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76年最后一位罗马皇帝被日尔曼人废除,西罗马帝国终于在蛮族的入侵下灭亡了,在原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上相继建立起许多日尔曼人国家,西欧的封建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发展起来。
法兰克人进入高卢地区后,就没收了罗马皇室和部分奴隶主的土地,用以分给法兰克人的马尔克公社。也有很多被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和他的亲兵们所占有,他们成为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随着法兰克人不断征服新的地区,国王们便把新征服的土地及其上的人民赠送给他的部下、主教和修道院长,即所谓的“赠地”。这样无限制赠地的结果便是地方大贵族的实力不断增加,最终大大削弱了王权,使墨洛温王朝的继任国王们逐渐成为一个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共主”。到加洛林家族的查理"马特担任宫相时期,为了法兰克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为了巩固他自己的实力,他开始实行采邑制。查理"马特将没收的叛乱贵族和教会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贵族和教会。采邑的领受者必须为赐予者服骑兵役,并向其宣誓效忠;采邑的赐予者有义务保护领受者,使其不受他人的伤害。采邑分封,只限终身,不得世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欧封建制度是在这一时期由法兰克人发展起来的,“采邑”制更是起到了根本的决定意义。
“采邑”制到查理曼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在这一时期里,除国王旧有的教俗封臣外,过去属于国家官吏的伯爵、马克伯爵和公爵等也都变成国王的封臣,从国王处领受采邑。并且此时的采邑逐渐的变为世袭的了。国王的封臣们也可以吸收自己的封臣,并把部分土地作为采邑分赐给他们,从而又成为他们的封君。9世纪后,“封土”一词逐渐代替“采邑”;以后则全用封土称呼。国王是最高封建领主,其下有公爵、伯爵、主教等大封建主,再下是中小封建主,至此形成西欧完整的封建等级制度。
中世纪的国家是一个松弛的封土集合体,并没有明确的国界概念。“它的财产权和主权到处相互转化”[1]
欧洲的封建制度是一种政治、经济合一的制度。封建领主在其封土内首先明确拥有的是土地的所有权,进而在王权衰落后,又逐步取得了王权在地方的权力并将其转化为同封土一并世袭的私人权力,其中包括行政、司法、税收、铸币等权力。追究欧洲封建制度的产生根源,则包括了三个主要的因素:罗马文明、日尔曼传统以及基督教的影响。
注解: 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对于罗马帝国带了,很大的痛苦,在迁徙,和定居的背景下,给帝国带了文明的毁灭。最后他们在古罗马的领土上建立起了很大小的国家。给西欧带了几个世纪的混乱。
他来源于意大利统一之前的罗马教皇国。
在基督教的早期,教会处于非法状态,直至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期方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也是在此之后,由于罗马皇帝和贵族的捐赠,基督教会的财产得以飞速增长。君士坦丁大帝将拉特兰宫赠给教会,这成为教会最早收到的一笔重大捐赠。除了房产之外,在意大利本土及罗马帝国各行省,捐赠给教会的地产和财富也不断增加。不过,教会是作为私人领主占有这些土地的,并不拥有这些赠土的主权。
公元5世纪时,西罗马帝国遭到蛮族的不断入侵,导致476年被东哥特人灭亡。西罗马灭亡后,其原有领土陷入无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基督教会组织起来,在罗马主教的治理下,逐渐成为意大利中部地区事实上的世俗统治者。
公元6世纪后,教皇国的雏形开始出现,但是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对意大利展开了一系列征服活动,破坏了教皇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伦巴底人将拜占庭势力逐出意大利。虽然此时的罗马主教(教皇)在名义上还要臣服于拜占庭皇帝,但是罗马教会的相对独立使得罗马主教有资本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和拜占庭皇帝相抗衡,罗马主教格历高里二世甚至开除了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的教籍。
至公元7世纪,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落,罗马教会作为意大利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再度对拜占庭势力所不及的罗马城周围地区展开统治,并利用军事、外交手段(甚至包括贿赂)来抵抗伦巴底人的进攻。在罗马教会的努力下,伦巴底人停止南下,转而集中攻打亚平宁半岛北部以拉文纳城为核心的拜占庭总督辖区。728年,伦巴底国王路易特普兰德将拉丁地区的一些乡村和城镇捐献给罗马主教,这些土地(被称为“Patrimonium Petri”,即“圣彼得的遗产”)成为教皇国的立国基石。
751年,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领土最终全部沦丧于伦巴底人之手。罗马地区(此时已经发展为罗马公国)彻底切断了和拜占庭帝国的联系。教皇司提反二世通过向法兰克人领袖“矮子”丕平大献殷勤,从而解除了伦巴底人的威胁。司提反采取了一系列向丕平示好的行动,包括批准后者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而自立为王。司提反还封丕平为罗马贵族。作为回报,丕平率军在754年进入意大利。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平定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许多地方,然后将其作为对教会的奉献赠送给罗马教皇。在781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宣布教皇为这些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丕平奉献的土地包括拉文纳的原拜占庭总督辖区,贝内文托公国的一部分,托斯卡纳,科西嘉,伦巴底,中意大利五城(Pentapolis)地区——里米尼(Rimini)、佩萨罗(Pesaro)、法诺(Fano)、西尼加利亚(Senigallia)和安科纳(Ancona),以及其他一些城市。
丕平的献土扩大了教皇的统治区域,然而也带来一个法理上的问题:既然教皇所统治的领土是由法兰克帝国所赠,那么教皇在世俗政治中是否相应地成为法兰克皇帝的封建附庸呢?
为了提高教皇国的威望,以及打消丕平的继承人日后利用这一献土行为来控制教廷的可能,罗马教廷在750年至850年之间大胆伪造了一份被称为“君士坦丁献土”的文献(拉丁语:Constitutum Donatio Constantini;Constitutum domini Constantini imperatoris),试图宣布教皇国所拥有的土地是在公元4世纪时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奉献给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二世的。该文献说,君士坦丁大帝在西尔维斯特二世通过祈祷为其治好麻风病后接受了洗礼,并在受洗后的第四天就决定将帝国都城罗马捐赠给基督教会,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拜占庭营建新都。该文献还断言,君士坦丁大帝不仅向罗马主教捐赠了意大利中部地区,而且还捐献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部领土,并授予教皇及其后任者对其进行世俗统治的权力。
法兰克帝国的分裂从另一方面解决了教皇国法律地位的难题。查理曼大帝死后,帝国在9世纪分裂为三部分。虽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以法兰克国王直系继承人自居的历代法国国王往往宣布自己为教廷的世俗保护者,甚至将教廷和教皇由罗马搬迁至阿维尼翁,但是在欧洲却不再有哪位皇帝或国王可以以法兰克帝国唯一继承者的身份对教皇国提出宗主权要求。
罗马教会和法兰克人的合作在800年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像东方的君士坦丁堡教会一样,罗马教皇和罗马教会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是从属于罗马帝国的唯一继承人,即东罗马皇帝的。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宗教事务代表,而罗马(东罗马)皇帝是上帝在人间的世俗事务代表。基督教会和人民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皇帝,即罗马皇帝。797年君士坦丁六世被废,以及其母亲伊琳娜皇太后自立为罗马女皇(797年-802年在位),使得罗马教会有理由拒绝承认君士坦丁堡统治者的最高权威。罗马教会宣称,罗马皇帝的名义在希腊人(即拜占庭人)中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罗马教皇、所有的主教、法兰克元老元和罗马城的所有长老经过商议,决定把法兰克国王加冕为皇帝,使罗马帝国永远传承下去。
800年,教皇利奥三世将查理曼大帝加冕为“受上帝委托统治罗马帝国的伟大皇帝奥古斯都陛下”(Karolus Augustus a Deo coronatus magnus Imperator Romanum),神圣罗马帝国诞生(此时尚无“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名,至康拉德二世时始称“罗马帝国”,至腓特烈一世时,为了与“神圣罗马教会”的名称相抗衡,方始称“神圣罗马帝国”)。
罗马教会认为,将查理曼加冕为奥古斯都和罗马皇帝,并不是宣告西方基督教世界从此与东罗马帝国分庭抗礼。在他们看来,476年西罗马末帝被废黜,并不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是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归一,东罗马帝国重新成为单一的、没有分裂的罗马帝国。查理曼加冕为奥古斯都和罗马皇帝,意味着罗马帝国的正统皇统从“新罗马”——君士坦丁堡重新返回罗马城。
但是,因为东罗马帝国的皇统并未就此中断,所以此后基督教世界出现了两个并立的最高统治者,一个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在罗马。他们并不像过去的东西罗马帝国皇帝那样和平并立,而是彼此指责对方是僭越者,宣布自己是唯一真正而合法的基督教会和人民的领袖。从这一点来说,利奥三世通过为查理曼大帝加冕,使罗马教会(及其领地)摆脱了臣服于东罗马皇帝的从属地位。从此之后,罗马教皇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宗教领袖。
不过,虽然800年的法兰克帝国御玺上写着“罗马帝国的再生”的字样,但是此后由罗马教会所加冕的历代神圣罗马皇帝不再像东罗马皇帝那样是基督教会的主宰,神圣罗马皇帝也不再像东罗马皇帝那样可以插手干预教会事务(甚至废黜罗马主教)。相反,教皇可以干涉世俗事务,通过将皇帝革除教籍的方式插手政务,此外,在罗马教会所拥有的中意大利地区的土地上,教皇也成为不折不扣的世俗君王。
