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他建立了以他的“超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历史诗学,这种历史诗学秉承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对语言中心的关注,同时根据语言实践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变化来解释语言符号系统所确立的形式和意义统一的特殊性。二、在对具体艺术形式的分析和探讨中巴赫金集中阐述了他的一系列理论如对话理论、狂欢化、复调小说和话语杂多等,而且如在对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说的研究中,巴赫金并不局限在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微观分析上,而用他的小说理论强化了他的语言实践观。
关注巴赫金我们必须看到本世纪初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个转向挑战了西方思想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模式,而把哲学的关注中心放到了人类的语言结构,并以此解构了传统的二元论和本质主义。巴赫金在对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独语策略的轻蔑上和这个语言学思潮体现了同样的哲学气质,但巴赫金又和纯粹的语言论者不同,他更关心语言背后的语义空间,在这一点上,他应用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把语言作为有具体语境和社会环境背景的一种实践,在对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研究中,巴赫金都没有把文学艺术看成是自足的文本结构的共时体(如新批评、形式主义和前期的结构主义所做的那样),而始终将他们纳入历史和社会诗学的范畴。
以上都决定了巴赫金的理论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也要求我们应该把巴赫金放到他所反对的庸俗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比较中,同时也要求我们把巴赫金放到和他有同样背景但又被他所超越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比较中去研究他的思想。巴赫金作为哲学家和文论家的地位不是孤立地取得的,而是同各种思想和理论交锋和融合的结果,而且这种交锋并不都是直接的,有时会以一种历史回响的方式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