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印度注定无法成为第二个中国 ⼀⼀云石

莫迪上台后，印度又掀起了一阵赶超中国的舆论浪潮。而莫迪也信誓旦旦的承诺，要全力推动印度社会改革，大力发展制造业，并以此为途径，使印度实现现代化，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当然，就方向而言，莫迪的思路是不错的。早已过时，却又难以更新的社会结构，对这个文明古国的现代化，构成重大的威胁。只是，印度社会顽疾存在千年，仅凭一个寒门出身的政治领袖，就真的能让他一朝旧貌换新颜么？在此，云石君从历史和地缘的角度，解读一下现代印度崛起过程中的风险和困境。
分裂的政治传统
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天然主宰，印度有着不逊于任何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悠久历史，并有着延续数千年之久的璀璨文明。但与其他拥有相同体量的古老文明不同，在印度文明的扩张史中，并没有形成大一统的稳定政治格局。中国、罗马、阿拉伯、奥斯曼等古代文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纷纷迈向帝国体制。而印度文明却始终处于邦国割据的分裂状态，即便偶有统一，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考虑到古代印度文明的发达水平，以及南亚地缘板块内部的紧密联系，这种分裂格局多少有些另类。
当然，古代印度之所以分裂，也自有其理由。在之前的《印度为什么怕中国》一文中，云石君已对印度的地缘格局有所介绍：南亚次大陆以东为缅甸的密林；北部为高不可攀的喜马拉雅山脉和环境恶劣的青藏高原；西部，跨过印度河流域，便是兴都库什山脉；它们的存在，为南亚次大陆提供了充分的保护。至于南面的大海，虽然无法阻挡海上势力，但海洋文明的商业特质，使它们即便进入印度，也更注重于物质利益的攫取，而非对领土的占有（比如早先的阿拉伯和后期的葡萄牙、乃至英国），因此无法对印度文明造成颠覆性影响。
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当印度文明覆盖整个南亚次大陆后，便丧失了继续扩张领土的动力（以农耕时代的观点看，南亚次大陆周边的土地也确实没太大开发价值）。而它又不像华夏文明那样，有必须持续应对的外来压力（华夏文明必须长期应对塞外游牧文明的侵袭），以致必须采用大一统的方式，，来集中资源应对。
当然，印度也不一点外来威胁都没有。相对于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还是容易的多。而山对面中亚地区的游牧文明，更是农耕文明的天敌。
不过，虽然古代印度会周期性的收到中亚游牧文明的入侵，但却并未对印度文明的独立性构成本质性的威胁。之所以如此，除了古代印度文明的不俗实力外，也与中亚作为大陆交通岛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中亚身处亚欧大陆腹地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亚大陆、蒙古高原、南亚次大陆、伊朗高原乃至西亚新月沃地等亚洲各大地缘势力的交锋之地。虎狼环伺的周边环境，使中亚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板块存在，而只能在各大文明交锋结束后，成为胜者的附庸。
只是，无论对东亚的中国、蒙古，还是西亚的波斯、阿拉伯，中亚都太过遥远。由于远离各大地缘势力的核心区，中亚即便被一方占领，这种占领也缺乏稳定性，随时会因为占领者的衰落或其他地缘势力的卷土重来而发生改变。
中亚的虚弱和混乱，既大大降低了印度遭受入侵的机率，也使得得以征服印度的统治者，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困境：由于身后缺乏强大而稳定的地缘板块作为支撑，使他们无力对印度文明进行根本性改造，反倒不得不针对印度实情，对自身进行调整，以保护得来不易的统治地位。最终结果就是融入印度文明。
在这种既无法扩大文明规模，但也不至于遭受灭顶之灾的情况下，窝里斗，几乎是所有组织的本能。在这种大环境下，南亚次大陆内部的各次级地缘板块的矛盾被相对放大，最终形成了分裂的政治格局。
正是这种分裂的政治传统，使印度于1948年建国后，很容易便建立了以分权制衡为特征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但当印度经济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时，问题就来了：
放眼世界各主要发达经济体，无论是早期的英法美德，还是后期的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在迈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其政治体制虽有进步，但均带有强烈的威权色彩。即使有所谓的分权制衡，其范围也只限于精英阶层。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工业扩张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诸如圈地运动、血汗工厂、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侵犯普通民众的利益。只有通过强大的政治威权，才能压制反抗，强力推进。只有当工业化完成，上述问题淡化消失，波及全民的现代民主制度才有了实施的可能。
而与西方不同，印度在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时，国家经济基础仍处于传统的农耕状态。这种民主制度的超前实现，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构成巨大的阻碍：任何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工业项目，因其本身所连带的负面影响，都会招致印度人民的坚决反对，并在现代媒体的监督下被迅速放大。
在民主政治框架下，印度政客为争取选票，只能无节操的迎合群众意愿，无法像威权时代的韩国、台湾和后来的中国政治家一样，用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将其推行下去，这导致印度接连错过20世纪后期的几次历史发展机遇，经济结构迟迟无法转型。
而同样，过早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也导致了中央权力的薄弱和地方的各自为政，反映到经济层面，就是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规划布局无法展开，国家经济支离破碎。

