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与细节描写的关系

小说文学是离不开情节与细节的，它们共同承担着再现生活和刻画人物的任务，但所包含的内容、表现的形式和所需的手段却不尽相同。比较而言，情节装的是故事，细节则装的是性格；情节是矛盾纵向的、公开的、快速的开展，细节则是矛盾横向的、隐蔽的、缓慢的揭示；情节所需的手段是叙述，细节所需的手段则是描写。它们所起的作用和所收到的效果也不一样：情节是小说的骨骼与筋脉，细节则是小说的血肉与细胞；情节使小说站立成形，细节则使小说摇曳多姿；情节给人以概括的印象，细节则给人以生动的形象。因此，重视细节描写，是小说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杰出的作品，总是以细节描写取胜的。

《红楼梦》站在中国古典现实主义的峰巅，给世界近代现实主义开了先河。在细节描写上，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丰厚的艺术遗产，滋补着我国的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文拟就《红楼梦》细节描写的特点、细节描写在人物性格典型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细节描写与主题思想的关系三方面，探讨一下《红楼梦》细节描写的艺术，以期得到通家的指正。

一
在中国小说史上，细节描写当然不是曹雪芹的独创。但只有到了曹雪芹，才自觉地将细节描写置于情节叙述之上，完成了从“记述小说”到“描写小说”的转变⑴。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学，本来是受孕于史传文的母体之内的。在诸子散文中，尤其是在《左传》以及后来司马迁的《史记》中，都在传人记事时夹杂着生动的情节与细节。六朝志怪将小说从史传文中分离出来，使小说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尔后志怪又繁衍成为唐宋传奇。情节之花开得绚烂多姿了，细节的蓓蕾却日渐枯萎下去。且宋文大得小说的滋补，显得纵横姿肆，波涌澜张；而小说本身却象宋词一样，显得“体卑”，不得登大雅之堂。于是小说被挤进了“俚俗”文学的行列，成了民间艺人“说话”的专利。从此小说获得了新生，却也更紧地被捆绑在情节离奇的框子里难于自拔。只有当小说从口头文学向案头文学发展的时候，艺术欣赏的因素增加了，细节描写才日渐引起了作家们的重视，这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中出现了许多令人难以忘记的艺术细节的原因所在。但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题材仍然来自于历史事件和口头文学中的英雄传奇，这就决定了它们仍然是以情节为主来结构小说的，并未完成从记述体到描写体的质变。《红楼梦》取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才脱尽了传奇色彩，使细节描写上升到主要地位。如果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中的细节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在《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中，细节是附着在情节之内的，抽去了细节，虽然影响作品的形象生动，却不损害情节的完整统一。在《红楼梦》中则不同，情节是寓于细节之内的，抽去了细节，不仅影响作品的形象生动，而且连情节本身也不复存在了。《红楼梦》就是由许许多多五彩缤纷的细节织成的艺术巨锦，抽去其中一小部分，哪怕是极少的一小部分，也会使这块巨锦出现纹疵，破坏整体的完美。抽去了所有细节，也就没有《红楼梦》了。

《红楼梦》不仅把细节摆到了与艺术共存亡的地位，而且用以描写细节的手法也与前人大异其趣。在《红楼梦》之前，细节描写往往是以夸张的形式出现的，而且在夸张之中笼罩着一层程度不等的离奇色彩。例如《三国演义》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

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第二十一回）闻言失箸，已属夸张；适逢惊雷，更属巧合。虽不失真实，总给人以离奇之感。当然利用夸张与巧合突出人物形象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可以将人物性格写得栩栩如生，不失其为很具表现力的一种艺术手法。但是，这种方法只适宜于表现人物性格的单纯性与鲜明性，却不适宜于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为艺术的夸张本身就是一种剪裁，突出了事物的某一方面，而忽略了事物的其他方面。倘若全面突出，那就失去夸张的意义，也不成其为夸张了。而且用夸张的手法写出的艺术细节，一般来说笔下藏锋不多，缺乏含蓄耐嚼的艺术魅力。在这样的艺术细节中，作家的主观意图、形象所显示的客观社会意义和读者的艺术感受几乎是相等的，给读者留下想象与联想的空间不多。

《红楼梦》中的细节描写就大不相同了。曹雪芹这个作家，非常相信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也非常相信读者的欣赏水平。他在细节描写中不事夸饰，也不利用巧合，只是老老实实地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把它描绘出来。至于形象所显示的社会意义，却留给了读者去想象，自己不加任何点评。例如有一次，众人围着贾母承欢，贾母讲了个小媳妇吃了孙猴子的尿，变得格外聪明伶俐，最惹公婆疼爱的故事，引起了众人的反应：

