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简介
三国是继东汉而出现的时代称号，由于魏、蜀、吴三个国家鼎立而得名。三国始与公元220年魏国代汉，终于公元265年晋代魏。但史家往往以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离开洛阳为三国上限，以公元280年晋灭吴为三国下限。
三国局面的形成
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刘辩继立为少帝。执政的何太后兄何进联络西园八校尉之一的袁绍，杀统领八校尉兵的宦官蹇硕。袁绍、何进等密谋尽杀宦官，并召并州牧董卓入洛阳为援。当宦官杀何进，而袁绍又尽杀宦官之时，董卓率兵入洛阳，尽揽朝政。他废黜少帝，另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董卓的专横激起了东汉朝臣和地方牧守的反对，酿成大规规模的内战。
董卓入洛后，袁绍出奔冀州，东郡太守桥瑁假东汉三公名义，要求州郡兴兵讨伐董卓，关东州郡纷纷响应。他们分屯要害，推袁绍为盟主，相机进攻董卓。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避关东兵锋，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关东联军本是乌合之众，彼此欺诈并吞，不久就分崩离析了。初平三年长安兵变，董卓被杀，关中混乱不已。
经过激烈的混战以后，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时，全国形成许多割据区域：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二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公孙度占据辽东，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扬州的江东部分，士燮占据交州。此外，张鲁以道教的组织形式保据汉中地区，置祭酒以治民。在这些割据者中，势力最强也最活跃的是袁绍和曹操。
董卓入洛后，曹操逃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聚兵反抗，成为关东联军的一支。他在济北（今山东长清南）诱降黄巾军三十万众，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又陆续收纳一些豪强地主武装。建安元年，他把汉献帝迁到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取得了挟天子以令不臣之势；又屯田积谷，以蓄军资。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两军进行官渡之战，曹操以弱胜强，全歼袁军主力；又利用袁绍二子的矛盾攻占袁氏的邺城，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州之地，统一了中原地区。建安十二年，曹军出卢龙塞（今河北遵化西北），打败侵扰北方的乌桓。
建安十三年，曹军南下，攻占刘表之子刘琮所据的荆州。依托于荆州的刘备向南奔逃。江东的鲁肃受孙权之命与刘备会晤，商讨对策，诸葛亮又受刘备之命，于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与孙权结盟，共抗曹军。孙、刘联军以少胜多，大败曹军水师于赤壁（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迫使曹军退回中原。这就是促使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曹操北归以后，用兵于关中、陇西，把统一范围扩及整个北方。
建安十六年，刘备率部进入益州，逐步占据了原来刘璋（刘焉之子）的地盘。二十四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得汉中，据守荆州的关羽也向曹军发起进攻，但是孙权遣军袭杀关羽，占领荆州大部，隔三峡与刘备军相持。
汉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死；十月，子曹丕称帝（即魏文帝曹丕），国号魏，都洛阳，建元黄初。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即汉昭烈帝刘备），国号汉，世称蜀，又称蜀汉，建元章武。孙权于公元221年接受魏国封号，在武昌称吴王。公元222年，蜀军出峡与吴军相持于夷陵（今湖北宜都境），猇亭一战，被吴将陆逊击败，退回蜀中。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即吴大帝孙权），后迁都建业（见建康），建立吴国。猇亭之战以后不久，蜀、吴恢复结盟关系，共抗曹魏。南北之间虽然还常有战事发生，有时规模还比较大，但是总的说来，力量大体平衡，鼎足之势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
