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和日本的最早战争

　　白江鏖兵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

　　白江，亦称白江村，系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

　　在我国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又都无力消灭对方，于是便向东西邻国寻求援助，先后分别于大唐和倭奴建立了外交关系。高句丽在秦汉时代是隶属于我汉朝的辽东地方政府，李唐有意将它收复，故它靠拢倭奴（注：即当时的日本）；新罗因与倭奴结怨，故和唐王朝亲近；百济与倭奴的关系较为密切，加之公元653年百济、倭奴“通好”以后，就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倭奴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局势。

　　655年，新罗王金春秋称高句丽与百济、靺鞨（注：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联兵侵入，乞求唐朝出兵援助。唐高宗在遣使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然而，唐朝此举未能奏效，支援高句丽的百济继续向新罗发起进攻。660年，新罗王再次向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10万余，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击百济。百济军屯守熊津口（今锦江之入海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10日，便灭亡了百济。唐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大将刘仁愿率兵留守。

　　唐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据周留城，抗击唐军。10月，福信遣使至倭奴，请迎立在倭奴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并向倭奴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倭奴之齐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的决定。12月天皇及太子中大兄等从内地的飞鸟京迁至沿海的难波城，并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部。661年1月，将战时指挥部迁至九州西岸，在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7月，齐明天皇驾崩，太子中大兄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8月，天智天皇任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组成了一支援助百济的远征军。至9月，遣将狄井槟榔，朴市田来津等率兵5000余人护送扶余丰返国即王位。

　　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和浮屠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故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府城之围遂解。4月，唐军44000人以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7月，唐军进至平攘，因久攻平攘不下，乃于次年2月撤军。是时，唐高宗诏令刘仁轨：“平攘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借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旧唐书．刘仁轨传》）可刘仁轨认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今平攘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不动也。”（《旧唐书．刘仁轨传》）于是他一面“飞表闻上，更请兵船”；一面镇兵伺机出击，先后攻拔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栅，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砚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而福信与扶余丰也果如刘仁轨所料，两人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之残余力量因此严重削弱。

　　663年6月，倭奴天智天皇令倭将毛野稚子等率27000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7000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认为：“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据，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遂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并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8月17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倭奴守军相继投降。周留告急，倭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周留城即建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倭奴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27日，倭奴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大唐水军7000余人，170艘战船；倭奴水兵万余，1000多艘战船。倭奴虽然在人、船数量上多于我方，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倭奴。对于这次战斗，中国的史书记载简略。在《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仅有“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的概括。倭奴史籍对此则有详细的记叙“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

　　由上可知，此战唐将刘仁轨首先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较量中，轻而易举地就使倭奴“不利而退”。接着在次日的战事中，又利用唐军之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倭奴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倭奴之战船400多艘，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而倭奴则是盲目冒进，8月27日刚至白江，就与严阵以待的唐军交战，被迫“不利而退”。次日竞“不观天象”，仅凭一股蛮勇，毫无秩序地向早以列成“坚阵”的唐军冲击，结果在“须臾之际”惨遭失败。倭将朴市田来津被格毙，百济王扶余丰逃之夭夭。

　　倭奴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7日率百济守军及倭援军向我天朝投降；倭奴之陆军闻此，也不寒而栗，“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遂于白江之战的幸存者一道，乘船滚回了倭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国的野心也随之破灭。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发动进攻日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于是日本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此改造日本。

　　唐日白江口水战始末，见参考资料。

在古代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双方曾发生过几次直接军事对抗。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今韩国西南部的锦江)海战，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交锋。正是这次战争，影响了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改变了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

战火缘起朝鲜半岛

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4世纪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罗，征服弁韩之地(今韩国庆尚南道)，设“日本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日本国土统一、国力增强，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鲜半岛。

公元594年，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600年向隋朝派遣使节。622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九十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中日激战白村江

661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八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九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五月，日本将军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五六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一战决定东亚格局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然而，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的战败，也加深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人民群众对沉重的战争负担深为不满，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在守旧势力的攻势下，天智天皇一方面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另一方面颁布法典，编制户籍，积极致力于内治，为奈良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白村江海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派遣过4次遣唐使。但史实证明，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4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他们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回顾历史，日本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会出现一种现象：在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失败———积极向对手学习———实现自身的重大飞跃。白村江战役后的古代日本，在吸收唐朝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很快发展成为东亚强国。近代日本同样是在欧美列强的炮舰下开放国门，不断西化，在极短时间内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掀起了学习美国的热潮，不到25年便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工业国。这种现象正是日本民族双重性格的体现。岛国的闭塞性、狭隘性和排他性使其落后、自卑，而靠近大陆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开放性、吸收性又使其能适应潮流、赶超先进、产生优越感。双重的性格、气质是力量的源泉，有时也会成为与其他民族对抗的根源。日本民族只有发扬积极的一面、克服消极的一面，才能保持发展活力，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历史上第一战

时间:唐高宗时期

作战情况:朝鲜半岛上的百济联络倭人共击与唐交好的新罗，唐军增援，在白江口一战大败日本水师，日军战船全军覆没.