说毕大家都笑起来。凤姐儿笑道：“好的，幸而我们都笨嘴笨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儿尿了。”尤氏、娄氏都笑向李纨道：“咱们这里谁是吃过猴儿尿的，别装没事人儿。”薛姨妈笑道：“笑话儿不在好歹，只要对景就发笑。”（庚辰本第54回。以下凡引《红楼梦》文字，均见庚辰本，不再注。）这个细节，象生活本身一样朴素自然，没有任何夸饰的痕迹，更没有巧合的踪影。但在这个细节中，却既显示了人物性格，又揭示了人物之间那种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贾母在荣宁二府的女眷中，特别宠爱凤姐，这不能不引起其他人的明妒暗嫉，邢夫人就曾公开表示不满，说凤姐“雀儿拣着旺处飞”。贾母也深知大家早怀着怨愤之意，为了保持主子们关系上的平衡，她特地讲了这个故事来刺凤姐，说明自己不是那种偏爱不明的老混虫。其效果果然不错，“说毕大家都笑起来”。这个“笑”有双重含义，既是这个笑话引起的畅笑，也是对“吃了猴儿尿”的凤姐的嘲笑。“少说也有一万个心眼子”的凤姐，自然知道“老祖宗”的笑话是冲着自己讲的，便抢先声明“幸而我们都笨嘴笨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儿尿了”。尤氏、娄氏却不放过这个机会，利用开玩笑刺了凤姐一下子，指出她在“装没事人儿”。薛姨妈一来是客，二来也不好公开为自己的侄女辩护，于是只好单就笑话本身发表一句评论，既以肯定这个笑话“对景”而恭维了贾母，又起到了岔开话题的作用。可以看出，这个笑话本身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然而由于它“对景”，引起的反应却是很有意义的。不过作者在这儿却守口如瓶，把分析与思考全让给读者了。

如果我们再将《红楼梦》的细节描写与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细节描写作一比较，还可以发现另外的艺术特色。外国文学名著中的细节描写，有时往往使故事滞留下来，进行大段的静态描写。例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第一部第十八章安娜？卡列尼娜与渥伦斯奇在火车车厢门口相见的细节里，详尽地描写了安娜？卡列尼娜阴暗然而却富有生气的眼犥？以及在渥伦斯奇身上所引起的反应：

……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在他的脸上，好象她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象是在寻找什么人似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渥伦斯奇已经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曲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

安娜的眼神是她与渥伦斯奇相见场面的逻辑中心，也是她寻求真正的爱情的试探，然而也是她走向悲剧结局的开始。这个细节，无疑具有十分强烈的艺术魅力，曾经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赏。但也毋庸讳言，在这个描写中，故事却停滞了下来，一切都是静态的，作者把读者引向了对安娜外表美与精神美的关注，却未能使读者的思想与感情跟着主人公一起去流动。

《红楼梦》很少做这种静态的细节描写。相反地，总是在动态中展现生活场景，而且总是把读者也拉到这些生活场景中来，跟着人物一起去思考、去感受。如第八回宝玉与宝钗互识锁、玉之后，黛玉也来到梨香院。书中写道：话犹未了，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进来。一见了宝玉，便笑道：“哎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笑让坐，宝钗因笑道：“这话怎么说？”黛玉笑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道：“我更不解这意。”黛玉笑道：“要来一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了，明儿我再来，如此间错开了来着，岂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了。姐姐如何不解这意思？”宝玉因见他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襟褂子，因问：“下雪了么？”地下婆娘们道：“下了这半日雪珠儿了。”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来不曾？”黛玉便道：“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去了。”宝玉笑道：“我多早晚儿说要去了，不过拿来预备着。”
下边接着写宝玉因听了宝钗的劝告，放下冷酒，换了热酒来饮。可巧雪雁此时来给黛玉送手炉。

黛玉因笑问他：“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我。”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他。薛姨妈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妈不知道，幸亏是姨妈这里，倘或在别人家，岂不恼？好说就看的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爬爬的从家里送个来，不说丫环们小心太过，还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了呢。”