三国疆域，大体魏得北方，蜀得西南地区，吴得东南地区。魏国置司、豫、兖、青、徐、凉、雍、冀、幽、并、荆、扬等州。其中凉州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幽州地境达于辽东；南部诸州大致依秦岭、淮河分别与蜀、吴相接。蜀置益州，自秦岭至于南中（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因在巴、蜀之南，故名）。吴有扬、荆、交三州。三国户口，魏有户六十六万余，口四百四十余万；蜀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吏四万，兵十万余；吴有户五十二万余，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余，兵二十三万。
魏
汉未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站在这个阶层一边。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不具备战胜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割据者的政治优势。曹操杀戮讥议自己的名士边让，引起兖州士大夫的激烈反抗，其势力几乎覆没。东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实力和影响远胜曹操，在讨曹檄文中曾辱骂曹操是“赘阉遗丑”。官渡之战时，曹操的文武官员多与袁绍通谋。曹操为了战胜强大的对手，不得不度外用人，即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网罗有能力的人才。后来他一再“唯才是举”的教令，拔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曹操选官的真正准则并不是“唯才是举”，而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曹操不但不曾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在其帷幄中有许多名士。官渡战前，徐州混乱，他曾派出名士陈群、何夔等人出宰诸县，以图稳定局势。曹操得邺城后，立即辟用袁绍原来辖区内的名士；破荆州，也尽力搜罗本地的和北方逃来的士人。曹燥越到晚年，越是以慎德为念。
曹操死后数月，曹丕在尚未代汉称帝之时，采纳了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选择贤而有识鉴的员，兼任其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他同籍而流散在外的士人，评列为九品，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这就是九品中正制。魏国齐王芳时，又增设州中正。九品中正制初行时，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未年名士臧否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有利于政权的稳定。但在士族阶层发展和易代纷纭的岁月中，此制并不能长久地超然于士族势力和政局之外而坚持其既定准则，西晋时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为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
为保持固定的兵源，曹魏建立了士家制。士家有特别的户籍，男丁世代当兵或服特定的徭役。士家身份低于平民，士逃亡，妻子没官为奴。冀州士家有十万户以上。曹操势力得以不断壮大，经济上主要得力于屯田。曹操建安元年破汝南、颍川黄巾，夺得大批劳动人手和耕牛农具，在许昌附近开辟屯田区。接着，许多郡国都置田官，招募流亡者屯田。屯田区一般都在易垦或冲要地点，自成系统，不属郡县。屯田民是国家佃客，以四六分（用官牛的）或对分（不用官牛的）向国家缴纳地租，但不负担另外的徭役。一部分屯田用军士屯垦，称为军屯。屯田者的生产有政府保障，其劳动生产率比郡县的自耕农民高，在短期内屯田即能保证军粮的需要。齐王芳时，由寿春到洛阳一线，军士屯田取得很大的成果（见曹魏屯田）。
曹操进驻冀州后颁行租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每亩土地征收田租谷四升。每户征收户调绢二匹、绵二斤。户调取代汉代沉重的人头税，对农民有好处，也有利于大族豪强庇荫佃客。曹操命令加重对豪强兼并行为的惩罚，但大族豪强兼并事实上难以阻止。
随着北方的统一和屯田制、租调制的施行，北方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生产逐渐恢复。政府修整道路，兴建水利，便利了交通和槽运。恢复的冶铁业中，利用水力鼓风冶铸的水排得到推广，丝织业也兴盛起来。商品交换渐有起色，魏明帝时重新颁用钱币。洛阳、邺城都日趋繁华。魏国与日本境内的邪马台国保持着较频繁的交往。西域诸国也有使臣和商人往来。
