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前157年—前87年），汉族，幼名刘彘，是汉朝的第五代皇帝。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汉高祖刘邦的曾孙，其母是皇后王娡。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建立了汉朝最辉煌的功业之一。《谥法》说“威武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
汉武帝创立年号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他登基之初，继续他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引入了刺史的官级，监察地方。在军队和经济上则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在古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不过事实上汉武帝时期从来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法为主以儒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而宣儒不等于弃法，法依然是汉武帝时期的最终裁决手段，当时积极启用的汲黯和对司马迁用宫刑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是个好皇帝。
政治事迹：
汉武帝建立了中朝削弱相权，巩固皇权。“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的近臣所构成。汉武帝时，他选用一些亲信侍从如尚书、常侍等组成宫中的决策班子，称为“中朝”或“内朝”。相对与“外朝”而言，“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中、外是相对皇帝居住的宫禁而言，中朝（内朝）官员享有较大的出入宫禁的自由，可随侍皇帝左右且能在宫中办公，外朝官员则无此特权。借由此来培植一批立足于宫中、与以丞相为首的原有朝臣分庭抗礼的内廷官员。重要政事，“中朝”在宫廷之内就先自作出了决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来执行。尚书，本来是皇帝身边掌管文书员。“中朝”形成之后，尚书的地位日益重要。尚书和一般只参与宫廷议政的官员不同，由于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在“中朝”逐渐居于核心地位。
汉武帝在地方设置十三州部刺史。即完善监察制度，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打击地方豪强。京师七郡则另外设立司隶校尉监察。汉武帝将全国地方划分为13个监察区，是为冀、兖、豫、青、徐、幽、并、凉、荆、扬、益、朔方、交趾共13州（京畿附近7郡为司隶校尉部作为一个单独的监察区）。每州派遣一名刺史，每年8月巡行所部，监察地方官员和强宗豪右，岁终至京师向御史中丞禀报。此时的刺史为监察官，秩六百石，较郡守的秩比二千石为低。
西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虽然文景两代采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汉武帝初年，“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因此元朔二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任何的削藩，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
察举制为中国古代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极大。主要用于选拔官吏。它的确立是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的。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袭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制此后成为汉代聘用官吏的制度，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征辟制是汉武帝时推行的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制度，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主要有皇帝征聘和府、州郡辟除两方面，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用以作为察举制的补充。
在中国历史上，年号由汉武帝发明及首先使用，首个年号为建元（前140年—前135年）。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数，没有年号。据满清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考证，年号纪年是在汉武帝十九年首创的，年号为“建元”。《汉书》上记载说，前122年十月，汉武帝出去狩猎，捉到一只独角兽白麟，群臣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纪念，建议用来记年，于是立年号为“元狩”，称那年（前122年）为元狩元年。可是，过了六年，又在山西汾阳地方获得一只三个脚的宝鼎，群臣又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建议用来纪年，于是改年号为“元鼎”，称那年为元鼎元年。后来，人们把这记录年代的开始之年称为“纪元”，改换年号叫做“改元”。此后，每次新皇帝登基，常常会改元。一般改元从下诏的第2年算起，也有一些从本年年中算起。
军事事迹：
匈奴自秦末以来一直威胁中国北边，使农耕生产的受到严重影响。武帝即位之后，自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汉朝初期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决心设法解决匈奴的外患问题。从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对匈奴作战。经过卫青和霍去病等人的北伐后，西汉西北边境上的威胁暂时解除。中原北边农耕经济从匈奴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中得以恢复。匈奴在军队主力以及人畜资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继续向北远遁，并有七年时间即从公元前119年至前112年漠南无王庭，不过其后匈奴又南下与羌人组织联盟攻击汉朝。而西汉军队占领从朔方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设置酒泉、武威、张掖及敦煌四郡，并且命令关东地区人民移民这一地区，此举不但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方地区的得到开发，更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
汉武帝除了北伐匈奴之外，也武力平定四方，大幅开扩领土，在西南，汉朝消灭了夜郎及南越国，先后建立了7郡，使到今日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新归纳中国版图。在东方，他于公元前109年至前108年派兵消灭了卫氏朝鲜，并且将卫氏朝鲜的国土分为四郡──乐浪郡、真番郡、临屯郡及玄菟郡。
经济事迹：
指中国西汉武帝统治时期进行的币制改革。西汉自建立以来，币制混乱，郡国铸币失控又是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发生的原因之一。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对外征伐不断，中央财政从此前“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丰盈一变而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榖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富商大贾富可敌国，恰与窘困的中央财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财政收入外，“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打击大商人，此即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初衷。故汉武帝即位后，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问题。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将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六次改革后三官五铢的发行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汉武帝的币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较大成功。
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分别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这项制度实施，使国家独占国计民生意义最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利润，可以供给皇室消费以及巨额军事支出。当时，人民的赋税的负担没有增加，国家的收入大增，不但弥补财政上的赤字，并且还有羸余。不过官营盐铁却给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官盐价高而味苦，铁制农具粗劣不合用等。