从10世纪起,教皇国的声望因一系列事件而下降。首先,从思齐三世至若望十二世在位时期,罗马城贵族中的几个妇女通过成为教皇情妇而掌握了教廷大权,她们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都被立为教皇(比如教皇思齐三世与其情妇玛尔西亚所生的儿子若望十一世和孙子若望十二世)。从903年到963年的这段时期因此被称为“淫妇政治”(Pornocracy)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教皇的政令只能在罗马城周边地区施行。其次,教皇国延续了伦巴底王国的封建体系,在教皇的领地上有许多伯爵和侯爵的封建采邑,他们都是几近独立状态的领主。
到10世纪中叶,日耳曼王奥托一世征服了北意大利的领土。教皇约翰十二世将其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作为回报,奥托颁布了“Diploma Ottonianum”(奥托法令),承诺维护教皇国的独立。虽然如此,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教皇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仍然时不时地发生摩擦。每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想将其权力施展到意大利时,就要和教廷及教皇国发生冲突。皇帝对教皇的控制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亨利三世于1046年赴意大利,废黜了反对他的教皇格历高里六世。德国人克莱孟二世被选为新教皇,并为亨利三世加冕。此后他又多次废立教皇。亨利三世一直掌握了对德意志境内各主教的任免权。
1073年4月21日,亚历山大二世去世,格历高里七世被选为教皇。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之间的冲突,在他与亨利三世的继承人亨利四世之间延续。1076年,格历高里七世革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此后发生了有名的卡诺莎之辱。
霍亨斯陶芬王朝绝嗣后,神圣罗马皇帝不再随意插手教廷事务,教皇国与神圣罗马帝国进入相安无事的状态。到14世纪初,教皇国像其他意大利邦国一样,已经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尤利乌斯二世这二位教皇统治时期,教皇国的领土再度获得大幅扩充,并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但是,教皇对其大多数领地的统治仍是有名无实的,教皇国各个城邦的真正主子仍是当地的王子、贵族。直至16世纪,教皇才得以直接统治教会名义下的所有地区。
从1305年到1378年,教廷迁到了法国西南的阿维尼翁,教皇成为法国国王的政治附庸。尽管如此,位于意大利的教皇国仍然是教皇名下的领地,而且阿维尼翁城及其周围地区也成了教皇国的一部分,直至法国大革命时期才重归法国。
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国并不能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而是若干个各自以教皇为最高领主的封建城邦或小国的松散组合。有些城邦拥有自己的次一级领主,有些城邦(比如罗马)则没有。大体来讲,教皇同这些小邦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其他西欧国家中封建国王与自由市之间的关系。由于没有世俗君主与之竞争,教会成为这些城邦的最高权威。
至文艺复兴时期,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地区的众多意大利城市已经脱离其主教和神圣罗马皇帝而独立,成为较强大的城市共和国(比如佛罗伦萨、比萨、锡耶纳、米兰和热那亚),这些国家的市民基础是安分的、勤奋的工匠,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富裕的、从事商业的中产阶级,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使这些共和国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在教皇国,尤其是在罗马城里,缺乏这样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由于长期的荒废,教皇国的核心——罗马所在的坎佩尼亚地区——土地不能得以利用,物产贫瘠;罗马的位置不好,不利于经商;它也没有工业,没有什么可以生产的货物,也没有市民或中产阶级。公民被分为三个等级:军人阶级(包括古代贵族的残余);僧侣阶级;以及下等阶级(主要是贫穷的平民)。第一个阶级分为若干党派,以几个大家族为其领袖。教皇是后两个阶级的领袖,但也往往是这几个大家族中的一员。直到14世纪,教皇国的内部历史仍是这些党派间彼此斗争、以及贵族阶级与僧侣阶级之间此消彼长的权力斗争的历史。教皇虽然是西欧基督教地区的最高宗教领袖,但是在罗马城中,他不过是某一个得势的大家族的领袖而已。
但是,古罗马共和制的残余在教皇国中仍然存在。1337年,教皇本笃十二世从罗马市民手中接受了元老和大将的头衔,以及共和国执政官的称号。1347年,在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中,教皇公证员科拉·迪·里恩佐被任命为罗马城的保民官,他实行了一些改革,抑制贵族们的过分行为。
到18世纪末,归于教皇名下的领土疆域达到了巅峰。这些土地包括拉丁(Latium,即今日的拉齐奥地区)、翁布里亚、马尔凯,向北囊括了拉文纳、费拉拉、波伦亚(博洛尼亚),直抵罗马涅地区。在南方,教皇在那不勒斯王国拥有两块飞地,即贝内文托和蓬特科沃。在法国,教皇拥有阿维尼翁城和罗纳河以东的领土(Comtat Venaissin)。
法国大革命给罗马教廷带来了极大的损失。1791年,教皇在法国的领地被法国吞并。1796年,法国军队侵入意大利时,教皇国的北方领土也被法国吞并,并成为内阿尔卑斯共和国的一部分。1798年,法军长驱直入教皇国腹地,攻占了罗马城,并成立了罗马共和国。教皇庇护六世被擒,流放到法国。
1800年,反法同盟与法国达成和议,第二次反法同盟解散。此后法国恢复了教皇国,庇护七世返回罗马。但是,1808年,法军再度进攻教皇国,并将其彻底灭亡。罗马城和教皇国的西半部被并入法国,东半部则并入以拿破仑为国王的意大利王国。
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教皇国被重建。此后的历任教皇在教皇国内推行了一系列保守的反动政策。直至庇护九世时期,由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教皇国方开始着手进行一些自由化改革。
拿破仑战争标志着近代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意大利、德意志等族的民族意识被唤醒,意大利人要求民族统一的呼声日高。但是,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意大利恢复了昔日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且北部的伦巴底、威尼斯等地区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
1848年,欧洲爆发自由主义革命,其首先发起地点为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而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1848年11月15日,教皇国司法大臣佩雷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被暗杀,次日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教皇国实行社会改革、指定民主政府、以及对奥地利宣战。11月24日晚,教皇庇护九世化装为普通教士逃离罗马,前往两西西里王国避难。教廷主教卡洛·穆扎雷利(Carlo Emanuele Muzzarelli)组成了留守政府,随后颁布了一些自由化的新法令,教皇因此拒绝承认该政府,并在流亡地组建了新政府。
为了将教皇迎回罗马,罗马市长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教皇避难地加埃塔城堡,但教皇拒绝返回罗马。罗马城中首次出现了没有政府的情况,因此市民在1849年1月21日举行了首届自由选举,以组成制宪会议,年满21岁的男性都可以投票。2月8日,制宪会议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以三人执政委员会为元首,教皇仅保留宗教领袖的地位。罗马共和国的宪法宣布宗教自由,给予犹太人平等地位,废除死刑,还取消重税、新增工作职位。意大利爱国者及军人朱塞佩·加里波底组织了一支名为“意大利军团”的志愿军,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武装部队。教皇向天主教国家求救,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遂联合奥地利出兵干涉。6月29日,法军进入罗马城。
法奥军队此后继续追击加里波第军团,迫使加里波第率众前往圣马力诺避难,并将其军队解散。庇护九世在1850年4月重返罗马。法国军队驻扎在罗马城中,以保护教皇。
此役后,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既包括撒丁王国和萨伏伊王室为核心的君主主义者,也包括众多的共和主义者——将教皇国视为意大利统一的绊脚石。法皇拿破仑三世则将教皇国作为其插手干涉意大利事务的筹码,一方面支持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一方面则继续扶植和保护教皇国政权。
1859年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后,撒丁王国从奥地利手中收复了伦巴底地区,加里波第则在两西西里王国发动革命,推翻了波旁家族的君主。加里波第试图在南意大利建立共和国,但是撒丁王国请求法国出兵,将意大利南部纳入自己的版图。在得到法国的允许后,撒丁军队于1860年挥师南下,先在当地居民的配合下征服了教皇国东部三分之二的领土,随后进入两西西里王国。当年年底,这些被征服的领土都被撒丁王国正式吞并,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正式诞生。此时教皇国仅剩下了以罗马城和拉齐奥地区为中心的三分之一领土。1861年3月,意大利王国宣布罗马为新首都。但是由于法国驻军的存在,意大利无法收复罗马城。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驻扎在罗马的法国军队撤回国内。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不必再顾忌法国的威胁,将教皇国纳入意大利版图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先派特使向教皇庇护九世送去密信,并提出了一个保全教廷脸面的解决方案:意大利军队以“保护教皇”的名义和平进驻罗马城。但是这个提议被教皇拒绝,因此意大利于1870年9月10日对教皇国宣战。意大利军队在9月11日越过边界,缓慢地向罗马城推进。进军速度非常缓慢,以等待外交协调解决的可能。
虽然教皇国仅拥有一支为数甚微的军队,但庇护九世还是下令进行抵抗,以造成这样的法理事实,即教皇国是被意大利以武力入侵、而非和平接管所征服的。9月19日,意军包围了罗马城。1870年9月20日,经过3个小时的炮轰,意军在罗马城的奥利留城墙上轰塌了一个缺口,随后进入了罗马城,在阿庇亚大道上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教皇国灭亡。
