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很多《少年维特的烦恼》的读者自杀了

这部小说是用日记和书信体写成的，这种体裁善于披露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抒发苦闷的心理和速惆的情感。整部作品像一篇感伤的抒情诗，坦率、真实，坦露心扉，毫无矫饰，毫不做作，无论是主人公爱的欢愉或痛苦，都跃然纸上，像是捧出一颗跳动的心，激起读者情感上的强烈共鸣和精神上的极度震动。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一出版就使年轻一代如痴如狂，有的与维特遭遇相仿的人甚至轻生而死。这部作品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歌德本人就此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出现适逢其时的缘故。就像爆炸一只地雷只需一点导火索那样，这次在读者中引起的爆炸也是这样

小说的情节在极大程度上是自传性的：当歌德在韦茨拉尔（Wetzlar）的帝国最高法院实习期间，他结识了年轻的夏洛特·布夫，并爱上了她。但夏洛特已经和一位名叫约翰·克里斯蒂安·凯斯特纳（Johann Christian Kestner）的法律工作者订了婚。在夏洛特的父亲看来，凯斯特纳显然比年轻、有着艺术方面抱负的歌德更加稳重可靠；歌德在那时就已经更想成为一名艺术家而不是律师。歌德仓促地离开了夏洛特。后来，他又认识了一位枢密顾问的女儿马克西米利安娜·冯·拉·罗歇。歌德把两个女子给他留下的印象融合到了绿蒂的形象中。据歌德本人说，他在四周的时间内写出了这部书信体小说，以抵消爱情的痛苦并使自己从自杀的念头中摆脱出来

小说中的一部分情节，特别是结尾的部分，不同于歌德的经历。维特自尽了，歌德却沉浸在痛苦与写作中。小说中自杀的情节是受到了一位年轻的同事耶路撒冷的激发而产生的。耶路撒冷确实因为巨大的爱情上的不幸而自杀，他在韦茨拉尔的墓地成了不幸的年轻恋人的朝拜圣地。卡尔·威廉·耶路撒冷（Karl Wilhelm Jerusalem）是歌德的泛泛之交，他于1772年10月自杀。此事是凯斯特纳告诉歌德的。具有悲剧性的是，耶路撒冷用来自杀的手枪是凯斯特纳借给他的。这使歌德把他自己在1772年夏天的经历和耶路撒冷的命运混合起来，而在小说的第二部分，耶路撒冷的命运越来越多地成为叙述的主要对象。歌德将耶路撒冷的许多性格特点和其他特征转移到他的维特形象上。为了更近地了解耶路撒冷自杀的情况，歌德于1772年11月初再次短暂地来到韦茨拉尔。他以与熟悉耶路撒冷的人的谈话，以及他自己对耶路撒冷的记忆构成了小说的基础。他甚至原文引用了凯斯特纳对耶路撒冷之死的报告的一些段落。

《少年维特的烦恼》(简称《维特》)出版于一七七四年，是歌德早年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它的出版，也是德国文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浮士德》的第二部于一八三二年出版以前，在欧洲，足足有五十年之久，歌德的名字总是和《维特》连在一起，只要一提起“《维特》的作者”，不必说明是谁，几乎人人皆知就是指歌德。
《少年维特的烦恼》被视为狂飙突进运动时期最重要的小说。这部小说获得了那个时代相当高的印数，并且是引发所谓的“阅读热”的因素之一。
歌德本人也没有预料到这本书会获得世界性的成功。为了记录所谓的“维特热”，在韦茨拉尔，除了一本珍贵的第一版《少年维特的烦恼》外，被展示的还有它的戏仿作品、模仿作品、争鸣文献和多种语言的翻译本。但这本小说的成功并不仅仅是一种流行现象，用歌德自己的话来说：
这本小书的影响是巨大的、惊人的、很好的，因为它产生得正是时候。（《诗与真》）
这部小说激起了批评家和支持者们极为热烈的反应。其中的原因在于，歌德以维特作为他小说的中心人物，而这个人物完全违背了市民社会的规则。市民大众将维特视为一个和睦婚姻的破坏者，一个反叛者，一个无神论者，他与市民大众的观念完全相悖。他们期待的文学，更多的是“实用的东西”和“娱乐的东西”，而歌德的小说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上述两者中的任何一种。他们直接在故事中寻找“
实用的东西”，他们希望有一个他们能够认同的人物，并从他的行为中得到学习。特别是小说充满了优美的抒情格调，文字洁净明快，很值得称道。但这部小说却是以自杀告终的——从市民的价值标准来看这不可想象。许多市民批评这部小说仅仅因为它的主要人物不符合他们的观念，还威胁到他们的价值标准。他们认为《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一本和传统文学决裂的书，这种决裂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他们认为这本书颂扬了与他们的利益相悖的价值标准，赞美了自杀的行为。
针对这部小说对自杀的赞美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教会和一些同时代的作家，因为，据说许多青年模仿了自杀行为。实际上的确有模仿性的自杀行为，但其数量远远低于教会宣称的数量。在一些地方（如：莱比锡、哥本哈根、米兰）这本小说甚至受到了封禁。歌德的反驳大意如下：他以自己的生还给出了最好的例子：人们必须写出内心的痛苦。歌德对指责自己诱惑他人自杀的冯·戴尔比（von Derby）主教和布里斯托（Bristol）爵士做出了辛辣、讽刺的回应：
现在你却把一个作家托来盘问，想对一部被某些心地偏狭的人曲解了的作品横加斥责，而这部作品至多也不过使这个世界甩脱十来个毫无用处的蠢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只好自己吹熄生命的残焰。
维特和绿蒂这两个人物，也早已为中国读者所熟悉，郭沫若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把《维特》介绍给中国读者，他所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一九二二年出版后，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参与反封建斗争的中国青年在《维特》一书中发现与中国现实有很多雷同之处，产生了共鸣，这本书在国内广泛流传，仅就抗日战争以前的情况而言，到抗战前夕，短短的十三四年中，由泰东、联合、现代和创造社四家书店先后再版重印，共达三十七版之多，一本薄薄的外国文学作品，再版次数如此之多，在中国出版界是绝无仅有的事。

恩格斯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用艺术手法揭露了社会的全部腐败现象，指出了社会弊病中最深刻的根源。”“歌德完成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十九世纪的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也提出，它的价值在于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烦恼、憧憬和苦闷。
卢卡契在《论〈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中说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部小说不仅宣告了革命的人文主义理想，而且同时完整地表现了这种理想的悲剧性矛盾。所以说，《少年维持之烦恼》不仅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的—个高峰，而且是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问题文学的第一各伟大先锋。资产阶级文学史如果把夏多布里昂及其同伙看作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文学摹仿者，那么，它是在故意贬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意义。继承《少年维特之烦恼》真实倾向的不是反动浪漫而是十九世纪里人文主义理想悲惨的衰亡的伟大描述者者巴尔扎克和司汤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