汉武帝元封元年，桑弘羊针对“诸官各自市（购买），相与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的情况，在全国推行均输法，下令各郡设均输盐铁官，将上贡物品运往缺乏该类货物的地区出售，然后在适当地区购入京师需求的物资。此法既能解决运费高昂的问题，又可调节物价。更重要的是均输法舒缓汉武帝晚年的财政危机，桑弘羊对此曾有所赞扬：“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蓄，仓禀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然而，均输法却被批评未能解决物价问题，“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汉武帝一生是非常辉煌的，但是最终晚年也是非常悲惨的，他遭遇了这种巫蛊事件，然后也误杀了自己的儿子，这个时候误杀了自己的儿子之后，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错误了，但是一个君王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他为什么明明知道已经错了，最终还是会选择刘弗陵继承王位呢？
因为家丑不可外扬，然后这个时候一个君王他犯下了错误之后他是知错改错，但是绝对不会认错的，所以这个时候为了让大家不会注意到他的认错过程，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依然坚持这以前的想法，但是他心里面已经知道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非常大的过失。所以这个时候汉武帝最终还是会选择刘弗陵去继承王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刘弗陵是比较聪明的。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开天辟地的帝王，一是秦始皇，一是汉武帝。秦始皇结束了周代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缺乏统治经验。虽然秦始皇是一位纵横捭阉叱咤风云的人物，开创了中华第一帝国。但这个帝国的寿命却过于短暂，只存在了15年就灭亡了。
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二帝国。这个帝国创生于农民起义。其创业君主刘邦是一个出身草莽行迹近乎无赖与游侠(黑社会领袖)之间的边缘人物。由于一种政治和阶级的包容性，他的集团具有较为宽泛的社会基础，乘动乱纷争之际，终于取得全国政权。但这个新皇朝几乎不具有法理和意识形态的任何正统性。因此这个帝国在开创之初就陷入了极端不稳定之中。自高帝、吕后至文景的五十年间，内部变乱不断。外部则匈奴交侵，社会深隐危机之中。直到汉武帝的降生，这位班固称之为“雄才大略”的人物，才为这个皇朝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汉武帝塑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规划制度，招揽人才，改革内政，建立币制与财政，决战匈奴，拓展外交，不仅重新奠定了汉帝国的制度基础，而且其宏谋远虑为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君主法宪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模型和范式。
然而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意识的偏见。 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试图纠《史记》之弊，其论汉武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对汉武帝的雄材伟略基本给以肯定。但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则指出其仍有偏颇：“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汉武帝，则纯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谓：
“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清吴裕垂《历朝史案》，则指出：
“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创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的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制订设计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封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道，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了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而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武帝召问之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共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则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欲谷登……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
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本体性战略性的大问题，表明此人视野之广阔。他要求作为哲学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论事地回答，而要讲出“大道之要、至论之旷。这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而是系统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诚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
翦伯赞描述汉武帝云
“说到汉武帝，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黜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
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使，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我认为，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前古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使政治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艺术。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奴尔哈亦、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
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他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成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他的诞生据说伴随着母亲梦见红日人怀，他的曾祖父刘邦托梦为他命名为“彘”(野猪)——而他的父亲则解释此字谐音于“智”，为他改名为“彻”，透彻，并赐号日“通”；而他也的确是一位智圆行方、通彻无比的传奇男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
他的政策在他的时代导致了巨大的变革，因而也引起巨大的冲突，巨大的争论，使他成为一位备受争议以至误解的人物。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不幸地阉割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最天才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而这个人原来是最能理解他同时崇爱他的。结果此人由于恨用笔来惩罚他；使他身处的这一伟大时代和他的生平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时代。而他汉武帝则从此成为最被误解的一位谜一般的君王。
来看了一本书叫<文景之治演义>对其中一句话比较看重,汉武帝只是把一锅九十度的水烧到沸腾,而把这锅水由温水烧到九十度的是他的父亲和爷爷,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过去对文景无能的,汉武帝远胜于二人的观点,下面我就分别把文景二帝和汉武帝的主要列举一下,请大家帮我品评品评.
文景:轻徭薄赋,废除严刑竣法,与民休息,和亲匈奴,平定七国叛乱,以至经济发展,国库充盈,社会和谐,边境稳定,中央集权加强,为汉武帝后来的征伐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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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北击匈奴,南征闽越,发布退恩令,兴办儒学,开通西域,受盐铁为官营,以至彻底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使大汉朝疆域大幅度扩张,彻底削弱了王国势力对中央的影响,促进了中西方沟通,使国家达到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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