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 秦汉之前职业的区分还是很严格的，三代不说，到春秋时，管子的政令中不是还有士农工商的区分嘛，战国时秦的奖励耕战不也是对从商排斥的吗？所以我觉得从早期的历史中看，严格的职业区分对于当时的生产力下的社会而言可能能有效提高社会的军事效能，这在当时就是竞争力！所以由于观念政策的延续性，一直到后来也强调这种思想。而且商业的“活力”，对农耕社会可能更多时候会让人认为是一种混乱，所以从政策上会有排斥。但是中国进入汉唐时期后，统一时期的国土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三代时期，国情的多样化使中国人的思想逐渐就向“全局”、“宏观”发展，一刀切的严格制度已不可能施行。所以中国社会与日本、欧洲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仍有社会地位的职业区分，但是这种区分已不完全是由出身决定的，而是有后天选择的可能，这就具有现代社会的特点。但是这种早熟的现代社会特征却让官僚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轴心，发家致富、一贫如洗都与官僚有关，但又不是绝对的。于是商人有条件依附于官僚。就像法国，18世纪也有这种情况，有钱人可以买官、买爵，再凭着官爵之位赚更多的钱，社会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说重要的往往不是经济基础，而是主体的选择性。因为能选择的选项对当事人才是最重要的，拿破仑才不会管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还是贵族的代表，双方他都要拉拢，他要的是双方都服从于他，然后想着怎么整垮“小店主”。而经济基础，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吃饭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关键取决于我们的腰包。当然在可承受范围内，吃什么还是我们自个儿做主的！[qq:13]
对于商人做官，从社会生活状态等方面看，应该基本上不是那么严格的限制中国并非如西方和日本，等级职业分的那么严格，必须严格遵守，不得交通士农工商的真正作为等级划分也就是德川时期的事，中国大体上并未出现类似情况，这跟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格有关，中国人多从全局着眼，宏观考察，而西人多纠结于细节，局部很有造诣，中国这样的整体民族性格不会说将社会如此细节如此等级区别的划分，就算有，通常也大多只是表个态，说说而已（特殊时期除外，例如wg）汉朝重农抑商，是一时的缓急需要，桑弘羊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说明，没有什么法令礼仪说商人一定不可从政，而后来刘秀等的背景也多是类似如此，刘备曹操都是接受了大商人的财力支持而拉起队伍的另外，中国的社会生活状况好像也并非官商地主分的很清，当个大官，再置点肥田，顺便卖点缎子啥的很正常，民间的乡绅不也是有不少有地有店铺家里也读书当官的么已上是自己个儿这么想的
胡雪岩呢？[qq: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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