文化方面，文学、哲学和科学技术都有重要成就。曹操、曹丕、曹植父子都是著名诗人；还有以王粲、陈琳为代表的所谓建安七子。三曹和建安七子在诗歌创作上形成“建安风骨”，留下许多名篇。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蔡琰（文姬）有《悲愤诗》传世，著名的乐府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创作于建安时。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的产生，是哲学思想的突出成就。后世称为“医圣”的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后人析为《伤寒论》及《金匾要略》二书），奠定了中国医学体系的基础。华佗则精于外科手术、首创用麻沸散作手术麻醉剂。数学家刘徽在圆周率计算上有重大贡献。马钧在机械上有多种发明，包括提水工具翻车。在宗教方面，道教由于黄巾起义和张鲁保据的失败，略有沉寂，佛教则继续流传。洛阳有佛寺，西域僧人前来传法译经。颍川人朱士行远赴于阗求经，是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
魏国建立不久，政权开始腐败。齐王芳在位时发生了辅政的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的权力之争。曹爽重用名士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谥等人，改易朝典，排斥司马懿。司马氏是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司马懿本人又富于谋略，屡有军功。景初二年（公元238年），他率军平定公孙渊，使辽东归入魏国版图。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又乘曹爽奉齐王芳出洛阳城谒高平陵的机会发动政变，逼迫曹爽屈服，并处死曹爽及其党羽，独揽朝政，史称高平陵事件。后来，司马懿及子司马师、司马昭陆续压平了起自淮南的王凌（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毋丘俭（正元二年，公元255年）、诸葛诞（甘露二年，公元257年）的军事叛乱和其他朝臣的反抗，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对司马氏持消极反抗态度，其中的嵇康被司马氏以非毁名教和欲助毋丘俭为乱之罪名杀害。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魏和西晋初都陆续归服于司马氏。
当反抗力量都被消灭以后，司马氏乘时立功，于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出兵灭蜀。两年后，司马炎以接受禅让为名，代魏为晋。魏国历五帝，共四十六年。
蜀
董卓入洛的前一年（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汉宗室刘焉出任益州牧。焉死，子璋继任。刘焉、刘璋相继压平了益州豪强的反抗。建安十六年刘璋邀请暂驻荆州的刘备入蜀，使击保据汉中的张鲁。建安十九年，刘备占据益州；二十四年进驻汉中，自称汉中王。是年，留守荆州的关羽被孙权军袭杀。刘备于公元221年称帝后，为争夺已失的荆州，于次年出峡，与吴军进行了夷陵之战，败退入蜀，病死。其子刘禅继立。
刘备在新野时，邀约客居隆中的诸葛亮为辅佐。诸葛亮看清了北有曹操，东有孙权，荆州不可持久的形势，从战略上促成刘备进入益州，以图自保。刘备死，诸葛亮辅刘禅。小国弱民，处境困难。今川西和云、贵的一些少数民族，当时统称西南夷，接连发生叛乱。益州郡（今云南晋宁东）豪强雍闿执太守，求附于吴。牂柯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元都响应雍闿，南中地区动乱扩大。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大军分为三路，诸葛亮军西平越嶲，马忠军东平牂柯，然后他们与中路李恢所部共指益州郡。此时孟获已代雍闿据郡。诸葛亮败孟获，并按出军时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对孟获七纵七擒，终于使孟获归心，南中平定。诸葛亮把夷人渠帅移置成都为官，把南中青羌编为军队，并允许大姓招引夷人作部曲；以南中的牛马特产充实蜀国军资。西南夷人地区的闭塞状态，从此有所改变。
南中战争结束，蜀吴结盟也取得圆满成果。诸葛亮于建兴五年率军进驻汉中，同魏国展开争夺关陇的激战。诸葛亮在益州疲惫情况下急于求战，一方面力图以北伐来巩固自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正统地位；一方面则以攻为守，借以图存。建兴六年，诸葛亮命赵云据箕谷（今陕西褒城北）以为疑兵，自己率主力取西北方向进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前锋马谡在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败阵，蜀军撤回。以后三年，诸葛亮又屡次出兵，都由于军粮不济，没有成果。建兴十二年再次北伐，进军至渭水南面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病死军中，蜀军撤回，北伐停顿。