此后,经过公民投票,罗马城和拉齐奥地区并入意大利,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旋即从佛罗伦萨迁到了罗马。49名意大利士兵和19名教皇国士兵在这场战役中丧生。
在攻陷罗马城之前,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意大利王国曾经提议以台伯河为界,将河西“利奥城墙”以内的西半部罗马城保留给教皇,并允诺教廷可以在此城内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这个提议遭到庇护九世的拒绝。
罗马城被意大利吞并后,教廷在罗马城以及意大利各地的地产、宫殿、庄园纷纷被没收,连教皇的正式宫殿——奎里纳尔宫也被没收,成为意大利皇宫。庇护九世退缩至梵蒂冈城堡内,并宣布自己为“梵蒂冈的囚徒”,以示对意大利强行吞并教皇国的抗议。在“梵蒂冈的囚徒”这段时间里,教皇将自己禁锢在梵蒂冈城堡内,其活动范围最远只达圣彼得大教堂广场入口,教皇也不再巡幸其主座教堂——位于罗马城另一端的圣约翰拉特兰教堂,以及罗马郊外的行宫。
由于教皇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在许多国家派驻有外交使节,并作为一个国家得到各国的承认。意大利的共和主义者如加里波第等人建议进军梵蒂冈城,完全消灭掉教皇的世俗权力,但是这个提议在意大利国内没有被占优势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接受,梵蒂冈城继续保持了独立状态,而意大利也无法完全无视这一事实。庇护九世之后的历代教皇均敌视新的意大利王国,甚至不准信徒担任意大利王国的公职。
所谓“梵蒂冈囚徒”时期从1870年一直延续至1929年。此时意大利统一已有69年,教皇国灭亡也有59年,教廷对意大利的长期敌视和抵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1929年2月11日,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代表与意大利王国代表在罗马的拉特兰宫签署了解决双方悬案的最终协议,即拉特兰条约。
根据拉特兰条约的规定,教廷最终承认意大利的统一,以及罗马成为意大利首都。意大利王国承认教皇在梵蒂冈城堡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世俗统治权力,梵蒂冈城堡成为独立的梵蒂冈城国。此外,条约还规定了天主教及教会在意大利的政治地位,意大利王国对意大利统一战争期间没收的教会财产进行了最终赔偿。从法理上说,延续了11个世纪的教皇国在1929年2月11日这一天正式灭亡,由梵蒂冈城国取而代之。
黑暗的西欧中世纪
1. 欧洲自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的一千年间被称为中世纪,这个时期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最为黑暗的时期。由于蛮族的入侵和定居引起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几乎造成当时欧洲文化的完全毁灭。西欧的封建制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日尔曼、罗马和基督教三种因素互相融合,从罗马灭亡后的废墟上产生、发展起来的。骑士制度同样也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是欧洲在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步产生、确立起来的封建附庸制度。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是一种松懈的领土集合体。在一个国家里,以皇帝、国王、公爵等为最高领主,其他大贵族则以向其宣誓效忠来换取封地——“采邑”,从而成为最高领主的附庸。这些附庸各自又可以拥有从属于自己的附庸,直到拥有少量土地或无地的骑士们,如此便构成了西欧完整的封建等级体系。
西欧中世纪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期,甚至“黑暗”的时期,并且把造成这种“黑暗”和“文化倒退”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基督教会.事实上,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公元5—11世纪),教会的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西欧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基督教是古典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复兴,奠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的基础,促进了西欧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近代欧洲成为世界进步的火车头,从近代欧洲诞生的近代文明以其巨大的影响左右了世界近代历史的走向。人权、民主、法制、共和、科学等观念,今天已为世人广泛接受;地理大发现使得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东西方世界从此愈加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近代欧洲文明是从中世纪欧洲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欧洲中世纪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中成长起来的日尔曼人诸王国逐渐把日尔曼与罗马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包含于西欧封建制度之下的一系列制度。
一、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
公元476年最后一位罗马皇帝被日尔曼人废除,西罗马帝国终于在蛮族的入侵下灭亡了,在原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上相继建立起许多日尔曼人国家,西欧的封建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发展起来。
法兰克人进入高卢地区后,就没收了罗马皇室和部分奴隶主的土地,用以分给法兰克人的马尔克公社。也有很多被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和他的亲兵们所占有,他们成为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随着法兰克人不断征服新的地区,国王们便把新征服的土地及其上的人民赠送给他的部下、主教和修道院长,即所谓的“赠地”。这样无限制赠地的结果便是地方大贵族的实力不断增加,最终大大削弱了王权,使墨洛温王朝的继任国王们逐渐成为一个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共主”。到加洛林家族的查理"马特担任宫相时期,为了法兰克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为了巩固他自己的实力,他开始实行采邑制。查理"马特将没收的叛乱贵族和教会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贵族和教会。采邑的领受者必须为赐予者服骑兵役,并向其宣誓效忠;采邑的赐予者有义务保护领受者,使其不受他人的伤害。采邑分封,只限终身,不得世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欧封建制度是在这一时期由法兰克人发展起来的,“采邑”制更是起到了根本的决定意义。
“采邑”制到查理曼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在这一时期里,除国王旧有的教俗封臣外,过去属于国家官吏的伯爵、马克伯爵和公爵等也都变成国王的封臣,从国王处领受采邑。并且此时的采邑逐渐的变为世袭的了。国王的封臣们也可以吸收自己的封臣,并把部分土地作为采邑分赐给他们,从而又成为他们的封君。9世纪后,“封土”一词逐渐代替“采邑”;以后则全用封土称呼。国王是最高封建领主,其下有公爵、伯爵、主教等大封建主,再下是中小封建主,至此形成西欧完整的封建等级制度。
中世纪的国家是一个松弛的封土集合体,并没有明确的国界概念。“它的财产权和主权到处相互转化”[1]
欧洲的封建制度是一种政治、经济合一的制度。封建领主在其封土内首先明确拥有的是土地的所有权,进而在王权衰落后,又逐步取得了王权在地方的权力并将其转化为同封土一并世袭的私人权力,其中包括行政、司法、税收、铸币等权力。追究欧洲封建制度的产生根源,则包括了三个主要的因素:罗马文明、日尔曼传统以及基督教的影响。
注解: 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对于罗马帝国带了,很大的痛苦,在迁徙,和定居的背景下,给帝国带了文明的毁灭。最后他们在古罗马的领土上建立起了很大小的国家。给西欧带了几个世纪的混乱。
2.梵蒂冈城国(The Vatican City State),简称梵蒂冈,是当今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欧洲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呈三角形的高地上。它地处台伯河右岸,以四周城墙为国界。简言之,城,是梵蒂冈的首都,亦即国家,故曰“城国”。面积0.44平方公里,国中宫院、教堂、图书馆、邮局、电台、火车站、飞机场等设施一应俱全。人口830人,另有3000名雇员。官方语言为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居民多信奉天主教。首都梵蒂冈城。
1.中世纪的欧洲,教权高于王权,天主教教会在世界实行霸权主义,控制各个封建王国大量的地产和财产,为了获得足额利润,他们打着宗教的旗帜,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使人民的物质生活苦不堪言,这也是后来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
2.精神方面,天主教会严格控制人民的精神领域,强迫人民信奉教会,不允许人民有异端信仰,并且宣扬上帝的旨意,要求人民为了来世而信奉教会,作教会的“羔羊”,接受教会的剥削;在这个时期先后爆发了阿尔比异端,捷克胡斯战争以及影响极大的胡格诺战争等。
3.对于知识方面的限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有了显著的提高,并开始探索自然科学等未知领域,然而这些探索有些方面触动了教会的统治,于是教会残酷迫害了大批知识分子,客观上限制了中世纪时期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 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及宗教裁判所的罪恶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许多反基督教者以之为把柄,对基督教信仰大加挞伐。殊不知,这纯粹不过是基于某种由来已久、先入为主的说教而有的,对基督教信仰及其历史肤浅的认识和误解。
事实上,中世纪的黑暗所反映出来不过是人性的黑暗。这可以从人类历史各个时期、各个地域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内部,以及国家和民族之间所普遍存在的,对异族、异己的残酷杀戮和镇压,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中得到无可辩驳得印证。这其中较之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情况比比皆是!不用说别的,单是四世纪以前罗马帝国当局对基督徒的迫害,就足为佐证!
