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世197首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王勃集序》)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1] [20]
张九龄七岁知属文,有文名,张说称他“后出词人之冠”。有诗《感遇》12首,名列《唐诗三百首》第一首,和陈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并论,其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联,更是他高洁情操的写照。另外,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情致深婉,如:《望月怀远》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唱绝千古。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20-21]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
张九龄石刻像
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之一)之类的句子。[20]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20]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这些诗篇受楚辞的影响较多,但情辞委婉,在古典传统上,可以说是兼有“风”、“骚”的情韵。[20]
张九龄夙好山水清赏,喜表现风清月朗的江山与孤高清莹的襟怀的契合。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这就使他的一些写景诗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极貌写物、工于形似的表现手法,而在主客观的交融中大力加强抒情意味。[20]
他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西江夜行》、《望月怀远》。这些诗中所展现的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诗薮》)又说“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同上),认为他下开孟浩然、王维等一路的诗风。这是十分中肯的。[20]
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写出了不少留存后世的名诗,并对岭南诗派的开创起了启迪作用。九龄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诗意超逸,其《感遇》、《望月怀远》等更为千古传颂之诗。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张九龄的诗早年词采清丽,情致深婉,为诗坛前辈张说所激赏。被贬后风格转趋朴素遒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