这两个细节完全是由人物的对话组成的，曹雪芹既没有写人物的眼神表情，也没有写人物的心理感受，然而各个人物的思想感情都跃然纸上了。而且随着对话的进行，读者的思想感情也和人物一样在一张一弛地活动着。黛玉本来是去探望宝钗病情的，可是一见宝玉先她而来，就“半含酸”⑵地来了那句顶门针：“我来的不巧了”。这就逼出了宝钗的发问：“这话怎么说？黛玉接着把弓拉得更紧了，说“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虽然只说了句“我更不解这意”，言下之意却是“你必须把话说清楚”。黛玉“间错开了来”的话显然是在强词夺理，但却将拉满的劼？又松弛下来。至于对雪雁说的那一席话，显然是在借槌敲鼓，当事者的宝玉、宝钗都听懂了，但一个不敢反诘，一个无法反诘。薛姨妈只听懂了话面，没有听懂话底，所以反问了一句。黛玉的解释却抽去了话底，只说话面，这又使绷紧了的弓松弛了下来。“拉弓”的是黛玉，“收弓”的也是黛玉；她“无理”，然而她“有情”；读者为她的“情”所动，因而也就原谅了她的“无理”。“有情”与“无理”都体现在语言之中，然而形象的美却突破了语言的外壳，是由流动着的画面来显示的。

《红楼梦》的情节就装在这些细节里，随着细节的不断流动而移步换形。它不仅体现出一种动态的美，而且在动中显示着情节，和情节交融在一起。因此，读外国文学作品，性急的读者可以跳过那些细节去捕捉情节的线索；读《红楼梦》却不行，跳过了细节，情节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
有了细节就有了性格，但有了细节却不一定会有典型。换言之，人物性格的典型化离不开细节描写，但却不是所有的细节描写都能够表现典型性格。那种不顾典型化的要求，一味去描写细节的做法，只能导致“恶劣的个性化”，只能是“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⑶。要把典型化与“恶劣的个性化”区别开来，就必须选择生活中那些既含有丰富的生活内容又含有思想意义的事件。《红楼梦》中的细节描写可谓多矣，人们读起来却并不生厌，不感到烦琐，其原因就在于它完全是服从典型化的需要，而和“恶劣的个性化”绝缘的。

任何细节都只不过是现象，但只有那些与事物的本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现象，才富有社会意义，才是艺术家所光顾的对象。《红楼梦》取材于大观园里一群儿女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的生活圈子十分窄狭，无非是“弹琴下棋，作画吟诗，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⑷。但曹雪芹却从这些琐碎的小事中选择出了符合典型化要求的生活细节，赋予不平凡的社会意义。比如第二十九回里写贾母领着女眷们去清虚观打醮，张道士作为贺礼送的一盘法器中有一只金麒麟。平庸的作家可能会在这只金麒麟本身大作文章，写它的来历，写它如何金璧辉煌等等。曹雪芹却避开了这种不足以表现人物典型性格的物的描写，而去写各个人物对这只金麒麟的反应：

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便伸手翻弄，拿了起来笑道：“这件东西好象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戴着这么一个的。”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道：“是云儿有这个。”宝玉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戴的东西上越发留心。”宝钗听说便回头装没听见。宝玉听见史湘云有这件东西，自己便将那麒麟忙拿起来揣在怀里。一面心又想到怕人看见他听见史湘云有了，他就留这件。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睛瞟人。只见众人都倒不大理论，唯有林黛玉瞅着他点头儿，似有赞叹之意。宝玉不觉心里没好意思起来，又掏了出来向黛玉笑道：“这个东西倒好玩，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你戴。”林黛玉将头一扭说道：“我不稀罕。”宝玉笑道：“你果然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说着又揣了起来。这个细节对性格刻画是很富有表现力的，每个人物所说的话都富有个性特点，而且都是形神兼备的“这一个”。宝钗的话正如探春所说，表现了她“有心”；而探春看出宝钗“有心”，却又表现了她的“敏锐”；宝玉的话说明他不拘细事；黛玉的话体现了她的“尖酸”；宝钗装作没听见，又显得她胸有城府；宝玉“揣着”又“掏了出来”，掏出之后又“揣了起来”，表现出他与黛玉、湘云之间那种微妙的感情和关系。一个细节写出了四个人的性格特点，而黛玉的“尖酸”又是这个细节描写的逻辑中心，不仅表现了这个少女唯恐失去爱情的怯惧心理，而且牵动着“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尖锐对立。显然，这个细节是曹雪芹专门为林黛玉设计的，其他人物只不过是个陪客而已。他把生活压成了碎块，抛掉石渣，拣出美玉，然后又镶嵌到事物的焦点上，因而显得格外光彩夺目。

