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新时期文学来说，肇始于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的意义是深远的。首先，它把人类对自己的形而上思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逼近黑格尔所说的“高远的旨趣”。比如残雪的《苍老的浮云》对人的生存环境的质疑，叶兆言的《五月的黄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拷问，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对人的情感的解构等。其次，先锋小说对历史偶然性与随意性的大胆揭示在我们这些笃信本质论的人们眼前打开了一扇迥异的奇幻之门。先锋小说家执意要做的就是把历史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还原为一种原初状态，他们认定没有人看见历史，就如同没有人看见草是怎样生长的一样。
“人与历史”的主题建构在为先锋小说提供充分表演的张力场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悖论。一方面，人们生活在历史中，历史活在人们的记忆中，生活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记忆更是如此，谁能保证“我爷爷”、“我奶奶”、“我”的叙述没有夹杂进个人的偏好和私见？谁来辨别记忆的真伪？人的终极悲剧固然不可避免，等待“戈多”杳无音信，可总得有人来为奔忙中的人们开具生活的处方？
进入90年代，有关先锋话题的“伪先锋”、“伪现代派”的指责已经远去，当年先锋小说奋力实验过的东西，今天已经成为正常，许多当年令人惊奇的作品，读起来也缺少了几许冲动。阅读心态的渐趋成熟和理性认识的增强，使我们能够客观冷静地审视“先锋文学”现象。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批评中提到的“先锋小说”，是一个有着很强的时间范围的概念，大体是指1985年前后至1990年间中国文坛涌现的一批对当时的文学主潮、写作规范、创作体制等构成某种反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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