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他是个很有民族抱负的人吧,记得他写过,“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最终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消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他的诗里,有一种古人怀才不遇的无助,一个把整个生命投入政治改革里的人,却接连被迫逃亡,眼见人民于水深火热中,泱泱大国在世界的海洋里逐渐沉沦,明明手上有对策,却难以让国人接受。
这就涉及到讲的“皮亚杰认识发生论”,也就是改变思想,越古老的民族或阶级,越难改。从前历史老师就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来解答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却没告诉我们,根深蒂固的具体原因。
从同化,到不情愿地调整,再到自觉地调整,这条路,我们走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还要漫长。还好能有梁启超这种“剑外唯馀肝胆在,镜中应诧头颅好”的人,在暗黑的时代,闪烁着微弱却不可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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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有才学。在开始的时候,思想是开明,激进的。许多有文化的青年在他的影响下,开始有了改革的愿望。尤其他的《饮冰室合集.》,影响了并震醒了千万中国人。但是,后期,他沦为落后的保皇党。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阻碍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
就我个人来说,梁启超不如谭嗣同能够让人敬佩。
奸人
是个男人。。。是个好人。。。
吴其昌对梁启超的评价:
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启超》一书(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对梁启超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对梁启超的评价: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 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第53~54页)
(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第292页)
吴泽对梁启超的评价:
吴泽于1948年出版《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吴泽先生写作此书的目的便是借批判康、梁的改良主义,论证改良主义在中国必然失败的命运,为康、梁祭,为今人惕。作者在书中说:“时异境迁,远非昔比,人民已经起来,民主自由,已成时代主流,历史洪涛,革命形势,无可抗拒,人民时代,民主世纪,哪里还容孤臣孽子们侈谈‘维新’、‘变法’,玩弄‘拥光绪’、‘保大清‘的一套?”(《康有为与梁启超》上海华夏书店1948年版,第5页) 因此,作者在本书重点论述了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对于他的学术思想则很少提及,故导致对他的评价较低:“梁不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学者、政治家,实实在在说,只是一位庸俗的‘保皇自由主义者’!他一生的言行,重心都在政治活动,而这种政治活动,三十年来,一贯站在反民主反革命的反动立场,辛亥革命前反民主反革命所以‘保皇’,所以‘保大清’;革命后,反民主反革命,所以‘拥袁’、‘护阀’,图谋维持封建统治。”(吴泽:《康有为与梁启超》第180页)
((同上书),第292~293页)
王介平对梁启超的评价:
王介平在《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长文里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从学康有为到戊戌政变(1890~1898),梁启超并没有异于康有为的理论和主张,但因其善于为文,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启蒙作用。第二阶段从逃亡日本到与革命派论战 (1898~1905),梁启超由斥后保皇转而反对革命。第三阶段从论战失败到辛亥革命 (1906~1911),政治上他更加堕落,并公开抵制资产阶级革命。第四阶段从辛亥革命后回国到第一次大革命后梁启超之死(1912~1929),他逐渐成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干分子,政治思想更趋反动。作者还分析了梁启超思想上的矛盾、错误和多变的原因,认为这“正是帝国主义阶段半殖民地的中国改良主义遭到破产时走投无路的反映,正是代表地主阶级部分力量向资产阶级转化而遭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革命力量错综复杂的打击之后,无所凭依的彷徨情绪的反映。”(王介平:《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6页)
((同上书),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