结果:从此倭人对唐俯首，不断派遣遣唐使来学习。

中日激战白村江　　661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八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九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五月，日本将军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五六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一战决定东亚格局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 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 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然而，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战役后，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防范唐朝和新罗军队进 攻日本本土。　　白村江的战败，也加深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人民群众对沉重的战争负担深为不满，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在守旧势力的攻势下，天智天皇一方面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另一方面颁布法典，编制户籍，积极致力于内治，为奈良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白村江海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1 最早的中日战争：唐朝与日本的白村江之战
　日本是个岛国，由于地理资源的限制，他们要发展就要向大陆发展，但是东亚大陆自秦汉以来，就早已形成了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政治格局，日本要上大陆，就必须挑战中国，而中国要保证自已的地位，就必须战胜日本，一个伟大而文明的中华，一个强悍的日本，历史注定了他们在千百年来要成为对手，两者要和平相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中国强大，强大到足以打败日本，一个强大的中国足以压制日本人扩张的野心。除此之外，两者没有和平的可能，中国一旦不能制衡日本，他们就会向大陆用兵。这里我先介绍一下中日首次对战。　　在古代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双方曾发生过几次直接军事对抗。西元663年的白村江(今韩国西南部的锦江)海战，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交锋。正是这次战争，影响了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改变了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　　战火缘起朝鲜半岛西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4世纪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罗，征服弁韩之地(今韩国庆尚南道)，设“日本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日本国土统一、国力增强，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鲜半岛。　　西元594年，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600年向隋朝派遣使节。622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 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九十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中日激战白村江　　661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八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九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五月，日本将军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五六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一战决定东亚格局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 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 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然而，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战役后，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防范唐朝和新罗军队进 攻日本本土。　　白村江的战败，也加深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人民群众对沉重的战争负担深为不满，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在守旧势力的攻势下，天智天皇一方面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另一方面颁布法典，编制户籍，积极致力于内治，为奈良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白村江海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1.雪洗了近百年以来的民族耻辱，捍卫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企图在几个月灭亡中国。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全国军民奋起抵抗，流血牺牲，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粉碎了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迷梦，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要贡献，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提高了国际地位。

为此，英国、美国公开表示要废除其百年来在中国享有的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分别签订中美、中英新约，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这是我国国际平等地位之开始。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使中国收回了由于不平等条约而失去的主权，也收回了除香港、澳门以外大部分土地。被强割出50余年的台湾、澎湖列岛等地，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2.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要历史贡献。

中国人民最早举起反日本法西斯的义旗，并最先开创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单独和日本侵略者作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开始参加对日本法西斯作战。东方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两个战场，即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太平洋战场以海军为主。中国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三分之二以上、海军三分之一的总兵力，消耗了绝大部分日本精锐部队，因此，中国战场始终是对抗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20多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击落击毁敌机1226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起了决定作用。英美盟军陆军，没有直接到中国战场参与对日作战，相反，中国远征军却以10－20余师先后入缅，参加印缅战区，对日本南下军和缅甸方面军作战。缅北、滇西反攻胜利，歼灭和消耗了侵缅日军的重要力量，使日军的印缅战线开始崩溃，为收复全缅甸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盟军在印缅战区和太平洋地区作战。

3.大大提高了国际地位，是四大强国之一，是联合国倡议国之一，五个常务理事国之一。

1942年1月1日，中国、美国、苏联，英国等26个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了反法西斯侵略的《26国联合国宣言》，这标志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中国是四个领衔签字国之一。宣言发表是一个标志和起点，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国家中四强地位由此确立。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客观现实及其发展趋势。抗日战争实践证明，中国已由抗战初的弱国转化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强国。

1943年10月，中苏美英在莫斯科签订《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建议在战后应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1944年8月至9月，中苏美英建议该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中国是建立联合国的发起和参与国之一，是五个常务理事国之一。1945年4月25日至6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宪章规定，联合国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发展国际间友好合作。遵守的基本原则是：各国主权平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不得侵犯他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并不得干涉他国内政。中国代表团代表首先在《联合国宪章》上庄严签字。

4.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的长期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将中国拉回到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去；第二个前途，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为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分子代表人物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7页）国民党拒绝这个建议，凭借美国的援助，发动反人民内战。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所形成的四个有利条件，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建立新中国。

5.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空前发扬，提升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在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14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形成的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团结、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空前发扬、丰富和发展，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民族团结空前紧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内战多年的国共两党摒弃前嫌，于1937年9月正式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建立一个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在民族团结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下，中华儿女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少，万众一心，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它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

6.为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树立了光辉榜样，极大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

法西斯国家覆灭，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的削弱，为民族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为被压迫民族提供一个弱国战胜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极大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

战后，亚洲首先兴起民族解放运动。在朝鲜，金日成命令战斗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民军转入全面反攻，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解放了朝鲜。美军于1945年9月8日在仁川登陆，霸占南朝鲜，造成战后朝鲜长期分裂。

此外，缅甸、越南、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相继独立。可以说，亚洲许多国家获得民族独立的根本原因是本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对它们起着促进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