细节之于情节，无疑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没有局部，当然不会有整体；但若脱离开整体的制约，局部也就会显得散漫无章。要将典型化与“恶劣的个性化”区别开来，就要既使细节描写显示人物性格的本质特点，又要使细节描写服从情节的需要。否则，即如曹雪芹这样的文坛巨匠，也会出现败笔。例如《红楼梦》中写了许多梦，其中绝大多数是写得非常出色的，但有两次梦却写失败了，一次是秦可卿死时托梦给凤姐，一次是尤三姐死后托梦给尤二姐。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做梦这种生理现象是真实的、正常的，但梦本身有时是“日有所思”的结果，有时却与“日有所思”没有任何联系，甚至荒诞不经，根本没有轨迹可寻。那些荒诞不经的梦是不能进入艺术的，因为它或者不能反映生活，或者根本就歪曲了生活。凤姐入梦之前，想的是送黛玉往苏州去的贾琏。她“这日夜间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早命浓熏绣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该到何处，不知不觉已交三鼓”。这段描写是十分真实而又精采的。但凤姐入梦之后，不是梦见了贾琏，却是梦见了可卿，这就脱离了人物生活的规定情境，即作为局部的细节脱离了整体的情节。而且可卿“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⑸脂砚斋的这句批语，从反面证实了这个细节是不符合人物性格的，既不符合凤姐的性格，也不符合可卿的性格。这个细节只在结构上起到了预示贾家衰败命运的作用，而且笼罩上了一层封建迷信的色彩。尤二姐在被凤姐折磨得奄奄待毙时梦见了尤三姐，这是“日有所思”的结果，是符合规定的典型环境与情节发展的。她梦见妹妹嘱咐她“休信那妒妇花言巧语，外作贤良，内藏奸滑，他发狠定要弄你一死方罢”，也是符合这两姐妹对凤姐的认识的。但“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却显然不符合人物性格，是曹雪芹自己“红粉骷髅”落后思想的政治图解。当然，这样的例子只是个别的。《红楼梦》中绝大多数细节则是与情节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比如第二十五回“叔嫂逢五鬼”，惊动了上自贾母下至奴婢的荣宁二府，“园内乱麻一般”。这时作者忙中偷闲，闲中避忙地写了这样一个细节：

独有薛蟠比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妈被人挤例，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得不堪。忽一眼瞥见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
这个细节只是粗笔勾勒，却有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一样，突现了三层含义：第一层，用三个“又恐”写出了薛蟠的“忙”，而薛蟠的“忙”又衬托出大观园内的“乱”。这个本来是女儿们生活的幽静场所，如今竟不避“男女之大防”，各等人员混杂，多到要“挤倒”人了，足见乱到什么程度。第二层，凤姐、宝玉之病，闹得合府人仰马翻；但来者却不一定都是出于对凤、宝的关心，象贾珍那样“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不乏其人。第三层特别具有讽刺意味，薛蟠既恐这，又恐那，自己却“早已酥倒在那里”，活画出了这个惫癞人物的龌龊灵魂。这个细节是很富有表现力的，然而在程、高本中却被删去了。

还有一些细节，本身所包含的生活内容是比较单纯的，但由于与整体存在着有机联系，容易调动起读者的联想，因而显得特别耐人寻味。譬如湘云醉眠芍药茵的细节，其生活内容并不丰富，充其量只不过说明湘云的醉态不同于别的小姐的醉态罢了。但它却调动起了读者对湘云性格整体的联想：她的憨直爽朗，她的英豪阔大，她的诗人气质，她的女扮男装，她的割腥啖膻，如此等等。可见细节要成为典型化的细节，就必须与整体联系起来。如果说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的话，那么细节则是人物性格的横断面。横断面清晰了，人物性格自然鲜明。但要刻画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却必须与发展史相联系；否则，横断面再清晰，也有可能成为“恶劣的个性化”。