对于人的作为,人性是比人的信仰更为根本的决定因素,因为人性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除了归咎于人性的黑暗,我们无法解释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普遍性的“黑暗”存在。我们无法从任何一个信仰上找到它与这种普遍性黑暗的必然联系。也无法为每一段黑暗的历史找到与它的黑暗有必然联系的信仰。事实上,人类的信仰大多是美善的,使美善的信仰与黑暗的历史纠缠在一起的,正是丑恶的人性!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将中世纪的黑暗归咎于基督教信仰。并且,事实上基督教信仰恰恰是对黑暗人性的唯一拯救!因为基督教信仰是唯一能够扭转人性的真道。正如笔者曾多次指出[注]的,中世纪天主教的黑暗统治,不是对基督教信仰的遵从,而恰恰是对基督教信仰的背弃。因为中世纪天主教教廷的许多教导和作为与圣经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
人性的丑恶、污秽亵渎了基督教信仰的圣洁,却不能改变基督教信仰的圣洁性。基督教信仰的圣洁性有三个层面:第一,基督教信仰所敬拜的神是圣洁的;第二,神的道(包括基督教信仰的信理)是完全而圣洁的;第三,由于神的保守,历世历代都不乏(都必然有)持守信仰的纯正,在信仰的原则上绝不妥协和背弃的圣徒。基督教信仰的这种圣洁性具备历史的超越性,因此,基督教作为信仰的历史也是圣洁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一些背弃基督教信仰,因而不属于基督教信仰的事物归入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从而否定基督教信仰历史的圣洁性。就如一个女子的丈夫曾与人通奸,我们不能据此认定这女子的婚史不纯洁。又如我们不能因为李鬼曾冒充李逵拦路抢劫,就认定李逵的历史不清白。
认清中世纪黑暗(包括宗教裁判所的罪恶)的真正的根源,就不难发现基督教信仰和(真正的)基督徒其实正是中世纪黑暗的主要受害者。把中世纪的黑暗和宗教裁判所的罪恶归咎于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无论历史或当代的)是毫无道理和完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正因为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首当其冲,身受其害,才有后来的宗教改革和新教的产生。
宗教改革作为对圣洁的基督教信仰的回归和复兴,带来了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兴盛。
由于人性的黑暗,以人为本(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必然导致历史和时代的黑暗。正如笔者在《中世纪的黑暗恰恰表明人类不能没有基督教》文中指出的:“唯有革除人本,以神为本,遵行神道才能为人类带来和平和福祉。近现代西方文明正是拜革除人本、复归神本的文艺复兴运动所赐。”人本与神本正是真假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区别所在。
“纵观历史,人本的极权专制是人祸的主要根源之一。而人祸的全部根源都在于人的不自量力的、自我中心的对神的悖逆。基督教信仰乃是人类革除人本,确立神本,从而能够远离人祸的唯一途径,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历史已证明耶稣的话是人所不能不信服的。
反基督教通常都是一种不成熟的、浮躁的情绪宣泄,而不是一种成熟、冷静的理智作为。”
他来源于意大利统一之前的罗马教皇国。
在基督教的早期,教会处于非法状态,直至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期方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也是在此之后,由于罗马皇帝和贵族的捐赠,基督教会的财产得以飞速增长。君士坦丁大帝将拉特兰宫赠给教会,这成为教会最早收到的一笔重大捐赠。除了房产之外,在意大利本土及罗马帝国各行省,捐赠给教会的地产和财富也不断增加。不过,教会是作为私人领主占有这些土地的,并不拥有这些赠土的主权。
公元5世纪时,西罗马帝国遭到蛮族的不断入侵,导致476年被东哥特人灭亡。西罗马灭亡后,其原有领土陷入无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基督教会组织起来,在罗马主教的治理下,逐渐成为意大利中部地区事实上的世俗统治者。
公元6世纪后,教皇国的雏形开始出现,但是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对意大利展开了一系列征服活动,破坏了教皇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伦巴底人将拜占庭势力逐出意大利。虽然此时的罗马主教(教皇)在名义上还要臣服于拜占庭皇帝,但是罗马教会的相对独立使得罗马主教有资本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和拜占庭皇帝相抗衡,罗马主教格历高里二世甚至开除了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的教籍。
至公元7世纪,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落,罗马教会作为意大利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再度对拜占庭势力所不及的罗马城周围地区展开统治,并利用军事、外交手段(甚至包括贿赂)来抵抗伦巴底人的进攻。在罗马教会的努力下,伦巴底人停止南下,转而集中攻打亚平宁半岛北部以拉文纳城为核心的拜占庭总督辖区。728年,伦巴底国王路易特普兰德将拉丁地区的一些乡村和城镇捐献给罗马主教,这些土地(被称为“Patrimonium Petri”,即“圣彼得的遗产”)成为教皇国的立国基石。
751年,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领土最终全部沦丧于伦巴底人之手。罗马地区(此时已经发展为罗马公国)彻底切断了和拜占庭帝国的联系。教皇司提反二世通过向法兰克人领袖“矮子”丕平大献殷勤,从而解除了伦巴底人的威胁。司提反采取了一系列向丕平示好的行动,包括批准后者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而自立为王。司提反还封丕平为罗马贵族。作为回报,丕平率军在754年进入意大利。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平定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许多地方,然后将其作为对教会的奉献赠送给罗马教皇。在781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宣布教皇为这些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丕平奉献的土地包括拉文纳的原拜占庭总督辖区,贝内文托公国的一部分,托斯卡纳,科西嘉,伦巴底,中意大利五城(Pentapolis)地区——里米尼(Rimini)、佩萨罗(Pesaro)、法诺(Fano)、西尼加利亚(Senigallia)和安科纳(Ancona),以及其他一些城市。
丕平的献土扩大了教皇的统治区域,然而也带来一个法理上的问题:既然教皇所统治的领土是由法兰克帝国所赠,那么教皇在世俗政治中是否相应地成为法兰克皇帝的封建附庸呢?
