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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是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它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比较，一类是横向比较。

"纵向比较"是史学研究中最一般的、因而也是常规性的研究方法。它要求人们对某一性质的事物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相同点及其差异进行分析比较，从而认识该事物发展过程的内在规律性。"纵向比较"的目的正如胡绳所言："认清历史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现在的问题，帮助我们从现在的许多事实中间看出将来的发展前途"。（1）

不过本文述及的比较研究是指史学研究中，尤其是新闻史学研究中容易被人们忽略、同时又是十分重要的另一类一一横向比较。

"横向比较"是比较研究方法在更大范围内的应用。它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接触与交流的基础上，适应各国对自身全部历史活动进行总体把握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方法之应用于新闻研究领域，有着其客观依据。新闻学的特征之一，便是既受国界限制，又不受国界限制。说它受国界限制，是因为每个国家新闻业的运行及其管理，都要适应本国的国情；说它不受国界限制，是指在合理组织、配置、调节新闻资源以至开展新闻活动方面，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对各个国家都普遍适用。新闻史学比较研究(以下特指"横向比较")的实质，就是运用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和方法，将某一历史时期一国新闻业发展之"点"提升到整个人类社会新闻业发展之"面"上去考察。分清哪些是共性的东西，哪些是个性的东西，从而确定本国新闻业在世界新闻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用；同时，对其他国家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中"普遍适用"的部分加以吸收、利用，以推进本国新闻业的发展。

这种研究，首先有助于研究者拓展思路、扩大视野。

在以往的新闻史研究中。我们的视野大多局限于"自遂古以迄两汉"、"自东汉以迄明季"、"自明季迄今日"（2）这种"点"与"线"的移动，而对相同历史时期内不同"点"、"线"新闻业发展的互动关系却较少顾及。然而"点"甚或"线"之于"面"毕竟是局部而非全局，一味胶着此道，便难免于认识上的片面性。而比较研究有助于纠正这种偏狭，它将研究者视野由"点"转向"面"，由局部转向全局，使之在更大的思维空间和更高的认知层面上运思。换言之，在通览"森林"的基础上．对"树木"之面貌方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和更加公允的评价。

其次，有助于消除认识上的偏差。

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在提到新闻传播学理论、新闻运行模式乃至具体操作程序时，总会不由地生出几分感慨：我们不如西方。可是，人们在自叹弗如之际往往忽略了一个更该认真对待的问题：我们何时不如西方？比较研究强调的正是这种时间上的意义。它既反对拿我们历史上的先进时期同西方国家的落后时期比，也反对拿西方国家历史上的先进时期同我们的落后时期比。它要求研究者将某一历史阶段上不同国家的新闻传播现象，放到同-时期的历史天平上去衡量。

以此观之就会发现，西方国家并非一路领先并将永远领先，中国并非总是落后并将永远落后。不错，16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国家后来居上，建立了比封建社会完善得多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在新闻传播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在此之前，我们这个东方大国的繁荣昌盛也曾让马可·波罗们膛目。不用过分渲染它的四大发明，也不用过多地强调它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报纸的国家，仅凭历代封建统治者把一个如此庞大的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组织得如此井井有条，使它的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古代、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历史上都属发达的程度，并且孕育出举世无双的民族文化这一点而言，它必定有着一套极其完善的信息控制系统和四通八达的信息传播网络。只不过前人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的总结与归纳而已。总之，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也没有必要妄自尊大--这就是比较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

第三，有助于增加研究深度。

中国不如西方的论点在我们看来虽然有些笼统、含混，但中国确曾一度由强变弱、由盛转衰(在新闻传播方面亦是如此)，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自然也就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中国究竟是何时、因何由强变弱的?西方国家又是何时、因何由弱变强的?其中有哪些关键性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问题必然促使我们从当时的社会形态、政权形式、统治思想、民众意识等等方面去寻找原因，看一看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明清以后的历代帝王是如何控制、操纵舆论的，舆论反过来又是如何服务于封建统治、如何作用于社会发展的，二者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从而更好地了解社会转型时期新闻传播的作用及其特点，为现实交上一份有价值的历史答卷。这就使新闻史的研究由现象的表层而一步步深入实质。

在我们看来，新闻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新闻传播发展进程的比较。

这是一种与新闻传播业的发展相伴始终的比较，也是对中国以及世界新闻业发展走向的一种宏观的、总体的把握。它立足于考察人类传播活动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认识它的规律及其特点，从而确定中国新闻业在这一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发展水平。它意在确立一个观念：中国新闻事业是世界新闻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它的描摹勾画不能脱离世界新闻史这个参照系。

