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朝红丸案的具体内容和解疑拜托各位了 3Q

红丸案，明末三大案之一。三案分别是移宫案、红丸案还有廷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作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极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编辑本段产生背景 本来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极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就开始腹泻，用今天话来说可能是得了急性肠胃炎吧。一昼夜泻好多次，有的说一昼夜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见内阁大臣，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首辅方从哲等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这里稍作解释。鸿胪寺是掌管朝会、宾客、礼仪等事的一个机构，鸿胪寺的正卿叫鸿胪寺卿，四品。他的副手是鸿胪寺少卿，五品。鸿胪寺丞又低一级，六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泰昌帝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泰昌帝命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慎重用药，泰昌帝则不断催促赶快和药。到日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泰昌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都心怀不安，等候在宫门外。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明史·韩爌传》）日晡（bū）（申时，下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泰昌帝驾崩。这时，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泰昌帝是八月初一继位，九月初一就驾崩了，这当然是大事情，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此案明显是由于光宗长期忧心操劳国事和东林党人胡乱议论干预治疗并耽误病情的结果。可东林偏偏说是服红丸而死；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说是用药差误。他们为了政治目的，间接害死皇帝在先，现在又抹黑先帝，真是罪行滔天。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编辑本段野史记载 万历末年，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已定。于是，阴险毒辣的郑贵妃为了讨好朱常洛，投其所好，送了八个美女供他享用。朱常洛身体本不强健，此番又与这些女人淫乐，渐渐体力不支。登基仅十几天，就因酒色过度，卧床不起了。 可是，他并不节制自己，照样与这些人鬼混。一天夜里，为了寻求刺激，朱常洛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狂躁不已，狂笑不止，精神极度亢奋。次日早，侍寝的吴赞连忙请来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不知皇帝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下了一副泄火通便的猛药。结果，朱常洛一宿腹泻三十余次，危在旦夕。这下子，闯了大祸，朝廷上唇枪舌剑，吵声骂声不绝于耳。 重臣杨涟上书，指责崔文升误用泻药。崔文升反驳说并非误用，而是皇帝用了“红丸”造成病重。东林党人马上强调，不但崔文升用药不当，还拿“红丸”之事，败坏皇帝名声…… 病危之中的朱常洛，躺在病榻上，似念念不忘“红丸”，想要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当即进了颗红色丸药，朱常洛服后，没甚动静。晚上，朱常洛又要求再服一丸，李可灼又进了一颗红色丸药。结果，不大一会儿，皇上就手捂心口，瞪着两眼，挣扎几下，一命呜呼了。朱常洛才即位三十天，年号还没来得及制定呢！ 编辑本段红丸的介绍 明末宫廷内党派斗争激烈，“红丸”一案，引起了党派的更加尖锐的矛盾。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丸”，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只不过他时运不佳……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编辑本段案件最终处理 最后，一位刚入阁的、与双方都无牵连的大臣韩上书才平复了众议。李可灼被判流戍，崔文升被贬放南京。“红丸”案算了结了。可是，“红丸”案还有余波。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当权，他要为“红丸案”翻案。于是，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 崇祯死后，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小小红丸惹起的党争，简直是祸国殃民，后世不能不引以为戒。 扩展阅读：

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13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即位前的几十年中，他孤僻、压抑，遂沉湎酒色，恣情纵欲，这无疑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 朱常洛即位后，颇具心计的郑贵妃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8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泰昌帝。郑贵妃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谋合，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贪婪酒色的泰昌帝纳8姬后，本已虚弱的身体，不几日更是“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此时，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他本应用培元固本之药，却反用去热通利之药，使泰昌帝腹泻不止，委顿不堪。崔文升的进药引起朝臣的惊诧。舆论认为崔文升进药是受郑贵妃指使，欲置皇上于死地。此后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自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对其药大臣们多不主张皇帝服用。泰昌帝惧怕死亡，决计服用。初服一丸，四肢和暖，思进饮食，再进一丸，于次日凌晨即亡。此药为红色，称“红丸”，以铅为主，以参茸为副，两丸服下，本已元气大伤的皇上元气提出，成为脱症。大臣们联想到梃击案以来的风波，不禁疑窦丛生，所谓“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钊；崔文升之泄不逮，则促以李可灼之丸”，这一系列事件岂非正是有目的地陷害皇帝吗！继泰昌帝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未力阻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但泰昌帝之死究系何因，始终未解，“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 1620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卒，葬于十三陵之定陵。八月，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但光宗仅仅执政一个月，就因病服用鸿肿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而亡，史称“红丸案”。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光宗病重，太监崔文升进呈泻药，光宗服后病情更为加重，一昼夜大便三四十次，廷臣纷纷指责崔文升不知医，妄进药，亦有人怀疑是神宗的郑贵妃所指使。八月二十九，光宗病情更为加剧，鸿肿寺丞李可灼又进“红丸”，光宗服后于九月初一死去，朝廷内外开始议论纷纷。御史王安舜首先上疏，请求重罚李可灼。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还上疏请究治崔、李奸党。结果，朝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发配远方充军。后来，魏忠贤执政翻“红丸案”，李可灼免戍，崔文升被任命为总督漕运。直到魏忠贤失势时，崔文升才被捕下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