为了提高教皇国的威望,以及打消丕平的继承人日后利用这一献土行为来控制教廷的可能,罗马教廷在750年至850年之间大胆伪造了一份被称为“君士坦丁献土”的文献,试图宣布教皇国所拥有的土地是在公元4世纪时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奉献给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二世的。该文献说,君士坦丁大帝在西尔维斯特二世通过祈祷为其治好麻风病后接受了洗礼,并在受洗后的第四天就决定将帝国都城罗马捐赠给基督教会,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拜占庭营建新都。该文献还断言,君士坦丁大帝不仅向罗马主教捐赠了意大利中部地区,而且还捐献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部领土,并授予教皇及其后任者对其进行世俗统治的权力。
法兰克帝国的分裂从另一方面解决了教皇国法律地位的难题。查理曼大帝死后,帝国在9世纪分裂为三部分。虽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以法兰克国王直系继承人自居的历代法国国王往往宣布自己为教廷的世俗保护者,甚至将教廷和教皇由罗马搬迁至阿维尼翁,但是在欧洲却不再有哪位皇帝或国王可以以法兰克帝国唯一继承者的身份对教皇国提出宗主权要求。
罗马教会和法兰克人的合作在800年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像东方的君士坦丁堡教会一样,罗马教皇和罗马教会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是从属于罗马帝国的唯一继承人,即东罗马皇帝的。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宗教事务代表,而罗马(东罗马)皇帝是上帝在人间的世俗事务代表。基督教会和人民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皇帝,即罗马皇帝。797年君士坦丁六世被废,以及其母亲伊琳娜皇太后自立为罗马女皇(797年-802年在位),使得罗马教会有理由拒绝承认君士坦丁堡统治者的最高权威。罗马教会宣称,罗马皇帝的名义在希腊人(即拜占庭人)中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罗马教皇、所有的主教、法兰克元老元和罗马城的所有长老经过商议,决定把法兰克国王加冕为皇帝,使罗马帝国永远传承下去。
800年,教皇利奥三世将查理曼大帝加冕为“受上帝委托统治罗马帝国的伟大皇帝奥古斯都陛下,神圣罗马帝国诞生(此时尚无“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名,至康拉德二世时始称“罗马帝国”,至腓特烈一世时,为了与“神圣罗马教会”的名称相抗衡,方始称“神圣罗马帝国”)。
罗马教会认为,将查理曼加冕为奥古斯都和罗马皇帝,并不是宣告西方基督教世界从此与东罗马帝国分庭抗礼。在他们看来,476年西罗马末帝被废黜,并不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是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归一,东罗马帝国重新成为单一的、没有分裂的罗马帝国。查理曼加冕为奥古斯都和罗马皇帝,意味着罗马帝国的正统皇统从“新罗马”——君士坦丁堡重新返回罗马城。
但是,因为东罗马帝国的皇统并未就此中断,所以此后基督教世界出现了两个并立的最高统治者,一个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在罗马。他们并不像过去的东西罗马帝国皇帝那样和平并立,而是彼此指责对方是僭越者,宣布自己是唯一真正而合法的基督教会和人民的领袖。从这一点来说,利奥三世通过为查理曼大帝加冕,使罗马教会(及其领地)摆脱了臣服于东罗马皇帝的从属地位。从此之后,罗马教皇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宗教领袖。
不过,虽然800年的法兰克帝国御玺上写着“罗马帝国的再生”的字样,但是此后由罗马教会所加冕的历代神圣罗马皇帝不再像东罗马皇帝那样是基督教会的主宰,神圣罗马皇帝也不再像东罗马皇帝那样可以插手干预教会事务(甚至废黜罗马主教)。相反,教皇可以干涉世俗事务,通过将皇帝革除教籍的方式插手政务,此外,在罗马教会所拥有的中意大利地区的土地上,教皇也成为不折不扣的世俗君王。
从10世纪起,教皇国的声望因一系列事件而下降。首先,从思齐三世至若望十二世在位时期,罗马城贵族中的几个妇女通过成为教皇情妇而掌握了教廷大权,她们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都被立为教皇(比如教皇思齐三世与其情妇玛尔西亚所生的儿子若望十一世和孙子若望十二世)。从903年到963年的这段时期因此被称为“淫妇政治”(Pornocracy)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教皇的政令只能在罗马城周边地区施行。其次,教皇国延续了伦巴底王国的封建体系,在教皇的领地上有许多伯爵和侯爵的封建采邑,他们都是几近独立状态的领主。
到10世纪中叶,日耳曼王奥托一世征服了北意大利的领土。教皇约翰十二世将其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作为回报,奥托颁布了“Diploma Ottonianum”(奥托法令),承诺维护教皇国的独立。虽然如此,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教皇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仍然时不时地发生摩擦。每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想将其权力施展到意大利时,就要和教廷及教皇国发生冲突。皇帝对教皇的控制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亨利三世于1046年赴意大利,废黜了反对他的教皇格历高里六世。德国人克莱孟二世被选为新教皇,并为亨利三世加冕。此后他又多次废立教皇。亨利三世一直掌握了对德意志境内各主教的任免权。
1073年4月21日,亚历山大二世去世,格历高里七世被选为教皇。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之间的冲突,在他与亨利三世的继承人亨利四世之间延续。1076年,格历高里七世革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此后发生了有名的卡诺莎之辱。
霍亨斯陶芬王朝绝嗣后,神圣罗马皇帝不再随意插手教廷事务,教皇国与神圣罗马帝国进入相安无事的状态。到14世纪初,教皇国像其他意大利邦国一样,已经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尤利乌斯二世这二位教皇统治时期,教皇国的领土再度获得大幅扩充,并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但是,教皇对其大多数领地的统治仍是有名无实的,教皇国各个城邦的真正主子仍是当地的王子、贵族。直至16世纪,教皇才得以直接统治教会名义下的所有地区。
从1305年到1378年,教廷迁到了法国西南的阿维尼翁,教皇成为法国国王的政治附庸。尽管如此,位于意大利的教皇国仍然是教皇名下的领地,而且阿维尼翁城及其周围地区也成了教皇国的一部分,直至法国大革命时期才重归法国。
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国并不能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而是若干个各自以教皇为最高领主的封建城邦或小国的松散组合。有些城邦拥有自己的次一级领主,有些城邦(比如罗马)则没有。大体来讲,教皇同这些小邦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其他西欧国家中封建国王与自由市之间的关系。由于没有世俗君主与之竞争,教会成为这些城邦的最高权威。
至文艺复兴时期,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地区的众多意大利城市已经脱离其主教和神圣罗马皇帝而独立,成为较强大的城市共和国(比如佛罗伦萨、比萨、锡耶纳、米兰和热那亚),这些国家的市民基础是安分的、勤奋的工匠,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富裕的、从事商业的中产阶级,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使这些共和国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在教皇国,尤其是在罗马城里,缺乏这样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由于长期的荒废,教皇国的核心——罗马所在的坎佩尼亚地区——土地不能得以利用,物产贫瘠;罗马的位置不好,不利于经商;它也没有工业,没有什么可以生产的货物,也没有市民或中产阶级。公民被分为三个等级:军人阶级(包括古代贵族的残余);僧侣阶级;以及下等阶级(主要是贫穷的平民)。第一个阶级分为若干党派,以几个大家族为其领袖。教皇是后两个阶级的领袖,但也往往是这几个大家族中的一员。直到14世纪,教皇国的内部历史仍是这些党派间彼此斗争、以及贵族阶级与僧侣阶级之间此消彼长的权力斗争的历史。教皇虽然是西欧基督教地区的最高宗教领袖,但是在罗马城中,他不过是某一个得势的大家族的领袖而已。
但是,古罗马共和制的残余在教皇国中仍然存在。1337年,教皇本笃十二世从罗马市民手中接受了元老和大将的头衔,以及共和国执政官的称号。1347年,在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中,教皇公证员科拉·迪·里恩佐被任命为罗马城的保民官,他实行了一些改革,抑制贵族们的过分行为。
到18世纪末,归于教皇名下的领土疆域达到了巅峰。这些土地包括拉丁(Latium,即今日的拉齐奥地区)、翁布里亚、马尔凯,向北囊括了拉文纳、费拉拉、波伦亚(博洛尼亚),直抵罗马涅地区。在南方,教皇在那不勒斯王国拥有两块飞地,即贝内文托和蓬特科沃。在法国,教皇拥有阿维尼翁城和罗纳河以东的领土(Comtat Venaissin)。
法国大革命给罗马教廷带来了极大的损失。1791年,教皇在法国的领地被法国吞并。1796年,法国军队侵入意大利时,教皇国的北方领土也被法国吞并,并成为内阿尔卑斯共和国的一部分。1798年,法军长驱直入教皇国腹地,攻占了罗马城,并成立了罗马共和国。教皇庇护六世被擒,流放到法国。
1800年,反法同盟与法国达成和议,第二次反法同盟解散。此后法国恢复了教皇国,庇护七世返回罗马。但是,1808年,法军再度进攻教皇国,并将其彻底灭亡。罗马城和教皇国的西半部被并入法国,东半部则并入以拿破仑为国王的意大利王国。
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教皇国被重建。此后的历任教皇在教皇国内推行了一系列保守的反动政策。直至庇护九世时期,由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教皇国方开始着手进行一些自由化改革。
拿破仑战争标志着近代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意大利、德意志等族的民族意识被唤醒,意大利人要求民族统一的呼声日高。但是,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意大利恢复了昔日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且北部的伦巴底、威尼斯等地区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
1848年,欧洲爆发自由主义革命,其首先发起地点为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而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1848年11月15日,教皇国司法大臣佩雷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被暗杀,次日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教皇国实行社会改革、指定民主政府、以及对奥地利宣战。11月24日晚,教皇庇护九世化装为普通教士逃离罗马,前往两西西里王国避难。教廷主教卡洛·穆扎雷利(Carlo Emanuele Muzzarelli)组成了留守政府,随后颁布了一些自由化的新法令,教皇因此拒绝承认该政府,并在流亡地组建了新政府。
为了将教皇迎回罗马,罗马市长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教皇避难地加埃塔城堡,但教皇拒绝返回罗马。罗马城中首次出现了没有政府的情况,因此市民在1849年1月21日举行了首届自由选举,以组成制宪会议,年满21岁的男性都可以投票。2月8日,制宪会议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以三人执政委员会为元首,教皇仅保留宗教领袖的地位。罗马共和国的宪法宣布宗教自由,给予犹太人平等地位,废除死刑,还取消重税、新增工作职位。意大利爱国者及军人朱塞佩·加里波底组织了一支名为“意大利军团”的志愿军,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武装部队。教皇向天主教国家求救,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遂联合奥地利出兵干涉。6月29日,法军进入罗马城。
法奥军队此后继续追击加里波第军团,迫使加里波第率众前往圣马力诺避难,并将其军队解散。庇护九世在1850年4月重返罗马。法国军队驻扎在罗马城中,以保护教皇。
此役后,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既包括撒丁王国和萨伏伊王室为核心的君主主义者,也包括众多的共和主义者——将教皇国视为意大利统一的绊脚石。法皇拿破仑三世则将教皇国作为其插手干涉意大利事务的筹码,一方面支持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一方面则继续扶植和保护教皇国政权。