比如，人类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一种小规模、小范围、以少数人为特定对象的传播活动，中国亦然；世界近代报刊(如德国、英国、法国等的定期报刊)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国亦然；世界新闻业的发展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分散化到集约化经营的过程，中国亦然；世界新闻传手段的演进经历了并即将经历由印刷报纸(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胶版印刷、激光照排)、电子报纸到信息高速公路与多功能媒体的时代，中国亦然。

通过比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新闻业与世界新闻业并行的轨迹(它同时也为中国新闻史的分期、划代提供了参考依据)，可以了解中国新闻业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及其与西方国家新闻业的异同。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在哪一阶段上与世界新闻业同步，又从哪一时期开始落伍，差距在哪里，从而根据世界传媒的发展趋势确定我们的目标和方向，在研究上与国际接轨。

第二，新闻传播思想的比较。

在东西方文明发展史上，受各自社会形态、文化背景、传统观念的影响，双方都会形成一些独具持色的关于传播的思想和观念。它们直接影响着新闻传播的内容、形式及其特征，是一国新闻业有别于他国的一个重点。

例如，在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向往政治统一、社会稳定，相对重视集体行为和群体利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重伦理、重人文、重和平、重义轻利，而这些无不在传播活动中体现出来。又如，在长达2000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熏染下，中国人关于传播的思想带有较多的封闭性与保守性，喜从众不喜独行，善自制不善张扬，主张四平八稳，反对锋芒毕露，所谓"出头的椽于先烂"、"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等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相形之下，西方国家即使是在封建社会初期"贵族民主制"的情况下，其传播观念也要开放一些。此外，由于受传统文化中重伦理道德、重文明教化的影响，中国官方的传播渠道历来重视正面教育，对"有伤风化"的内容，如淫秽、色情之类一概采取拒斥态度。而西方国家则无这种明显的倾向性。

上述种种思想与观念像一条通贯古今的线，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新闻传播过程，凸现出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新闻传播实践方面的不同特点。这种比较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的新闻传播思想由古至今的发展及流变，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提供了充分的历史依据，这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一项任务：对中国历史上这份厚重的遗产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扬弃"，使它在今天发扬光大。

第三，新闻控制形式的比较。

新闻控制形式是决定新闻业如何发展的关键性的因素。中国的封建社会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为了维持它的"长治久安"，历代帝王不但需要大一统的儒家学说、不胜其繁的严刑峻法，还需要一整套严密的舆论监控系统。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民众不能拥有知晓、过问政事法令的权利，因为只有使"民愚"、"民弱"，才能使专制统治者的"国强"。（3）因此，汉唐以来的历代统治者大都实行言论禁锢，不允许官报以外的任何报纸出版(清朝小报的被查禁便是一例)。即便对于作为宫廷官报的邸报，他们也采取了种种限制性的措施，哪些消息发，哪些不发，哪些早发，哪些迟发，完全以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为准。邸报的稿件发布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各封建王朝都定有邸报稿件的预审制度)。比如，毁谤大臣的，不发；"有失军机"的，不发；灾异之事常为"游手凶徒转相煽惑，因此而起狂妄之谋"，不发。（4）

应当承认，封建统治者的言论控制，对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对延缓它的衰亡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同样不容忽略的是，它又在很大程度上对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到阻滞作用。正是由于这一点，自明中叶起，我们逐渐落伍，而西方国家突飞猛进，走到了我们前面。它们在先进的生产方式的推动下，利用最早发端于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率先出版了面向广大公众的、定期刊行的印刷报纸(近代报纸)，而这个过程在我国的开始则比西方国家晚了200多年(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舆论的惧怕与防范)。

通过这方面的对比，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舆论实行控制的理论、机制、方法、手段，以及它们对新闻传播业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比，我们还可以发现中、西方国家在言论控制方面的一些不同特点。譬如，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言论控制是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带有某种强制性和神秘色彩；西方国家则撕去了这层神秘的"面纱"，把一切变成公开的宣言(如天赋人权、出版自由口号的提出)，将一切导入规范化(如新闻法规的建立)。了解这一点，我们对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政权形式下的新闻事业的本质特征就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类似的比较还可以有许多，比如新闻管理手段的比较，新闻运作模式的比较，新闻教育思想的比较等等。

总而言之，横向比较是新闻史学研究中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它有助于我们避免认识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使我们对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界定与评价更趋客观公正，对它的定位更加准确。

注释：
（1）胡绳：《历史和现实》，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3年出版，第101页。
（2）柳治微语，见《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3）参见《商君书》《弱民篇》。
（4）成美、童兵：《新闻理论简明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对它没有多大的研究,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