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郭沫若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又是伟大的战士,疾恶如仇,他们曾用投枪匕首般的笔,扒掉了汪精卫的层层画皮,使之原形毕露。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这是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三
省,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鲁迅即撰文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给予猛烈的抨击。后来他发表大量时事评论,揭穿汪、蒋高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进而,直接揭露汪精卫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1935年六七月间,经汪精卫批准,何应钦同日方代表梅津商谈,缔结卖国的《何梅协定》。鲁迅密切注视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当时《申报》发表徐道邻的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这篇文章显然是奉命写作,用来试探社会反应的。鲁迅愤慨地说,文章的作者“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
疾恶如仇的鲁迅。
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以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针对这种现实,鲁迅愤怒指出:“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
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日本的吉冈文六论汪精卫道:“从这位小白脸的青年,我马上就联想‘蚯蚓'来,不知不觉中,总是有‘蚯蚓'的感想”;“因为蚯蚓之为物也,伸缩自在,忽缩忽伸,今弹此调,明奏他曲”之意。这固然不失为汪精卫画相之一。但鲁迅给这位“蚯蚓”人物做了更具体的淋漓尽致地描述:“……今之名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杀旧账,从新做人比起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选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综观汪精卫一生,从刺摄政王到制造袁世凯,从追随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宁、汉合流与蒋介石的争斗到被刺出洋,从西安事变投机回国到去日本东京磕头止,其中曲伸变化,不正如鲁迅所言吗?
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还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花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美人儿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住了老鸨婆;就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假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然而娼妓说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在这里,鲁迅把汪精卫喻为小丑、老鸨、花旦,从汪的所作所为来看,确实恰如其分。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后,口里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却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还说什么“我尽了数年的心,吃了数年的苦,挨了数年的骂”,连陈公博都说汪拱手“送国”,胜过秦桧和李鸿章。抗战爆发后,汪在大庭广众之中,也唱几句“抗战高调”,但实际上,他畏敌如虎,认为“战必大败”。汪公馆里充满了悲观失望的空气。陈璧君及其子女愁容满面,在“言谈中,对抗战即时常采取叽嘲讽刺的态度”,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可见汪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汪精卫死到临头时还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行辩解,说他组织伪政权是“不得已之手段”。由以上可见,汪精卫扮演的小丑、老鸨角色是何等的逼真。鲁迅刻画的又是多么形象,叫人“拍手叫绝”,又“恍然大悟”。正如人们评价鲁迅“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郭沫若多次揭露汪精卫的罪行。图为抗战胜利后郭沫若
在重庆。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汪精卫投敌叛国后,他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汪精卫的罪行。他在《汪贼进入坟墓》一文中写道:“汪精卫和他的一群,是自己挖了墓坑,自己钻进去葬送了,这也是我的确信。有趣的是我想起了淞沪战役还在最高潮的时候,汪精卫在南京亲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中央是一定要抗战到底的,南京是总理陵墓所在之地,南京便是我们的坟墓'。想来也真是凑巧,南京现在的的确确成为汪精卫的‘坟墓'了。”
在谈到铸就汪精卫夫妇的跪像时,郭沫若写道:“铸像可以不限于用铁,用石也好,用泥土也好,用木质也好,坏了又可重新做,而且汪逆夫妇的像,也不一定要他们的真像,譬如塑两条狗像,在身上各凿上‘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字样,便可以适用。不然怕找不出那样的雕刻家,并且怕也找不出那样多的汪、陈照片来的。但是在重要的都市地方,那就不妨多破费点,因为这样的破费,并不是消耗,而是生产,它生产出我们中华民族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永远的精神,和这精神的永远不断的净化。”
浙江黄岩县海门镇的民众制作了汪精卫夫妇的石雕跪像,供人唾骂。图为1941年4月日军占领海门镇后在此围观。
“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都应该体念着无名英雄的耿耿精忠,都应该克服自己血液中的‘陈璧君'与‘汪精卫'由当代以至于永远、永远。”
这两位文学巨匠笔锋犀利,如枪如匕,使汪精卫的丑行暴露无遗,又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因为他们的文章给后人启示,并有一定道理。
巨匠就是很有名的意思
我认为是他们的文章又多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