1859年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后,撒丁王国从奥地利手中收复了伦巴底地区,加里波第则在两西西里王国发动革命,推翻了波旁家族的君主。加里波第试图在南意大利建立共和国,但是撒丁王国请求法国出兵,将意大利南部纳入自己的版图。在得到法国的允许后,撒丁军队于1860年挥师南下,先在当地居民的配合下征服了教皇国东部三分之二的领土,随后进入两西西里王国。当年年底,这些被征服的领土都被撒丁王国正式吞并,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正式诞生。此时教皇国仅剩下了以罗马城和拉齐奥地区为中心的三分之一领土。1861年3月,意大利王国宣布罗马为新首都。但是由于法国驻军的存在,意大利无法收复罗马城。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驻扎在罗马的法国军队撤回国内。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不必再顾忌法国的威胁,将教皇国纳入意大利版图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先派特使向教皇庇护九世送去密信,并提出了一个保全教廷脸面的解决方案:意大利军队以“保护教皇”的名义和平进驻罗马城。但是这个提议被教皇拒绝,因此意大利于1870年9月10日对教皇国宣战。意大利军队在9月11日越过边界,缓慢地向罗马城推进。进军速度非常缓慢,以等待外交协调解决的可能。
虽然教皇国仅拥有一支为数甚微的军队,但庇护九世还是下令进行抵抗,以造成这样的法理事实,即教皇国是被意大利以武力入侵、而非和平接管所征服的。9月19日,意军包围了罗马城。1870年9月20日,经过3个小时的炮轰,意军在罗马城的奥利留城墙上轰塌了一个缺口,随后进入了罗马城,在阿庇亚大道上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教皇国灭亡。
此后,经过公民投票,罗马城和拉齐奥地区并入意大利,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旋即从佛罗伦萨迁到了罗马。49名意大利士兵和19名教皇国士兵在这场战役中丧生。
在攻陷罗马城之前,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意大利王国曾经提议以台伯河为界,将河西“利奥城墙”以内的西半部罗马城保留给教皇,并允诺教廷可以在此城内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这个提议遭到庇护九世的拒绝。
罗马城被意大利吞并后,教廷在罗马城以及意大利各地的地产、宫殿、庄园纷纷被没收,连教皇的正式宫殿——奎里纳尔宫也被没收,成为意大利皇宫。庇护九世退缩至梵蒂冈城堡内,并宣布自己为“梵蒂冈的囚徒”,以示对意大利强行吞并教皇国的抗议。在“梵蒂冈的囚徒”这段时间里,教皇将自己禁锢在梵蒂冈城堡内,其活动范围最远只达圣彼得大教堂广场入口,教皇也不再巡幸其主座教堂——位于罗马城另一端的圣约翰拉特兰教堂,以及罗马郊外的行宫。
由于教皇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在许多国家派驻有外交使节,并作为一个国家得到各国的承认。意大利的共和主义者如加里波第等人建议进军梵蒂冈城,完全消灭掉教皇的世俗权力,但是这个提议在意大利国内没有被占优势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接受,梵蒂冈城继续保持了独立状态,而意大利也无法完全无视这一事实。庇护九世之后的历代教皇均敌视新的意大利王国,甚至不准信徒担任意大利王国的公职。
所谓“梵蒂冈囚徒”时期从1870年一直延续至1929年。此时意大利统一已有69年,教皇国灭亡也有59年,教廷对意大利的长期敌视和抵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1929年2月11日,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代表与意大利王国代表在罗马的拉特兰宫签署了解决双方悬案的最终协议,即拉特兰条约。
根据拉特兰条约的规定,教廷最终承认意大利的统一,以及罗马成为意大利首都。意大利王国承认教皇在梵蒂冈城堡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世俗统治权力,梵蒂冈城堡成为独立的梵蒂冈城国。此外,条约还规定了天主教及教会在意大利的政治地位,意大利王国对意大利统一战争期间没收的教会财产进行了最终赔偿。从法理上说,延续了11个世纪的教皇国在1929年2月11日这一天正式灭亡,由梵蒂冈城国取而代之。
黑暗的西欧中世纪
欧洲自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的一千年间被称为中世纪,这个时期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最为黑暗的时期。由于蛮族的入侵和定居引起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几乎造成当时欧洲文化的完全毁灭。西欧的封建制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日尔曼、罗马和基督教三种因素互相融合,从罗马灭亡后的废墟上产生、发展起来的。骑士制度同样也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是欧洲在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步产生、确立起来的封建附庸制度。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是一种松懈的领土集合体。在一个国家里,以皇帝、国王、公爵等为最高领主,其他大贵族则以向其宣誓效忠来换取封地——“采邑”,从而成为最高领主的附庸。这些附庸各自又可以拥有从属于自己的附庸,直到拥有少量土地或无地的骑士们,如此便构成了西欧完整的封建等级体系。
西欧中世纪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期,甚至“黑暗”的时期,并且把造成这种“黑暗”和“文化倒退”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基督教会.事实上,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公元5—11世纪),教会的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西欧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基督教是古典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复兴,奠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的基础,促进了西欧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近代欧洲成为世界进步的火车头,从近代欧洲诞生的近代文明以其巨大的影响左右了世界近代历史的走向。人权、民主、法制、共和、科学等观念,今天已为世人广泛接受;地理大发现使得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东西方世界从此愈加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近代欧洲文明是从中世纪欧洲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欧洲中世纪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中成长起来的日尔曼人诸王国逐渐把日尔曼与罗马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包含于西欧封建制度之下的一系列制度。
一、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
公元476年最后一位罗马皇帝被日尔曼人废除,西罗马帝国终于在蛮族的入侵下灭亡了,在原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上相继建立起许多日尔曼人国家,西欧的封建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发展起来。
法兰克人进入高卢地区后,就没收了罗马皇室和部分奴隶主的土地,用以分给法兰克人的马尔克公社。也有很多被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和他的亲兵们所占有,他们成为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随着法兰克人不断征服新的地区,国王们便把新征服的土地及其上的人民赠送给他的部下、主教和修道院长,即所谓的“赠地”。这样无限制赠地的结果便是地方大贵族的实力不断增加,最终大大削弱了王权,使墨洛温王朝的继任国王们逐渐成为一个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共主”。到加洛林家族的查理"马特担任宫相时期,为了法兰克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为了巩固他自己的实力,他开始实行采邑制。查理"马特将没收的叛乱贵族和教会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贵族和教会。采邑的领受者必须为赐予者服骑兵役,并向其宣誓效忠;采邑的赐予者有义务保护领受者,使其不受他人的伤害。采邑分封,只限终身,不得世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欧封建制度是在这一时期由法兰克人发展起来的,“采邑”制更是起到了根本的决定意义。
“采邑”制到查理曼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在这一时期里,除国王旧有的教俗封臣外,过去属于国家官吏的伯爵、马克伯爵和公爵等也都变成国王的封臣,从国王处领受采邑。并且此时的采邑逐渐的变为世袭的了。国王的封臣们也可以吸收自己的封臣,并把部分土地作为采邑分赐给他们,从而又成为他们的封君。9世纪后,“封土”一词逐渐代替“采邑”;以后则全用封土称呼。国王是最高封建领主,其下有公爵、伯爵、主教等大封建主,再下是中小封建主,至此形成西欧完整的封建等级制度。
中世纪的国家是一个松弛的封土集合体,并没有明确的国界概念。“它的财产权和主权到处相互转化”[1]
欧洲的封建制度是一种政治、经济合一的制度。封建领主在其封土内首先明确拥有的是土地的所有权,进而在王权衰落后,又逐步取得了王权在地方的权力并将其转化为同封土一并世袭的私人权力,其中包括行政、司法、税收、铸币等权力。追究欧洲封建制度的产生根源,则包括了三个主要的因素:罗马文明、日尔曼传统以及基督教的影响。
注解: 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对于罗马帝国带了,很大的痛苦,在迁徙,和定居的背景下,给帝国带了文明的毁灭。最后他们在古罗马的领土上建立起了很大小的国家。给西欧带了几个世纪的混乱
他来源于意大利统一之前的罗马教皇国。
在基督教的早期,教会处于非法状态,直至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期方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也是在此之后,由于罗马皇帝和贵族的捐赠,基督教会的财产得以飞速增长。君士坦丁大帝将拉特兰宫赠给教会,这成为教会最早收到的一笔重大捐赠。除了房产之外,在意大利本土及罗马帝国各行省,捐赠给教会的地产和财富也不断增加。不过,教会是作为私人领主占有这些土地的,并不拥有这些赠土的主权。
公元5世纪时,西罗马帝国遭到蛮族的不断入侵,导致476年被东哥特人灭亡。西罗马灭亡后,其原有领土陷入无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基督教会组织起来,在罗马主教的治理下,逐渐成为意大利中部地区事实上的世俗统治者。
公元6世纪后,教皇国的雏形开始出现,但是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对意大利展开了一系列征服活动,破坏了教皇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伦巴底人将拜占庭势力逐出意大利。虽然此时的罗马主教(教皇)在名义上还要臣服于拜占庭皇帝,但是罗马教会的相对独立使得罗马主教有资本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和拜占庭皇帝相抗衡,罗马主教格历高里二世甚至开除了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的教籍。
至公元7世纪,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落,罗马教会作为意大利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再度对拜占庭势力所不及的罗马城周围地区展开统治,并利用军事、外交手段(甚至包括贿赂)来抵抗伦巴底人的进攻。在罗马教会的努力下,伦巴底人停止南下,转而集中攻打亚平宁半岛北部以拉文纳城为核心的拜占庭总督辖区。728年,伦巴底国王路易特普兰德将拉丁地区的一些乡村和城镇捐献给罗马主教,这些土地(被称为“Patrimonium Petri”,即“圣彼得的遗产”)成为教皇国的立国基石。
751年,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领土最终全部沦丧于伦巴底人之手。罗马地区(此时已经发展为罗马公国)彻底切断了和拜占庭帝国的联系。教皇司提反二世通过向法兰克人领袖“矮子”丕平大献殷勤,从而解除了伦巴底人的威胁。司提反采取了一系列向丕平示好的行动,包括批准后者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而自立为王。司提反还封丕平为罗马贵族。作为回报,丕平率军在754年进入意大利。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平定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许多地方,然后将其作为对教会的奉献赠送给罗马教皇。在781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宣布教皇为这些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丕平奉献的土地包括拉文纳的原拜占庭总督辖区,贝内文托公国的一部分,托斯卡纳,科西嘉,伦巴底,中意大利五城(Pentapolis)地区——里米尼(Rimini)、佩萨罗(Pesaro)、法诺(Fano)、西尼加利亚(Senigallia)和安科纳(Ancona),以及其他一些城市。
丕平的献土扩大了教皇的统治区域,然而也带来一个法理上的问题:既然教皇所统治的领土是由法兰克帝国所赠,那么教皇在世俗政治中是否相应地成为法兰克皇帝的封建附庸呢?