不过话说回来，规律只适于一般，超出一般规律的个别总是有的。有时候，细节本身所包含的生活内容和思想含义十分丰富，虽然只是一两个细节，却能象显微镜一样，辉照出性格的整体。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要算栊翠庵品茶了（四十一回）。在这个细节中，由宝玉口中说出的“世法平等”是点睛之笔，因为这是佛门的信条，然而作为佛门之徒的妙玉却把这次来品茶的人分为四等，体现了三个不平等：首先是刘姥姥与其他人不平等，刘姥姥用过的杯子她嫌脏，刘姥姥坐过的地方她要用水洗。这绝不能用简单的“洁癖”来解释，只能说明她头脑里剥削阶级的意识在作崇。其次是贾母与宝、黛、钗三人不平等。贾母只能坐在东禅房用茶，煮茶的水是“旧年蠲的雨水”，茶具是“成窑五彩小盖盅”；而宝、黛、钗三人却被请进了她的“耳房内”去吃“体己茶”，煮茶的水也换成了她五年前在蟠香寺收的“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的梅花雪水，茶具也换成了她珍藏的古玩。贾母是贾府的太上皇，她的存在是地主阶级尊严的象征。可是妙玉却把她摆在宝、黛、钗之下，这说明她虽出身豪门，不得不依靠豪门，却又蔑视豪门的思想性格。第三，黛、钗与宝玉也不平等，黛玉用的是“点瓠瓟斝”，宝钗用的是“点犀盂”，贵则贵矣，但比起宝玉来却差了一筹，因为宝玉用的是她“素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自称“槛外人”的妙玉，把宝玉这个“须眉浊物”看得比“闺友闺情”还要贵重，这不能不说是她身在佛门，心向红尘，凡心偶炽的表现。可是她却还要“正色”宣布：“你（宝玉）这遭吃的茶，是托他两个（黛、钗）福。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白，说明她即使在凡心偶炽的时候，也要披上一层佛门之徒的外壳。这个颇富戏剧色彩的细节，道具只有几只不同的茶杯，然而却表现了如此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含义，象显微镜一样，照出妙玉性格的几个主要方面，表现了她既要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又无力彻底挣脱这种束缚的复杂心理。

三
细节描写，不仅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且与作品的思想倾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优秀的作品中，细节的生动性总是与思想倾向的深刻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些琐碎的、可有可无的细节，不仅会毁坏人物形象，同时也会损害特定的主题思想。创作理性与创作感性总是一对并行不悖的姊妹，如果感性缺乏理性光辉的照耀，就会显得苍白无力，甚至灰色庸俗。别林斯基曾说：“当讲到莎士比亚的时候，如果欣赏他以无比的精确和逼真表现一切的本领，而不惊奇于创作理性所赋予他的幻想形象的价值和意义，那将是很奇怪的。在一个画家，当然，伟大的优点是那自由挥动画笔和支配调色的本领，可是光靠这本领，还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概念、内容、创作理性——这便是衡量伟大的艺术家的尺度。”⑹正是渗透在作品中的这种创作理性，将典型的细节描写与琐碎的细节描写区别了开来，显示出了艺术家的伟大与平庸。《红楼梦》与《金瓶梅》同样是以写日常生活出名的，同样重视对细节的描写，然而却在这个地方分出了高下。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总是紧紧地把握住了细节描写与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的内在联系，使人物性格的鲜明性与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同时显现在读者的眼前。在艺术作品中，主题思想不是靠作家的主观概念来阐述的，而是靠客观的艺术形象来显示的，作家“应当知道并感觉到现象的根据，但是表现的只是兴盛或衰败中的现象本身。”⑺这已是为人们所共知的一般常识了。不过，现实生活本身只是自然形态的东西，其中虽不乏闪光的事物，但平淡的或者平庸的事物则往往居多，甚至有时闪光的事物还包藏在平淡的形式之中。艺术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要将生活中这些闪光的事物挑选并搜集起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经过理性的照射，使它显示出不一般化的、独特的社会意义。比如骂人与被骂，这是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现象，但《金瓶梅》中潘金莲的泼骂与《红楼梦》中焦大的醉骂就大相径庭。潘金莲骂李瓶儿时满口秽语，对表现这个荡妇形象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思想意义却十分窄狭，充其量只不过表现了西门庆的诸多姬妾之间的争风吃醋而已。焦大的醉骂就大不相同，他的骂是对贾府这个世代缨之族的道德鉴定，既突现了这了忠仆的鲜明性格，又揭示了反封建的深刻主题。这个“焦大太爷”原来有些根基，“从小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在焦大看来，宁荣二府所以能成为“钟鸣鼎食”之家，是和他的功劳分不开的。然而如今的主子却忘恩负义，尽教他干黑更半夜送人的苦差使，于是便怀着七分怨恨，又借了三分酒力，一骂了大管家赖二，二骂了少主子贾蓉，三骂了包括贾珍在内的贾家满门。骂赖二，他是以奴上奴的身份出现的，说“焦大太爷跷跷脚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起杂种王八羔子们。”骂贾蓉，他是以主上奴的身份出现的，“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骂包括贾珍在内的贾家满门，他是以知情奴的身份出现的，“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他骂得有理，骂得有据，骂得有层次。他的骂，揭示了整个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道德根源，自然使人联想到贾府主子们父子聚�、叔嫂通奸、婶侄暧昧那种鸾颠凤倒的许多情节，无异于在贾府的疮疤上再撒了一层盐，疼得更厉害，也烂得更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