诸葛亮死后，蜀国以蒋碗、费祎、董允等人相继为相，因循守成而已。景耀元年（公元258年）以后，宦官擅权，政治腐败。大将军姜维北伐，劳而无功。景耀六年，魏军三路攻蜀，姜维在剑阁抗拒魏钟会大军，而魏邓艾则轻军出阴平（今甘肃文县西）险道南下，于这年冬灭蜀。蜀国历二帝，共四十三年。
吴
汉未黄中起义时，孙坚随会稽朱儁到中原镇压黄巾，以后又转战于凉州和荆州江南诸郡。董卓之乱时，孙坚参加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隶属于袁术，在淮南活动，孙坚死，子孙策统领部众，约于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开始向江东发展。他得到周瑜等人的助力，驱逐暂驻曲阿的扬州刺史刘繇，逼降会稽太守王朗。建安元年献帝都许以后，孙策拒袁术而联曹操，受封为吴侯。建安四年，孙策击破袁术庐江太守刘勋，吞并其部曲，并取得豫章郡地。建安五年孙策死，策弟孙权统众。建安十三年孙权由吴徒治京城（今江苏镇江）。筹划赤壁之战，势力达于荆州；十五年招附保据岭南的士夑兄弟，取得东南半壁。建安十六年孙权徒治秣陵，次年，改秣陵为建业。建安二十四年孙权破关羽，占有荆州全境。三年以后（公元222年）又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限制了蜀国出峡发展的可能。孙权尚存的困难，一是对付山越的不宁，一是在淮南巢湖地区抗拒曹魏的压力。
散布在东南州郡山区的山越人，阻险割据，甚至北联曹魏，反对孙权势力向南方内地扩张。孙权与山越进行过多次战争，屡获胜利，嘉禾三年（公元234年）诸葛格率军进攻丹阳山越，经三年围困，山越十万人出山投降，其中四万丁壮补兵，余下的成为编户。孙吴统治的几十年中，山越人大体与汉人趋于融合。东晋南朝史籍中，关于山越的记载只偶尔一见。
孙权主要的军事活动在淮南。赤壁战后，曹操军屡攻合肥地区，双方互有胜负。江北居民多渡江，濒江数郡成为空虚地带。诸葛亮死，魏蜀战争停止后，魏国加强了在淮南对吴国的进攻。吴军除沿江设督驻军、遍置烽燧以外，还在巢湖南口筑濡须坞，严密防守。魏军水师有限，进攻难于奏效，所以魏吴相持有年。
孙权统治时，江东经济有显著发展。北人南来，山越出居平地，劳动力增多。长江两岸地区都设有屯田区，其中毗陵屯田区（今江苏常州、镇江、无锡一带）最大。会稽郡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历代陆续修成的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在孙吴时发挥了通航效益。江南运河云阳至京口（今江苏丹阳至镇江）一段流经山间，不便通航，吴未得到修整。云阳以西开辟破冈渎，使秦淮河和江南运河联通，为三吴至建业的便捷水道。丝织业开始在江南兴起，但织造技术还不高，所以蜀锦成为重要的输入物资。铜铁冶铸继承东汉规模而有发展规律，青瓷业也在东汉釉陶制造基础上走向成熟。由于河海交通的需要，造船业很兴旺，海船经常北航辽东，南通南海诸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万人船队到达夷洲，即今台湾省，这是大陆与台湾联系的最早记录，吴国使臣朱应、康泰泛海至林邑（在今越南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境）诸国。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达建业。
经济的发展，与外界交往的增加，促进了攻江南文化的提高，出现了一批知名的经学家和文史之士，如虞翻、陆绩、韦昭。佛教开始在江南传播，居士支谦从洛阳南来，世居天竺的西域僧康僧会稍晚从交趾北上。他们在建康译经传法，影响颇大。道教在南方民间继续流传。
孙吴诸将以私兵随孙氏征战，孙吴屡以国家佃客赐给功臣，功臣往往拥有多至于数县的俸邑，因而逐渐形成吴国武将世袭领兵的制度。同时，江南也出现了象吴郡的顾、陆、朱、张那样的占有大量土地和童仆，而且各有门风，世居高位的大族。他们和世袭领兵的武将同是孙吴政权的主要支柱。
孙权死（公元252年）后吴国日趋衰弱，而魏国则在司马氏消灭淮南地区三次军事叛乱后日趋强大。由于司马氏以先灭蜀后取吴作为国策，而在灭蜀（公元263年）、代魏（公元265年）后又忙于新朝定制，吴国政权暂得延续。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羊祜命王浚在益州筹建水师，并预定攻吴的军事方略。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冬，晋军出兵自长江以北、江陵至建业之间五道攻吴，而以益州水师为奇兵出峡顺流，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月攻下建业，吴帝孙皓降，吴国亡。吴国历四帝，共五十二年。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后出现的全国分裂局面，经过魏、蜀、吴三个区域的局部统一和相持后，至此又归于全国的统一。
