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模仿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异同

柏拉图认为文艺的本质在于模仿，但是模仿的对象是感觉世界，是理式的摹本或者影子，由于文艺模仿的对象不是理式而是理式所派生出来的现实，所以文艺模仿的基础是迎合人性中低劣的情绪，那么模仿出来的艺术品也就是低等的。他贬低了现实以及现实的模仿者、艺术家和现实的模仿作品，但是并没有完全否认现实中有美的存在。对于模仿的主体，他认为艺术品就是由感性事物引起人的灵魂对美的理式的回忆而产生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的本质是模仿，他的模仿说是创造性的模仿说，在他看来，宇宙间的事物都是物质与形式的统一，模仿不是抄袭事物的外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艺术就是创造。他在自然过程的基础上探究艺术，说艺术是一种从质料发展成为形式的有机过程。模仿是对运动万物过程本身的模仿，与认识的过程相同，又在深层上与自然本身过程统购。亚里士多德以模仿得出了不同于柏拉图的关键性结论：艺术不仅可以表现真理，而且诗歌比历史更加真实。他认为认识过程与艺术模仿是相平行的，他的或然律和必然律成为艺术真实的两大标准。他抛了柏拉图以历年为核心的逻辑结构，将理论划界为普遍和一般等概念，并指出这些概念不是先验的，而在于感性的个别之中，在艺术的创造之中。 柏拉图在“文艺摹仿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影子摹仿论”，并以理式论对其作了阐述。他把世界划分为理式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三种，认为理式世界有一系列理式构成，它们永恒不变，绝对同一，是唯一真实的本体。在这一基本论述上，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几乎全盘接受，与其师保持一致。 但是，柏拉图对文艺创作活动的认识是从哲学家的眼光出发，他所谓的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都不过是理式世界的摹本，是“分有”理式世界的结果。依照柏拉图的逻辑推而论之：摹仿，只不过是“那一面镜子四面八方地旋转”，只能是现象外形的再现，根本达不到真实体。在这样的论述下，柏拉图提出了他的文艺创作活动论点，即：影子摹仿论。 亚里士多德在继承文艺摹仿论后并没有沿袭柏拉图的逻辑，而是另辟蹊径，从“文艺创作活动”中提出人的“摹仿”和“求知”本能同为文艺起源。这种以人性本能为主要依据的分析论证，具有丰富的人本主义和经验主义内容，最终促使他提出了著名的“文艺本质论”。 柏拉图的“影子摹仿论”其实是对文艺创作的曲解，是对人的主观能动的漠视，他甚至于认为所有优秀的文艺创作，都是由作者本身的迷狂而激发出来的，而这种“迷狂”来自于人的疾病（精神病）或是神灵附体，显然，柏拉图的文艺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古老的巫术观念和原始思维的影响。而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本质论”从人的本性出发，在“摹仿”的表层“复制仿造”下，极力肯定人的“创造性制作与再现”，换而言之，是充分肯定了现实人真实的客观存在，并把模仿现实人确立为文艺的根本原则，在这根本原则上他提出了“个别”与“普遍”的著名论述，指出了文艺创作中摹仿的可然性与必然性，因此他认为：艺术完全可以高于现实，也应该高于现实。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用“镜子摹仿论”来贬低一切文艺创作和文艺创作者，以维护他哲学家的权威，借此维护其创造的“伟大理想国”，而漠视了现实的人生，所以，柏拉图的“影子摹仿论”是一种狭隘的客观主义唯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