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上半叶，清王朝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内忧外患困扰着朝廷，也唤醒了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放眼世界，探索新知。魏源在对待西方文化上就主张“师夷长计以制夷”[xxiv]，尽管他的观点是基于爱国的热情偏重于对外来侵略者的抵御，但是已经看到了文化交流的重要，他认为中国受到外国的侵扰，主要是没有了解外国的文化，我们抵御侵略不等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而是要积极的了解西方的文化，吸收他们的长处，才能战胜他们。他认为，不论西方的战舰、大炮、兵法，还有西方近代发达的工业技术都值得我们中国人认真学习。为了达到学习西方的目的，他还到被占领的香港、澳门去对西方文化进行实地考察。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疯狂的开始瓜分中国的行动。
面对民族危亡，康有为强调“全变”的进化论，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只有全面变法才有出路。他所谓的“全变”包括了“变器”、“变事”、“变政”、“变法”四个层次，分别是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设邮便、开矿务”；“改官制、变选举”；改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xxv]他还根据“全变”进化论，利用今文经《春秋公羊传》的资料，提出了“三世进化”的文化发展观，他认为《春秋公羊传》所说的“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三个阶段，实际上是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从文明程度上看，“据乱世”是“文教未有”，“升平世”是“渐有文教”，只有进入“太平世”才达到“文教全备”。[xxvi]这三个时代是循序渐进的，人类文化的发展也是按照这个程序逐步实现的。从政治制度上看，“据乱世”是君主统治，“升平世”是君主立宪，“太平世”才实现民主共和。他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处在“据乱世”，通过维新变法才能达到“升平世”，再往前发展，才能达到“太平世”，也就是他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文化发展是有阶段性的观点。
严复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论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他影响最大的译著。他十分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并力图用进化论来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宣传救亡图存、维新变法。他把进化论归结为“物竞、天择二义”[xxvii]“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xxviii]在他看来，生存竞争不只是生物界的规律，还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他说：“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xxix]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都处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进步发展的就可以存活下去，不知进取的就只有萎缩以至于灭亡。
章太炎早年接受了严复宣传的“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分析了自然界和人类的进化过程，进而认为，人类文明的进化不同于自然界的进化，它是以生产工具——“器”为标志的。他具体论述了古代社会中“器”的改进于社会发展的关系：神农时代，人们“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到了黄帝时代，人们“以玉为兵”，伐树木为宫室；大禹时代，人们“以铜为兵”，开凿山岭，掘江导河，使天下通平；再往后，人们做“铁兵”，使猛兽惊恐，江河折扬，显示了征服自然的伟大力量。因此，石器、铜器、铁器等工具是辨别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的标志。[xxx]他还指出，人类进化不是一个消极的适应自然的过程，而是积极的征服自然的过程，因此，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这样对中国社会的进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没有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吴虞、钱玄同等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空前猛烈的批判。
中国近代前期思想演进的过程：开明的封建士大夫林则徐、魏源等新思潮的萌发和李鸿章等地主阶级洋务派“师夷长技”(学习外国的技术) 的思想；洪仁玕等先进的中国人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王韬等早期维新派开始要求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主张；孙中山、邹容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把从西方学到的国家学说发展为三民主义，主张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李大钊和陈独秀等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主要经历的三个时期：
（1）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主要是以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为代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主张“师夷长技”，学习西方仅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
（2）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先后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指导思想，主张效仿西方变革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继而推及到思想文化的深层。思想启蒙、民主革命思想传播和新文化运动兴起，构成了中国近代三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3）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学俄国走十月革命道路”到“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思想历程。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找到自己的路——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1918年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在中国传播；五四运动后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2年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标志开始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1927年工农武装割据的提出表明进一步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1953—1956年三大改造，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1956年中共八大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探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
中国思想近代化发展的特征:
①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主题是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学习西方与抵制侵略、启蒙和救亡相连，体现强烈的反封建、反侵略性质.②学西方的历程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不断深化，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复杂历程。③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走了一条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过程,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几次重要思想争论或论战:
①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是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是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②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斗争,是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
③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继续,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掀起了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④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论战;⑤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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