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峰 淮北作家张春玉的小说作品集《根扎深处》里,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没有用臆想的几个细节去出一次历史的洋相。在互文性写作大行其道、无关痛痒的“时代故人”在戏说的故事中狂欢的眼下,他以特立独行的姿态立足于生活,扎根在生活的深处,在小人物身上寻觅文学的闪光点和卑微之处人性的光辉。这样说,并不是说生活在矿山的作者靠编造一个车间故事,塑造一个井下人物来完成自己的文学理想。春玉文学的精神图式是担当和批判;而他情感的底色通过小说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却是忧患、悲悯与同情。 因为要扎根深处,就要穿过荆棘、乱石、冒顶甚至枯涸。这会带来切肤的疼痛。根越扎向深处这痛就会越剧烈,血也会从心灵的伤口上渗出。写作就是化血为墨的过程,春玉穿越了这一过程。所以,他的文学之树才得以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春玉小说的时代背景是模糊的、或者是被他进行了故意消解。因为,纵观我们的历史,毋庸置疑是铁打的苦难,流水的时代。不论用文学为生存镶上一个什么金边,衬上一个什么辉煌的背景,不可否认的是,在磐石般的苦难煎熬下,“活着”高于一切的草根们仍在为生奔波,仍在为活挣扎。在一地鸡毛的日日夜夜里,我们生命的质量没有发生丝毫的改观,更不要说尊严等文明世界里的那些价值和概念。所以,春玉没有盲目的歌德,也就不是一个缺德者,而是一个得道者。这是另一种忠诚,一种另类的赤子情怀! 同时,在春玉的作品里,你很难发现一些时尚的标签,或一些新闻元素。这不等于说他的作品游离于当下,而实际上他却深深扎根于所置身的、充满着爱与恨而又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就像我们共同的朋友作家秋野所言:不论他的小说,还是他的散文,题材都离不开养育他的乡村和他曾经工作过的煤矿。在他的许多作品里,乡村给予着他人生不尽的怀念,怀念亲情,怀念童年,怀念苦涩,怀念朴素,乃至于在怀念中重拾一份理性和向上的感悟;煤矿给予着他一种良知,使他自始至终用不同的情感方式关注着矿山,关爱着矿工兄弟。他精神和心灵的寄宿地在乡村,在煤矿…… 根扎深处,才能枝繁叶茂。根是生命之根灵魂之根精神之根,深处就是创作之源。春玉用力透纸背的笔,扎根千米井下,扎根生他养他的皖北平原,蘸着心灵的血,或歌或哭,让一个个草根人物跃然纸上。在数篇作品的诸多情节中,他让白发苍苍的母亲在清贫中释放浓浓的母爱,让长顺在《窑事》里述说矿工生的艰难。常言说:人在做,天在看。这就是说老天有眼。因之,春玉让金安倔强的老父亲,和苍天一起在《天上有眼》里目睹人间的罪恶、善良和报应。让农民工草根在《迷失》里揭示生的苦闷、爱的无奈。让在另一个世界的“我”在《天堂眼》里戏谑世界的荒谬,世态炎凉,心酸与冷暖。“令建晃了晃,走廊里很安静,一个人影也没有,他掏出钥匙,摇晃了半天才打开门,轻轻地关上,没有开灯。他坐到那个旋转椅上,左右转了转,用脚左一下蹬地,旋转椅转向右边,用脚右一下蹬地,旋转椅转向左边,最后特别用力地一蹬,椅子呼噜噜地连转几圈,终于定位。他坐在椅子上,又蹭蹭有些酸痛的肩膀,四周安静得只能听到令建的喘息声。我看到令建笑了。”这是同类、同事郇部长猝死后令建的情态。作为可能的继位者,令建在权衡得失和通过对未来的展望之后,他看到了升迁的机会和能带来人生快感的曙光。他没有兔死狐悲的痛,而有的只是心满意足的笑。这一笑意味深长,更令人毛骨悚然。小说是通过刻画丰满的人物形象,来完成作家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向受众的传达。但为了实现这一终极效果,有时并不需要太多的笔墨,春玉对令建这一笑的描写,就圆满地完成了既定的文学目的。 由于地域文化的影响,和内陆性格使然,北方作家在小说的技术层面和叙事策略上往往显得木讷,缺乏机智。而春玉的带有魔幻现实主义意味的《天堂眼》就写得机巧、跌宕而不乏流畅,对人物的刻画、情节的设置,和带有黑色幽默的语言运用显得驾轻就熟,而不见丝毫斧凿的痕迹。 如果用热奈特的摹本理论来观照春玉的中篇小说《生命的长度》,结论就是“你去北海的途中的所见所闻”。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摹本理论的局限性是在于过分的注重对故事的转述、解读,而忽视了对意义的挖掘、评判。实际上颇具存在主义味道的《生命的长度》则反映了生存的荒诞,美与丑、真与假的相衬相悖。每一个生命的过程都有着美好的向往,当你“在路上”时,却发现沿途充斥着假象、欺诈以及无价值的牺牲。所以,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你”在走完不尽人意的旅程后,泪止不住地下来了”。“ 张春玉说:小说情节需要跌宕起伏。但通过对作品的细读,我们不难看出春玉追求故事性,但不刻意地渲染故事的传奇效果;在冲突能满足写作需要的时候,他不刻意地谋划悬念;在环境和人物的设置上一旦实现了表达的目的,他就不再过分地追求戏剧化效果。这样做并没有妨碍作品的故事性、可读和趣味性。读过春玉的一系列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平淡之下的跌宕起伏,就像即将冰释的江河,更令人遐想也更引人入胜。 夏盛利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