天太后”,于载初元年下诏改真源县为仙源县,意为老子是得道成仙之人,而老子生地则为仙之源,以表明武氏比别的朝代更捍卫老子及其思想的至尊地位。唐玄宗是唐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45年,对老子及道教的尊崇达到了顶峰。唐玄宗说老子是“万教之祖,号日玄元,东训尼父,西化金仙”,把老子列在孔子和释迦牟尼之上,道教在儒、佛之上。唐玄宗不仅每晚对老子顶礼膜拜,还三次给老子封爵加号,拨款增修鹿邑老子生地庙宇。又下诏全国增建老子庙,并命各地铸老子像(严耀中,1991)。
唐玄宗两次注释《道德经》
唐玄宗尊《老子》[7] 为《道德真经》,令崇玄学的生徒学习。同时科举考试也把《道德真经》为科举策试的经典之一,建立“道举”制度。唐玄宗还下诏令玄学博士讲老子,令各州县推荐对《道德真经》有研究者,予以奖赏,以示鼓励。唐玄宗特别喜欢《道德经》,说《道德经》“其要在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唐玄宗还两度对《道德真经》进行注疏,并颁诏天下。唐玄宗首次注《道德经》时使用的是河上公本,这是当时官方普遍采用的本子,但唐玄宗对这个本子并不满意,认为其中没有反映出《道德经》的精义,于是重新加以注释。唐玄宗为《道德经》做注,这本《道德真经注》是第一个皇帝注本。开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颁发推崇《道德经》的诏书,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勒令习读使知旨要”。唐玄宗以行政手段推广《道德经》,这也是《道德经》一书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款待”。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又颁布全国,命各州县镌刻,供人诵读(刘韶军,1997)。
垂拱而治与贞观盛世
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唐玄宗在朝中“首置玄学博士”,每年都像科举中的明经科一样考试,推崇以老子《道德经》为宗首的道家学说。唐玄宗把《道德经》列入科举考试,并注释推广《道德经》,应该是务实之举,以提高治国水平。唐玄宗也曾说注疏《道德经》的宗旨是“取之于真,不崇其教,理国之要,可不然乎”。很少玄理的探讨,更少宗教性的词语,从务实主义出发,着重阐述的是治国理身的理论。
李唐一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成为国家政治基石。因此,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时,也大力倡导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术,注重德治,一边轻徭薄赋,一边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边地蛮夷都来归服的局面,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要轻徭薄赋。唐太宗曾在《贞观政要》中,如此叙述了他治国的深切体会:“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唐太宗还在诏令中曾说:“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百官“各当其任,则无为而治矣”。唐太宗甚至关心起老百姓的婚配问题,据《新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元年,“下令老百姓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者没有配偶的,由州县政府以礼为他们聘娶;因家庭贫困而没有经济能力婚配者,乡里的富人以及亲戚共同出资操办”。唐玄宗李隆基也竭力推崇道家思想,在其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中,他写道:“顺天之时,顺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则群臣辐凑,贤与不肖各尽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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