为了提高教皇国的威望,以及打消丕平的继承人日后利用这一献土行为来控制教廷的可能,罗马教廷在750年至850年之间大胆伪造了一份被称为“君士坦丁献土”的文献(拉丁语:Constitutum Donatio Constantini;Constitutum domini Constantini imperatoris),试图宣布教皇国所拥有的土地是在公元4世纪时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奉献给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二世的。该文献说,君士坦丁大帝在西尔维斯特二世通过祈祷为其治好麻风病后接受了洗礼,并在受洗后的第四天就决定将帝国都城罗马捐赠给基督教会,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拜占庭营建新都。该文献还断言,君士坦丁大帝不仅向罗马主教捐赠了意大利中部地区,而且还捐献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部领土,并授予教皇及其后任者对其进行世俗统治的权力。
法兰克帝国的分裂从另一方面解决了教皇国法律地位的难题。查理曼大帝死后,帝国在9世纪分裂为三部分。虽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以法兰克国王直系继承人自居的历代法国国王往往宣布自己为教廷的世俗保护者,甚至将教廷和教皇由罗马搬迁至阿维尼翁,但是在欧洲却不再有哪位皇帝或国王可以以法兰克帝国唯一继承者的身份对教皇国提出宗主权要求。
罗马教会和法兰克人的合作在800年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像东方的君士坦丁堡教会一样,罗马教皇和罗马教会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是从属于罗马帝国的唯一继承人,即东罗马皇帝的。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宗教事务代表,而罗马(东罗马)皇帝是上帝在人间的世俗事务代表。基督教会和人民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皇帝,即罗马皇帝。797年君士坦丁六世被废,以及其母亲伊琳娜皇太后自立为罗马女皇(797年-802年在位),使得罗马教会有理由拒绝承认君士坦丁堡统治者的最高权威。罗马教会宣称,罗马皇帝的名义在希腊人(即拜占庭人)中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罗马教皇、所有的主教、法兰克元老元和罗马城的所有长老经过商议,决定把法兰克国王加冕为皇帝,使罗马帝国永远传承下去。
800年,教皇利奥三世将查理曼大帝加冕为“受上帝委托统治罗马帝国的伟大皇帝奥古斯都陛下”(Karolus Augustus a Deo coronatus magnus Imperator Romanum),神圣罗马帝国诞生(此时尚无“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名,至康拉德二世时始称“罗马帝国”,至腓特烈一世时,为了与“神圣罗马教会”的名称相抗衡,方始称“神圣罗马帝国”)。
罗马教会认为,将查理曼加冕为奥古斯都和罗马皇帝,并不是宣告西方基督教世界从此与东罗马帝国分庭抗礼。在他们看来,476年西罗马末帝被废黜,并不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是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归一,东罗马帝国重新成为单一的、没有分裂的罗马帝国。查理曼加冕为奥古斯都和罗马皇帝,意味着罗马帝国的正统皇统从“新罗马”——君士坦丁堡重新返回罗马城。
但是,因为东罗马帝国的皇统并未就此中断,所以此后基督教世界出现了两个并立的最高统治者,一个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在罗马。他们并不像过去的东西罗马帝国皇帝那样和平并立,而是彼此指责对方是僭越者,宣布自己是唯一真正而合法的基督教会和人民的领袖。从这一点来说,利奥三世通过为查理曼大帝加冕,使罗马教会(及其领地)摆脱了臣服于东罗马皇帝的从属地位。从此之后,罗马教皇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宗教领袖。
不过,虽然800年的法兰克帝国御玺上写着“罗马帝国的再生”的字样,但是此后由罗马教会所加冕的历代神圣罗马皇帝不再像东罗马皇帝那样是基督教会的主宰,神圣罗马皇帝也不再像东罗马皇帝那样可以插手干预教会事务(甚至废黜罗马主教)。相反,教皇可以干涉世俗事务,通过将皇帝革除教籍的方式插手政务,此外,在罗马教会所拥有的中意大利地区的土地上,教皇也成为不折不扣的世俗君王。
从10世纪起,教皇国的声望因一系列事件而下降。首先,从思齐三世至若望十二世在位时期,罗马城贵族中的几个妇女通过成为教皇情妇而掌握了教廷大权,她们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都被立为教皇(比如教皇思齐三世与其情妇玛尔西亚所生的儿子若望十一世和孙子若望十二世)。从903年到963年的这段时期因此被称为“淫妇政治”(Pornocracy)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教皇的政令只能在罗马城周边地区施行。其次,教皇国延续了伦巴底王国的封建体系,在教皇的领地上有许多伯爵和侯爵的封建采邑,他们都是几近独立状态的领主。
到10世纪中叶,日耳曼王奥托一世征服了北意大利的领土。教皇约翰十二世将其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作为回报,奥托颁布了“Diploma Ottonianum”(奥托法令),承诺维护教皇国的独立。虽然如此,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教皇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仍然时不时地发生摩擦。每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想将其权力施展到意大利时,就要和教廷及教皇国发生冲突。皇帝对教皇的控制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亨利三世于1046年赴意大利,废黜了反对他的教皇格历高里六世。德国人克莱孟二世被选为新教皇,并为亨利三世加冕。此后他又多次废立教皇。亨利三世一直掌握了对德意志境内各主教的任免权。
1073年4月21日,亚历山大二世去世,格历高里七世被选为教皇。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之间的冲突,在他与亨利三世的继承人亨利四世之间延续。1076年,格历高里七世革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此后发生了有名的卡诺莎之辱。
霍亨斯陶芬王朝绝嗣后,神圣罗马皇帝不再随意插手教廷事务,教皇国与神圣罗马帝国进入相安无事的状态。到14世纪初,教皇国像其他意大利邦国一样,已经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尤利乌斯二世这二位教皇统治时期,教皇国的领土再度获得大幅扩充,并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但是,教皇对其大多数领地的统治仍是有名无实的,教皇国各个城邦的真正主子仍是当地的王子、贵族。直至16世纪,教皇才得以直接统治教会名义下的所有地区。
从1305年到1378年,教廷迁到了法国西南的阿维尼翁,教皇成为法国国王的政治附庸。尽管如此,位于意大利的教皇国仍然是教皇名下的领地,而且阿维尼翁城及其周围地区也成了教皇国的一部分,直至法国大革命时期才重归法国。
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国并不能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而是若干个各自以教皇为最高领主的封建城邦或小国的松散组合。有些城邦拥有自己的次一级领主,有些城邦(比如罗马)则没有。大体来讲,教皇同这些小邦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其他西欧国家中封建国王与自由市之间的关系。由于没有世俗君主与之竞争,教会成为这些城邦的最高权威。
至文艺复兴时期,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地区的众多意大利城市已经脱离其主教和神圣罗马皇帝而独立,成为较强大的城市共和国(比如佛罗伦萨、比萨、锡耶纳、米兰和热那亚),这些国家的市民基础是安分的、勤奋的工匠,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富裕的、从事商业的中产阶级,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使这些共和国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在教皇国,尤其是在罗马城里,缺乏这样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由于长期的荒废,教皇国的核心——罗马所在的坎佩尼亚地区——土地不能得以利用,物产贫瘠;罗马的位置不好,不利于经商;它也没有工业,没有什么可以生产的货物,也没有市民或中产阶级。公民被分为三个等级:军人阶级(包括古代贵族的残余);僧侣阶级;以及下等阶级(主要是贫穷的平民)。第一个阶级分为若干党派,以几个大家族为其领袖。教皇是后两个阶级的领袖,但也往往是这几个大家族中的一员。直到14世纪,教皇国的内部历史仍是这些党派间彼此斗争、以及贵族阶级与僧侣阶级之间此消彼长的权力斗争的历史。教皇虽然是西欧基督教地区的最高宗教领袖,但是在罗马城中,他不过是某一个得势的大家族的领袖而已。
