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做国际贸易的商人，只是这些人是外国的代理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帮助外国人赚钱。后来解放以后，中国另起炉灶，打扫屋子再请客，这些人自然就消亡了。
买办是指明朝替宫廷或地方衙门向民间采购日常用品专设的职位。如铺户买办、召商买办。与同期的日本战国御用商人相同，有一定的权利及义务。清朝末期的1800年代－1910年代，帮助欧美国家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清国商人也借词称为买办，当20世纪40年代前后外商企业因战争等原因纷纷撤出中国时，买办社会底层大量破产，上层则向创办民族企业转化，买办制度遂开始衰亡。
买办阶级是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入侵产生的阶级，简单来说就是给外国侵略者办事的，侵略者为了方便侵略，找一些买办帮他们交易，在中国发展工商业
在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东方与西方不一样，两者互不关联。然而，在清朝晚期的通商口岸中，东方和西方却以某种形式相遇了，那就是“买办”。无论是东、西方的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交流，买办都在其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具有着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虽然，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并不是那么愉快，但是，买办却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财富，成为了一种新型商人，并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的近代史更多地表现为一部对西方外来冲击进行反击的历史，其中，通商口岸最能表现这一点。因为，通商口岸是中国与西方进行贸易往来的主要地区，而贸易是西方人来中国的主要原因，所以，这些地方经常会发生许多贸易冲突，便使得我们可以从中窥视到中国对西方冲击所做出的种种反应。
自从签订了《南京条约》，初步打开中国市场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就一直在持续走高。但是，东、西方语言不一样、货币不统一、社会商业习俗不同等问题，严重限制了两者之间的贸易往来。于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促进贸易自由化，人们急需一位既精通双方语言，又擅长贸易的人才。
由此，“买办”应运而生了。
所谓的买办，是指外国人在中国开设洋行的经理，其在外国人与中国人的贸易中，扮演着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为双方牵桥搭线。也因此，买办的首要职能是经济职能。在洋行里，买办的主要工作是招聘和管理中国员工，保证银库的安全，为外国商人提供一定的中国经济形势情报，替钱庄票据做担保人，为外国人与中国人的贸易提供各方面的帮助。
但实际上，像这样的商业中间人，并不是近代才产生的，其产生则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商业制度上。早在古代，中国就已经有了类似的中间商，那就是“牙行”。到了近代，牙行依然活跃在各大商业活动之中。在还没有出现买办之前，外国人与中国人进行交易，就是通过牙行。此外，牙行与买办之间的区别，在于：牙行是不受制于他人独立抽取佣金，而买办则是受雇于外国商人。
在清朝的时候，商业迅速发展，一些有能力的商人把控着茶、盐、丝、棉花和鸦片的交易。在他们看来，盐商是最具有垄断性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盐铁一直都是由官府来掌控的。此外，他们还关注“行商”。所谓的行商，是指公行里的成员。而公行是早期中外贸易的产物，其本质是商人行会，由一些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做交易的中国商人组成。
公行是经过官府的认可与批准的，它必须对官府负责，且在对外贸易中占有垄断权。在鸦片战争以前，公行是中国最大的商体组织之一。
但是，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后，它便开始慢慢衰落了，并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
在当时，一大批外商前来中国做贸易，不仅为买办的产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还对盐商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不久之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大大加速了盐商的衰落。最后，在外因与内因的共同作用下，买办兴起。虽然，买办的影响并不足以把中国的商业活动全部转移到通商口岸，但是，却致使中国商业发展呈现出相同趋势。与此同时，通商口岸的开放还为复杂多样的商业活动提供了一个大平台。
第二，通商口岸的出现助长了买办的发展，打击了牙行的成长；
可以说，有无一个良好的稳定的商业环境，对经济发展而言非常重要。从中世纪开始，西方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说明：政府支持与否，对企业家们的精神状态产生着重大影响。但是，对于清政府而言，它并没有完全履行其经济职能，比如：维持社会安定、制订一些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法律法规、控制货币在市面上的供应与流通和统一度量衡等。因此，一个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严重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虽然，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了各种条约，为外国人侵入中国提供了便利，但是，从某些角度上来说，它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因为，外国人通过条约获得了许多特权，通商口岸的资源和财产可以借此机会不被中国官员们私吞。因此，商人们就能在社会的动荡不安中获得一丝丝的人身安全。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研究透中国经济史，但结合理论与现实我们猜测：