参考书目：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北京，1959年版。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59—78卷，中华书局，北京，1956年版。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1—2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本站略有改动。
三国都城
1、曹魏邺城
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破袁绍以后营建的邺城的遗址，在今河北临漳县城西南17.5公里。由于漳河历年泛滥，地面遗迹已极稀少，著名的铜雀三台尚存二台残迹，城垣已荡然无存。
邺城东西3.5公里，南北2.5公里，城内以一条东西横街将城划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地势较高，其中部建宫和衙署，西部置苑，西北城隅高耸着冰，铜雀台、金虎台，是为军事需要而建的了望制高点。南区主要是居民区，有长寿、吉阳、永平、思忠四里，其中安置了当时强制集中的各地劳动人民和投奔曹操的强宗巨豪，以及他们的部曲。
邺城在我国都城史具有借时代意义，它将宫苑集中于城区北部，居民区放在城区南部，为以后历代都城所继承，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城市布局。邺城西北设置三台，魏晋洛阳城也仿此在西北隅设置金庸城。
2、曹魏洛阳城
曹魏洛阳城在今洛阳市东15公里处，由曹丕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在东汉洛阳城基础上修建而城。南北成长方形，东、西、北三面城垣各有几处曲折，保存状况较好，南城垣因洛河北移被毁，西城垣残长4290、宽约20米，北垣全长3700，宽约25-30米，东垣残长3895，宽约14米。南垣长度以东西垣的间距计算约2460米，城垣周长约14345米。
西、北、东垣共计城门12座，其中西垣3座。从南到北依次为广阳门、西明门、闾阖门；北垣二座，从西至东依次为大夏门、广莫门；东垣3座。从北至南依次为建春门，东阳门、清明门；据文献记载，南垣应有4门，自东至西依次为开阳门、平昌门、宣阳门、津阳门。
城西北隅仿邺城三台建金庸城，为军事防御设施。洛阳城仿邺城的设计，将宫城集中于城内中部以北，将官署、居民区置于城区南部。城南设立国学、明堂、灵台、此灵台为东汉时所建，魏晋沿用，汉晋灵台遗址是我国发现的最早一座天文观测台遗迹，距今已有1900多年。
3、孙吴武昌城
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孙权始都武昌，在今湖北鄂城县以东一带。俗称吴王城。城略作方形，边长0.75公里，南壁和东壁的南段保存较好，城基宽十余米，残存最高处达4米。城内北部原似建有子城，为孙吴武昌宫所在。城西有郭城遗迹。再西为武昌的港口樊口。城南发现有古代冶铁遗址。武昌城北枕大江，西屏西山，南阻樊山和洋澜湖，东南隅有凤凰台高地，形势险要，又有良港、铁冶，是控制长江中游的一个军事重镇。
4、孙吴建业城
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迁都建业，遗址在今南京玄武湖南岸。文献记载“建业都城周二十里十九步”（《建实录》卷2）。孙吴建业城址现已消失。
1、洛阳魏正始八年墓
出于洛阳涧西，该墓县有前后两室，前室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小耳室。墓室全长近8米，前面还有1.62米的砖甬道和长25.5米的斜坡状土墓道。由于早年被盗，后室遭到较大的破坏，棺椁无存。但在前室和其两侧的耳室中尚保存了一些遗物。前室平面呈方形，在室内后部中央原陈放有一座帷帐，现只存有五件铁质的帐钩。其中一件上带有“正始八年八月”纪年铭文。可知造于公元274年。在帷帐附近放置的随葬器物仅存玉杯、博山炉等数件。左耳室内有陶俑、陶磨、陶井、猪圈以及家畜模型等，当是模拟庖厨。右耳室出土了七件带盖陶罐，或许是模拟仓房。从墓葬的结构和随葬器物看，当时还较多地承继着东汉晚期砖墓的传统，并且流于中原和南方广大地区。
2、武昌、南京的东吴墓
自50年代中期以来，在单室（今鄂城，武昌、南京地区）单室发现了一些东吴时期的墓葬。在南昌、浙江等地也有发现。
从墓葬形制来看，约略可以分为多室墓和单室墓两类。多室墓一般分为前后两室，其间以通道相联，前室平面近方形，左右两侧各设一耳室，在墓门前后有较短的甬道，前接长斜坡墓道。后室较大，平面呈长方形，券顶。如武昌任家湾的黄武六年（公元227年）墓，莲溪寺的永安五年（262年）墓、鄂城的孙将军墓、江西南昌的高荣墓等就是这样的形制。现以武昌任家湾黄武六年墓为例介绍如下：棺木放置在后室，棺底铺铜钱，名刺木简及银钗等服饰用具出于棺内，大约是墓主人随葬携带之物。铅券压在棺下。在后室四隅均堆放铜钱，全墓共出铜钱达3600余枚之多。在墓室左后隅还放置一件青瓷虎子，及9件小碗。前室内放有铅耳杯和盘、铜洗。漆盂、陶炉等器皿，还有铁矛和铁剑等兵器。右耳室放置各型陶罐和釉陶罐，似象征储屋的仓房。左耳室放置有陶灶模型等器，似象征庖厨。早期东吴墓从形制和随葬器物等方面看，都还仿效中原曹魏墓，后期墓出青瓷器较多，显出地方特色。