印度教和种姓制度
印度社会根据出身不同，将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犬舍、首陀罗四大阶级，此外还位于四大阶级之下的“贱民”阶层。不同阶级职业不同、地位差别悬殊。处于高种姓的婆罗门与刹帝利，掌握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首陀罗、犬舍和贱民，则穷困潦倒。
其实这种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并不是印度专利。但跟其他文明不同的是，印度文明中，这种社会结构被以种姓制度的方式加以固化。
在中华等其他文明中，下流阶级的人，可以通过读书、作战、经商等后天奋斗的方式，得到社会的认可，进而提升自己的阶级地位。
而印度人的阶级地位则完全由出身这个先天因素决定。出生之后，无论个人如何努力，阶级地位都不能改变。也就是说，无论低种姓多么努力，他们也无法跻身于婆罗门、刹帝利等高贵阶级当中。
可是，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的本能。种姓制度断绝了绝大部分印度人改变命运的可能，理所当然的会招致他们的愤恨和反对。对此，印度文明采用宗教的方式加以化解。
印度教教义推崇转世，将今生的苦难，作为来世获取幸福的必要条件。在印度教义的熏陶下，下层阶级逐渐放弃了现实社会中的反抗，而寄往于来世，甚至愿意通过苦修，来增加转世获取幸福的几率。
种姓制度和印度教的结合，使印度社会的阶级完全固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好处，是有效减少了阶级冲突，维护了社会稳定。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阶级战争（农民VS地主、资产阶级VS地主；无产阶级VS资产阶级+地主）在印度很少发生。但坏处则是：由于缺乏足够的上升渠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下层阶级，也就丧失了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来改变自身命运的动力，变成得过且过的“混日子”一族。当“愚昧”、“慵懒”、“散漫”成为低种姓的代名词后，印度也就丧失了通过发展大规模制造业迈向现代文明的可能。
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发展出软件外包业，并取得了成功。但是，这样一个产业链短（不需要太多配套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小（只能容纳百万人口级的就业、总共不过几百亿美金的规模）的产业，是无法将印度这种超级人口大国带入现代化的。作为一个十亿人口级别的国家，发展制造业，是其现代化的唯一出路。
大规模的工业制造需要大量的合格劳动力。而要达成这一目的，印度必须清除种姓制度的影响，给予低种姓和贱民阶级足够的上升空间，让他们能够通过学习、工作等手段来改变命运。
可是，当阶级藩篱被打破，下层人民有了获得幸福生活的欲望和可能后，使人安贫乐道，愿以今生苦难换的来世幸福的印度教教义，也就丧失了它的社会基础，其结果就是被拜金主义取代。
在拜金主义的驱使下，印度的低种姓和贱民们，终将被裹挟进工业化的滚滚洪流中。但与此同时，强征土地、房屋拆迁、环境污染、职业病、过低薪酬、长时间劳作，这些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中前期）无法消除的负面影响也会随之而来，进而引发民众的群体性愤怒和抗争。
对印度政府而言，压制民众的不满是有必要的，否则工业化无法实现。但在现代民主制度的架构下，为选票所裹胁的政客，不可能实现这一目的。要想解开这一困局，印度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革政治制度，实行中央集权。

政改的内战风险
中央集权的过程，必然引发政治势力的重新洗牌。考虑到印度的政治架构，没有任何一方政治势力，能够让其他对手放手退出。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印度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政治势力间直接发起内战，用武力消灭其他势力；要么跳出派系争斗，放下身段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低种姓和贱民的铁心拥护，通过壮大基本盘的方式，逼迫保守势力出局。
咋一看，派系内战并非好的选择。但如果采用第二种方式，则意味着这一政治势力站到了下层阶级的立场上，一旦其掌权，必然会剥夺掌握社会资源的上层阶级的利益，进而会招到强烈抵制。鉴于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双方的冲突必将愈演愈烈。如此一来，派系内战或可避免，阶级战争却极有可能发生。（现实中的案例，则是印度毛派武装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一旦大规模工业化启动，毛派将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
种族对抗与宗教冲突。
印度的人种构成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由早期自中亚迁入的雅利安人演化而来的印度斯坦人（即印度白人）；土著的达罗毗荼人（即印度黑人）；以及早期由东亚流入、在东北地区占相当比例的蒙古利亚人（黄种人）。
由于历史的原因，婆罗门、刹帝利两大高种姓基本由占人口少数的印度白人组成，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达罗毗荼人与黄种人则基本属于低种姓和贱民。
一直到今天，印度社会的各种资源仍由高种姓的印度白人控制，而印度黑人和黄种人基本处于被统治地位。
通常情况下，这种明显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必然导致种族冲突的产生。而印度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却成功的避免了种族间的对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而印度之所以能成为例外，固化阶级的种姓制度，和鼓吹放弃今生以求来世的印度教义居功至伟。（发源于印度的佛教，由于宣扬众生平等，不利于印度种族阶级社会的稳定，逐渐在当地走向消亡）如果这两者被清除，处于社会中下层的达罗毗荼人和黄种人的种族意识会被激活，并在拜金主义的诱惑下，对控制社会资源的印度斯坦人产生种族仇恨，肤色的不同更让这种冲突加倍激化。而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展开，主要的印度斯坦人构成的资本家，与主要由达罗毗荼人以及黄种人构成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将愈演愈烈。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合二为一后所迸射出的力量，足以将印度搅的天崩地裂！
宗教矛盾也是印度政治改革潜在威胁。印度境内有总数多达一亿的穆斯林。他们独立于印度教体系之外，但与黄种人和达罗毗荼人一样，处于社会的中下层。虽然当下，印度教的强大实力足以压制占人口少数的穆斯林。但如果印度教体系崩溃，印度社会陷入纷争，穆斯林为争取自身权益，也不可避免的会卷入其中，进而加剧印度的混乱。
制度、阶级、种族、宗教，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印度的工业现代化道路十分艰难，稍有不慎，便有万劫不复的危险。
印度当然清楚内乱的后果。但鉴于自身复杂的国情，它又无法确保内乱不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在这种左右为难下，印度的现代化改革只能长期流于形式。能否找到一条真正的和平发展之路，将是事关这个南亚大国延续与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