“买办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不被官员压榨，靠自己的本事经商，从而，获取大量财富的商人。”
第三，贸易方式的改变；
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买办们通过各种途径积累了大量财富。虽然，从个体上来看，他们所拥有的财产还不能跟以前的行商相比较，但是，就人数而言，买办显然多出了许多。此外，经过多次的对外贸易，买办已经掌握了西方人现代贸易的方法，并能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这种方法。
因此，既拥有资本又掌握着贸易方法的买办，便与传统意义上的富人区分开了。于是，那些富人过着绅士般的生活，把自己的资产全部交给管家打理。虽然，有些富人是例外的，但显然，买办是把财产和企业家的特性结为一体的新式商人。而传统商人明显不具备这一特点，因为，他们不愿意踏足新的行业。
其实，从“内行”与“外行”的区别，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同时，还反映了人们对于才干的传统看法：
“一旦在某个行业中站稳脚跟，有所发展，就不愿意再去踏足其它行业，以免出现亏损的情况。由此一来，面对贸易方式的改变，传统商人不愿意作出改变，那么，它将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最终，自然消失在了历史的浪潮之中。”
比如：一位著名的钱庄庄主胡光墉，他曾经帮助过左宗棠与外国人谈判，为朝廷举借过外债，但是，他却没有参与到李鸿章成立的轮船招商局中。因为，他认为：这个招商局是自己不熟悉的行业，不愿意作出新的尝试。于是，轮船招商局最后由唐景星和徐润这两位买办来接管。
其实，在中国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买办的作用主要有两点：
一是、拥有丰厚的资产，意味着他们能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
二是、掌握一定的西方贸易技能，能为中国实业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知识指导。
此外，作为最早跟外国商人进行直接接触的中国人，买办清楚地认识到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前景及其所能带来的利益。就当时来说，中国人尚处于启蒙阶段，像这样的认知是十分难得的，其它阶层几乎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然而，买办也并没有对传统行业感到失望。
只是，他们认识到近现代工业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他们率先参与到轮运、采矿和纺织等轻工业的经营活动中，再逐步踏入到机器制造等近代行业，由此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先锋。
除此之外，买办还以另一种形式参与到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中，那就是按照西方的经营方式，出资成立中国企业，同时模仿洋行，雇佣买办。当时的轮船招商局和中国通商银行，就是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不过，中国的买办和洋行的买办还是有所区别。
前者、是为了适应外商和贸易活动，其服务对象是中国近代企业；
后者、是为了促进外商与中国人自由贸易，其服务于外商。
其实，对于买办在中国近代化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不由得联想到其经济职能，由此，引申出几个关于买办的经济问题：
买办拥有多少财产，他们的总收入如何，有多少，对于这些收入，他们将怎么花费？
他们为外商提供一定的服务，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理解为外国殖民者和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的“先锋者”？
凭借在对外贸易上所积累的经验，在新式企业的经营活动中，他们是否有能力与外商进行竞争，从而，阻止外国势力对中国的经济入侵？
他们是帮助外商在中国销售洋商品，还是帮助中国土产在外国的销售，对于外国经济入侵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他们是否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如果说，买办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单个个体，而是一种以他们为中心逐步构成的社会经济制度，那么，这种制度是怎么修正和体现东、西方之间经济活动的？
......
由此可见，为了能够全面的论述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站在更加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舞台，去思考买办在中国近代化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们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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