单室墓多是只有长方形券顶穹窿顶的砖室，有的前面连有较短的甬道。出土器物也较少，多为陶瓷日用器皿。此类墓主人身分较低。
3、成都蜀汉墓
墓葬形制有具前、中、后三室的。也有具前、后两室的。数量多的是单室墓。随葬品有陶釜、甑、罐、灶、井、家禽畜和俑等。上沿汉制而制作粗糙。
1、长沙走马楼简牍
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发现大量吴简。仅一种长50厘米左右的大木简，完好或基本完好的就有2000枚以上；已经清理出来的木牍和签牌约数十块，竹简约数万片，这批简牍至少有150万字左右的内容，大大地超过了《三国志》的总字数，这批简牍主要是经济类文书，因此为研究孙权时代吴国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批简牍对于研究写孙吴时期的长沙地区历史地理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简牍本身为研究吴国简册制度提供了全新材料。
2、铜镜
三国曹魏铜镜多沿汉制，流行柿蒂莲弧镜和简化的规矩镜。日本本州岛不发现了曹魏制造的三角缘神兽镜达200件以上。这些铜镜是由曹魏手工方式徐州等地民间工匠制作的，有的是专为出口而生产的。如铜镜铭文有：“镜陈氏作…君宜高官到海东，保子宜孙”，“吾作明竟（镜）真大好，浮由（游）天下口四海，用青铜，到海东。”
孙吴的铜镜铸造中心在绍兴，当时出现很多镜匠师，如郑、卜、鲍、陈、朱、徐、唐、张、任等姓，其中鲍、陈两姓作品尤多，这些匠师多是民间手工业者，所铸镜背纹饰以汉末浒的半圆方形带神兽镜，但出现了简化半圆方形带和神仙形象的趋势。
3、孙吴瓷器
孙吴青瓷器制造中心在浙江绍兴、上虞一带。绍兴附近许多吴墓都出有青瓷器的匠师，青瓷烧造已经专业化。江浙地区青瓷手工业的发展，促使了长江下游广大地区生活用具方面的改进；瓷器逐渐代替陶器；并且银块传列长江中游等地区，如武昌任家湾黄武六年墓所青瓷碗和虎子等就是从江浙传来的，使长江中游等地区生活用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南京中华门外吴墓出土的青瓷釉下彩盘口壶，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釉下彩。这样美丽的盘口壶，将我国釉下彩出现于唐代的历史了六百年左右。
4、东吴漆器
1984年6月在安徽马鞍山市发现东吴朱然墓中前后室内各旋转漆棺一副，后室棺较大，推测为朱然的葬具，前室棺内死者可能是其妻，该墓随葬品总计一百四十多件，其中漆器量最多，共约80件。有案、盘、羽觞、桶、壶、奁、盒、匕、勺、凭几、扇、梳等，有木船、篾胎、皮胎等，尤其有彩绘漆器的大量出土。特别是其中一种犀皮黄口羽觞，将犀皮漆工艺的出现年代提早了六百年左右。
5、三国货币
在陕西汉中勉县老道寺蜀墓出土文物中，发现一枚“传形五铢”币。该币为外圆内方形，径为2.2厘米，厚一毫米，孔径0.9厘米，钱无廓，其外形似东汉晚期的“剪轮五铢”。
6、三国兵器
a、扎马钉：在陕西汉中勉县的汉江河与定军山武侯坪一带，经常出土有铜、铁箭镞和扎马钉、铁刀等兵器文物。扎马钉是古代军事战争中的一种暗器，状若荆剌，故学名蒺藜，有铜、铁两种。扎马钉有四个锋锐的尖瓜，其尖呈三角锥形，亦有圆锥形，尖瓜间每个夹角一百三十度，大的重约十五克，尖长2.7至3厘米，小的重8克，尖长1.5厘米。在战争中，扎马钉多撒在战地，险径，用以剌伤敌马匹和士卒，所以俗称扎马钉。
b、魏弩机：在陕西汉中勉县出土文物中，发现有一件魏弩机，该机完整无损，重三市斤。在箭厢上面的右边尾部，阴刻有三行文字，一半已剥蚀难识。文曰：“黄初七年六月一日□□□监作吏箫诗已□□□师张倌耳师造□”。在箭厢右侧，阴刻有“才廿二”三字。这说明这个弩机是在某作部临作吏萧诗已和某技师张倌耳的监作下铸造的，而“箫诗已”特别是“张倌耳”在当时魏国铸造兵器上比较有名。这件“黄初七年”弩机在勉县出土，很可能是诸葛亮北伐期间缴获魏国的战利品。
三国应该是东汗末年，有皇帝。蜀就是现在的四川，魏是中原地区，吴是指江南地区。
不废话，三国指的是公元220年－280年的一段历史时期，具体的历史传承是：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
就是东汉末年中央政府（东汉）无力控制地方导致军阀混战，最后最大的三个地方割据政权魏（长江以北）蜀（云贵川和汉中一部）吴（江浙和江西以及今越南一部）分别称帝。
那时的汉朝皇帝名存实亡，先是被曹操挟持，曹操儿子曹丕称帝后就废了汉献帝刘协。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8.htm三国
资料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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