但是,古罗马共和制的残余在教皇国中仍然存在。1337年,教皇本笃十二世从罗马市民手中接受了元老和大将的头衔,以及共和国执政官的称号。1347年,在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中,教皇公证员科拉·迪·里恩佐被任命为罗马城的保民官,他实行了一些改革,抑制贵族们的过分行为。
到18世纪末,归于教皇名下的领土疆域达到了巅峰。这些土地包括拉丁(Latium,即今日的拉齐奥地区)、翁布里亚、马尔凯,向北囊括了拉文纳、费拉拉、波伦亚(博洛尼亚),直抵罗马涅地区。在南方,教皇在那不勒斯王国拥有两块飞地,即贝内文托和蓬特科沃。在法国,教皇拥有阿维尼翁城和罗纳河以东的领土(Comtat Venaissin)。
法国大革命给罗马教廷带来了极大的损失。1791年,教皇在法国的领地被法国吞并。1796年,法国军队侵入意大利时,教皇国的北方领土也被法国吞并,并成为内阿尔卑斯共和国的一部分。1798年,法军长驱直入教皇国腹地,攻占了罗马城,并成立了罗马共和国。教皇庇护六世被擒,流放到法国。
1800年,反法同盟与法国达成和议,第二次反法同盟解散。此后法国恢复了教皇国,庇护七世返回罗马。但是,1808年,法军再度进攻教皇国,并将其彻底灭亡。罗马城和教皇国的西半部被并入法国,东半部则并入以拿破仑为国王的意大利王国。
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教皇国被重建。此后的历任教皇在教皇国内推行了一系列保守的反动政策。直至庇护九世时期,由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教皇国方开始着手进行一些自由化改革。
拿破仑战争标志着近代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意大利、德意志等族的民族意识被唤醒,意大利人要求民族统一的呼声日高。但是,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意大利恢复了昔日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且北部的伦巴底、威尼斯等地区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
1848年,欧洲爆发自由主义革命,其首先发起地点为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而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1848年11月15日,教皇国司法大臣佩雷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被暗杀,次日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教皇国实行社会改革、指定民主政府、以及对奥地利宣战。11月24日晚,教皇庇护九世化装为普通教士逃离罗马,前往两西西里王国避难。教廷主教卡洛·穆扎雷利(Carlo Emanuele Muzzarelli)组成了留守政府,随后颁布了一些自由化的新法令,教皇因此拒绝承认该政府,并在流亡地组建了新政府。
为了将教皇迎回罗马,罗马市长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教皇避难地加埃塔城堡,但教皇拒绝返回罗马。罗马城中首次出现了没有政府的情况,因此市民在1849年1月21日举行了首届自由选举,以组成制宪会议,年满21岁的男性都可以投票。2月8日,制宪会议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以三人执政委员会为元首,教皇仅保留宗教领袖的地位。罗马共和国的宪法宣布宗教自由,给予犹太人平等地位,废除死刑,还取消重税、新增工作职位。意大利爱国者及军人朱塞佩·加里波底组织了一支名为“意大利军团”的志愿军,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武装部队。教皇向天主教国家求救,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遂联合奥地利出兵干涉。6月29日,法军进入罗马城。
法奥军队此后继续追击加里波第军团,迫使加里波第率众前往圣马力诺避难,并将其军队解散。庇护九世在1850年4月重返罗马。法国军队驻扎在罗马城中,以保护教皇。
此役后,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既包括撒丁王国和萨伏伊王室为核心的君主主义者,也包括众多的共和主义者——将教皇国视为意大利统一的绊脚石。法皇拿破仑三世则将教皇国作为其插手干涉意大利事务的筹码,一方面支持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一方面则继续扶植和保护教皇国政权。
1859年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后,撒丁王国从奥地利手中收复了伦巴底地区,加里波第则在两西西里王国发动革命,推翻了波旁家族的君主。加里波第试图在南意大利建立共和国,但是撒丁王国请求法国出兵,将意大利南部纳入自己的版图。在得到法国的允许后,撒丁军队于1860年挥师南下,先在当地居民的配合下征服了教皇国东部三分之二的领土,随后进入两西西里王国。当年年底,这些被征服的领土都被撒丁王国正式吞并,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正式诞生。此时教皇国仅剩下了以罗马城和拉齐奥地区为中心的三分之一领土。1861年3月,意大利王国宣布罗马为新首都。但是由于法国驻军的存在,意大利无法收复罗马城。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驻扎在罗马的法国军队撤回国内。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不必再顾忌法国的威胁,将教皇国纳入意大利版图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先派特使向教皇庇护九世送去密信,并提出了一个保全教廷脸面的解决方案:意大利军队以“保护教皇”的名义和平进驻罗马城。但是这个提议被教皇拒绝,因此意大利于1870年9月10日对教皇国宣战。意大利军队在9月11日越过边界,缓慢地向罗马城推进。进军速度非常缓慢,以等待外交协调解决的可能。
虽然教皇国仅拥有一支为数甚微的军队,但庇护九世还是下令进行抵抗,以造成这样的法理事实,即教皇国是被意大利以武力入侵、而非和平接管所征服的。9月19日,意军包围了罗马城。1870年9月20日,经过3个小时的炮轰,意军在罗马城的奥利留城墙上轰塌了一个缺口,随后进入了罗马城,在阿庇亚大道上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教皇国灭亡。
此后,经过公民投票,罗马城和拉齐奥地区并入意大利,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旋即从佛罗伦萨迁到了罗马。49名意大利士兵和19名教皇国士兵在这场战役中丧生。
在攻陷罗马城之前,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意大利王国曾经提议以台伯河为界,将河西“利奥城墙”以内的西半部罗马城保留给教皇,并允诺教廷可以在此城内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这个提议遭到庇护九世的拒绝。
罗马城被意大利吞并后,教廷在罗马城以及意大利各地的地产、宫殿、庄园纷纷被没收,连教皇的正式宫殿——奎里纳尔宫也被没收,成为意大利皇宫。庇护九世退缩至梵蒂冈城堡内,并宣布自己为“梵蒂冈的囚徒”,以示对意大利强行吞并教皇国的抗议。在“梵蒂冈的囚徒”这段时间里,教皇将自己禁锢在梵蒂冈城堡内,其活动范围最远只达圣彼得大教堂广场入口,教皇也不再巡幸其主座教堂——位于罗马城另一端的圣约翰拉特兰教堂,以及罗马郊外的行宫。
由于教皇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在许多国家派驻有外交使节,并作为一个国家得到各国的承认。意大利的共和主义者如加里波第等人建议进军梵蒂冈城,完全消灭掉教皇的世俗权力,但是这个提议在意大利国内没有被占优势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接受,梵蒂冈城继续保持了独立状态,而意大利也无法完全无视这一事实。庇护九世之后的历代教皇均敌视新的意大利王国,甚至不准信徒担任意大利王国的公职。
所谓“梵蒂冈囚徒”时期从1870年一直延续至1929年。此时意大利统一已有69年,教皇国灭亡也有59年,教廷对意大利的长期敌视和抵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1929年2月11日,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代表与意大利王国代表在罗马的拉特兰宫签署了解决双方悬案的最终协议,即拉特兰条约。
根据拉特兰条约的规定,教廷最终承认意大利的统一,以及罗马成为意大利首都。意大利王国承认教皇在梵蒂冈城堡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世俗统治权力,梵蒂冈城堡成为独立的梵蒂冈城国。此外,条约还规定了天主教及教会在意大利的政治地位,意大利王国对意大利统一战争期间没收的教会财产进行了最终赔偿。从法理上说,延续了11个世纪的教皇国在1929年2月11日这一天正式灭亡,由梵蒂冈城国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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