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学 Mythology
列维-斯特劳斯 Levi-Strauss
神话学历史上的各种神话定义
神话学是一门极为古老的学问,它的发展经历了极其漫长的道路,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里,各种有关神话的学说也众说纷纭、异彩纷呈。从公元前六百年时德亚更(Theagenes)的拟人说、公元前五百年时芝诺芬(Xenophanes)的寓意说、公元前四百年时友赫麦洛(Euh-emerus)及其弟子勒克娄(Lc Clerc)所主张的史实说等古代希腊神话学说开始,到中世纪以沃秀斯(G.J.Vossius 1577-1649)为代表的天启宗教变造说、以佛来勒 (N.Freret 1673-1741)为代表的神话解释学说和以维柯(G.B.Vico 1688-1744)为代表的新科学的神话学说,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神话定义的阐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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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的领航员——列维-斯特劳斯
1、列维-斯特劳斯的生平与著述
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当时他的父亲是旅居比利时的法国画家,后来列维—斯特劳斯随家定居巴黎,并在巴黎读完中学与大学,直至获取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和大学教授职位。
在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列维—斯特劳斯获得机会,接受当时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布格列的推荐,到巴西圣保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列维—斯特劳斯到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做了实地调查。他在1948发表的《南比克瓦拉部落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1949年发表的《亲属的基本结构》以及1955年发表的《忧郁的热带》等重要著作,都是以这时期在印第安人部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而写的。
40年代,列维—斯特劳斯在纽约社会研究新校任教,并在法国驻美使馆任文化参赞。在此期间,他广泛接触了美国各界社会名流,包括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克鲁伯、罗维及语言学家雅各布逊、乔姆斯基等人,并同他们进行直接的学术讨论,这有助于他后来更深入的了解英美社会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学的理论传统,对于巩固和加强它的学术理论也很有帮助。
50年代以后,列维—斯特劳斯直接面对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想,并在萨特挑起的论争中与萨特激烈辩论。萨特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特别不能接受他有关“共时性”、“中断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萨特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斯特劳斯也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是在他的《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对于此后法国思想家们的思想创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在这一时期先后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其中包括:《结构人类学》两卷、《神话学》四卷、《原始思维》、《假面具的途径》、《遥远的眺望》、《演讲集》、《嫉妒的女制陶人》、《象征及其副本》、《猞猁的故事》、《看、听、读》等。
列维—斯特劳斯的上述专著,奠定了它在世界社科人文学界的崇高地位。
2、列维-斯特劳斯哲学要旨
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被称为是“结构主义”,但“结构主义”并不只属于列维—斯特劳斯一人。
“在通常意义上结构主义有三个主要所指范围:现代语言学理论、现代文艺理论和当代法国人文思想运动。就现代西方思想史主潮而言,结构主义主要指法国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运动。所谓结构主义运动主要指一二十年之内一二十位人文学人的富有独创性的学术作品总和。这些学人及其作品涉及人文学科各主要领域,并取得了世界公认的一流成就,现已成为20世纪西方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称为“结构主义者”的这一代人都是继存在主义之后兴起,并直接以存在主义作为论述对象,甚至是断裂性的颠覆再造。而站在结构主义一边主导这次历史性对话的便是列维—斯特劳斯。如前所述,在萨特挑起的论争中列维—斯特劳斯迎难而上,分庭抗礼,成为备受欧洲思想界瞩目的一道风景线。
二战后,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主导的存在主义发展到了顶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与萨特的存在主义虽有扞格,但都源于笛卡尔的主体意识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他们把人的主体地位及其理性作为哲学思考的基础,进而探讨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历史性以及人的自由等等问题。“大体来说,人的意识中产生的问题,被认为应当服从于一种也是从意识中产生的解释”
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倡导的结构主义则认为存在主义忽视了弗洛伊德提出无意识理论以来作为人类心灵重要组成部分的非理性、无意识。因此,结构主义者们以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为根基、以索绪尔等人的结构语言学为武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对存在主义以及一切主体意识哲学的挑战,成为欧洲当代反传统思想的先驱。
列维—斯特劳斯曾幽默地说:精神分析学、社会主义、地质学是他结构主义思想的三大情妇,是他结构主义思想产生的基础。笔者认为,除了“三大情妇”外,列维—斯特劳斯还有一位“老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结构语言学提出了“能指”与“所指”的概念,强调“能指”是语词的声音图像,“所指”是与其对应的意义指谓。语言学的研究旨在探索人类语言如何以“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为模式,不断地进行语言创造与再造。列维—斯特劳斯更进一步,将这种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广泛地运用到人类如何进行文化创造的研究中去。
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涉及亲属的基本结构、语言结构、神话结构、象征论原则等。在列维—斯特劳斯对这些研究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的结构主义在于将人类的思维看作是普同一致的“发生”系统,人通过创造符号与所要表达的意义进行“二元对立”,不断地进行隐喻和换喻的文化创造,并将时间与空间切割成一个个的片断,把外在于人类心灵的客体世界分门别类,形成人类所看到的世界的样子。这个创造的过程并非人类有意识所为,而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因此,对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不能只注意其外表,还要深入到其表象的深处去探索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这种结构主义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要到具体社会关系背后,去寻找出只能通过对抽象模式作出演绎作用的构造才能得到的、无意识的基础结构来。”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全人类的文化表象看似不同,但创造文化表象的人类心灵世界却是一致的,并且这个一致的基础就是人类以二元对立为创造模式的非理性、无意识。
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思想显然触动到了存在主义以及其他一切主体意识哲学的根基,难怪萨特要不遗余力的挑起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论战。从中可以看出,西方哲学从结构主义开始,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占据崇高地位的理性—意识范式第一次让位于非理性—无意识范式。这也揭开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传统的序幕,把自尼采以来的文化清算运动发展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