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者特别关注全球史观，并致力于发挥全球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全球史观最先由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的史学》[1]提出。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西方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西方和欧洲跳出，将视线投向所有的地区和时代。”他认为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来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
在G巴勒克拉夫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发展的全球史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全球史观强调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既包括各个学科内部的交流，也包括中西文化的交流；其次，全球史观强调全球性和整体性，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是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更加注重世界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第三，全球史观关注的是那些跨文明、跨区域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
一、用全球史观指导明清史研究的必要性
全球史观对明史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2010年6月24日至28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关于“明史在中国史上的研究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议题之一就是“明代历史对世界进程的影响”[2]。与会学者讨论的最热烈的问题，是在明史与世界是联系起来的研究过程中采取何种态度这一问题。全球史观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清朝时期，外国有多关于清朝的历史资料，主要包括清朝与各国政府的文书、传教士在华活动记录以及西方殖民者对我国进行侵略时，夺走的清朝的档案资料。清史研究中仍有许多空白的地方，而外国人记载和收藏的关于清史资料，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不可或缺的资料。全球史观对于我们有效的利用国外关于清政府的资料，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二、全球史观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具体指导作用
（一）全球史观的互动性
全球史观强调学科内部之间应相互交流、借鉴，在明清史研究方面同样具有指导作用。以明朝的史料利用为例，《明实录》[3]中的曲笔较多，其中《太祖实录》三次编修，曲笔回护的内容更是屡见不鲜。《太祖实录》中，朱棣将建文朝一朝的历史一笔勾销，把建文朝的年号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并且为自己发动叛乱、篡位夺权作粉饰。朱棣要求《太祖实录》增加朱元璋有意让朱棣即位的故事，这在很大程度上迷惑了后人，而且如果没有其他史料，历史可能真被朱棣篡改了。但是我们在顾炎武的《顾亭林诗文集》[4]中可以看到，“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并且在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5]一书中，作者引用上百种史料，力图恢复建文朝的史事。另外，《明实录》缺少建文、景泰以及崇祯三朝史事，谈迁的《国榷》详于万历以后的历史，可以与《明实录》的材料相互补充。关于明史的史书的相互补充、借鉴这一例子说明了全球史观学科内部之间的“互动”对明清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诗词、小说、书画以及戏曲等文学作品，它们的创作过程是从社会生活中吸取资料的，反过来也能反映社会生活，从而对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以清朝张应昌编辑的《国朝诗铎》[6]为例，诗歌对于历史研究有重要的作用，可以以诗证史。张应昌把诗按内容分类，不仅涉及了农业生产技术、赋税政策以及徭役的征发等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法律、军事方面的政策及具体的执行情况，另外还有国家行政方面以及各个阶级阶层的生活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张应昌编写的《国朝诗铎》，内容丰富且庞杂，加上作者是清朝人，由当朝人记录当朝事，张应昌也记录了清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从这些诗歌中找到当时的历史痕迹。《国朝诗铎》为我们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佐证。这体现了全球史观所强调的学科之间的“互动”这一特点。
另外，全球史观要求我们要注意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具体到明清史研究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注重中西方史学的相互借鉴与交流。西方殖民者在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同时，掠夺了明清两朝大量的档案文书。荷兰人所藏的涉及明末清初的历史的档案，主要反映了明末清初的中荷关系、郑成功经营台湾的历史；美国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等处，藏有1844年《望厦条约》的中文本、19世纪初的中国政府的文书以及美国驻华公使有关使华的备忘录、草稿、摘要和公函。另外，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葡萄牙也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关于明清中国档案文书材料。我们在充分利用国外关于明清时代的档案材料时，也应注意吸收借鉴国外学者利用这一批档案材料做出的成果。这是在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中西史学资源尤其是史料的交流学习情况。
（二）全球史观下世界各个名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这一观点在明清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是帮助我们辩证的认识中国与世界内在联系这一方面。
在张丽、骆昭东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季）2009年第4期撰文指出，明清诸商帮的兴衰与当时全球经济的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沿海商帮如闽帮、粤帮、浙帮等，内陆商帮诸如晋帮、徽帮以及江右帮等，它们的兴旺发达和衰落都与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以及中国商人、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市场份额有关。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越多、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中所占得份额越多，明清时期的商帮越发达；反之，越衰落。16至19世纪初，欧洲、日本以及美洲大陆的资本非常发达，国内原料无法满足这些国家自身的需求，需要从国外市场购买原材料。这一时期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以及来自海外的大量白银，使得中国海商应运而生并且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商人以及商业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采购原材料，并且凭着众多优惠条件，他们的原料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这极大减少了海外市场资金的流入。而且，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的签定，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这使得中国商帮得优势逐渐丧失并且衰落。 （三）全球史观下的具有世界影响性的运动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说明全球史观下的明清史研究。公元1405至1433年，我国明朝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进行了七次的远航，活跃在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直至非洲东岸，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这就是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航海不同的是，郑和下西洋传播的是文明，是和平，而不是掠夺和侵略。郑和下西洋也对途经国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7]一书中介绍的那样：“当世界变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海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在御制弘仁普济天妃之碑[8]中提出了郑和等人出使海外诸国应持有的立场：“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国，导以礼仪，变其蛮习。”即以中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引导那些尚处于蒙昧状态的海外邦国，使其改变野蛮落后的习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郑和使团向亚非各国宣敷文教，传播中国的文化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且，在郑和努力传播文化的过程中，海外各国受益颇多。
郑和凭着这七次下西洋的经历，有着巨大的海外影响，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影响突出，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关于郑和的寺庙多；关于郑和的遗迹、传说多；用当地语言出版的关于郑和的著作多；纪念郑和的活动和研究郑和的机构也逐渐增多。西方学者对郑和也有研究。以西方研究郑和的著作为例，英国学者梅辉立（W・F・mayers）撰《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英文版<中国评论>1874～1875年第3～4卷），并且他成为最早研究郑和在世界航海上的地位的海外学者。近年来，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也出版了有关郑和的研究专著，如李露晔（Louise Leavthes）的《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法国学者皮埃尔・加玛拉（Pierre Gamarra）：《郑和海军大元帅一生的奇迹》，（（巴黎）马扎然出版公司，2002.）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两个问题，即怎样正确地比较郑和与他同时代的西方航海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以及怎样将郑和研究以及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推向世界。中国古代书籍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记载，有一部分涉及对某些海外民族的评价，如认为他们“野蛮”、“落后”以及有可能会伤害某些民族的传说，加上中国古籍中有关帝王“君临天下”的封建观念，这些可能会影响人们对郑和下西洋贡献的评价。对此，我们应该注重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海外关于新课题的开展和新的研究成果，纠正西方对郑和以及郑和下西洋的误解，辨证地对待郑和及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三、明清史研究应如何在全球史的影响下走向世界
具体到将明清史研究推向世界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将明清史的研究与世界历史的背景有机结合，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应该掌握明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并能利用我国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方志碑刻资料等深入这些问题的研究；其次，应该树立全球史观，仔细考虑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否会对全人类问题（如人口史、环境史）的研究做出贡献，对于全人类有价值的课题应花费较大的精力，突出研究的重点问题；第三，我们应该在借鉴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将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我们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研究明清史，关注明清史研究中的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世界上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相信明清史研究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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