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为什么会导致苏联解体？

苏联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斯大林执政初期根据民族地域原则，建立了一些民族自治主体，使一些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国家组织或享有自治权。先后建立了一些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专区。每个自治共和国有自己的宪法、有自己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行政管理机关——部长会议。在苏联及所在的加盟共和国的权限之外，各自治共和国有权解决归它管辖的问题。自治州不是国家组织，没有自己的宪法和国籍，但与一般的州不同，它在行政上和经济上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民族专区是俄罗斯联邦境内以特定的民族成分和风俗习惯为特征的民族区域组织形式，隶属于该共和国的州或边疆区。民族专区1977年改称自治区。此后，又将一些自治州升格为自治共和国。 苏联解体的原因 一、内因与外因
在分析苏联解体的诸种原因的相互关系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即苏联解体主要是由于苏联本身的政治经济原因，还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阴谋分裂活动的结果。
诚然，从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诞生的第一天起，帝国主义就把搞垮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作为它们对外战略的目标。战前它们采取武装颠覆的“扼杀”战略，遭到失败。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苏联转为实行“遏制”战略，即用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对抗力量”遏制苏联，阻止苏联和共产主义思想在世界扩大影响。“遏制”战略同时也包含和平演变的内容，如前所述，初期是把苏联的瓦解寄托在下几代身上，寄托在通过施加压力使苏联政策软化和变化上；后来是通过“思想接触”，引起“不受欢迎的对比”，“播下不满的种子”，以期“有朝一日结出和平演变之果”。布什出任美国总统后进一步提出“超越遏制”战略，从此美国对苏政策主体转为和平演变战略。即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手段，使苏联对外开放、对内实行民主化，逐步纳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在对待苏维埃联盟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是支持民主方向下的民族主义，以各种方式支持民族分离和共和国独立，以期达到肢解苏联的目的。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和平演变战略能否得逞，归根结底取决于苏联本身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上，苏联社会本身的问题是主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辅因。第一，美国总统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是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提出新思维之后。戈尔巴乔夫进行的以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为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第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和政策的转变，其社会背景是苏联同美国军备竞赛和经济竞赛双失败，是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蕴育着深刻的危机。第三，广义说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由来已久，在50年代中至80年代中的整个时期苏联领导人对此还是有警惕的。赫鲁晓夫虽然提出和平共处的对外路线，但没有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勃列日涅夫对西方开展的心理战、思想战，以及在人权、民主和自由等问题上施加的压力，也公开进行抵制和揭露。因此，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一直没有得逞。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放弃国家利益，否定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认同西方价值观，在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力施压下不断溃败，才导致苏联解体和剧变。第四，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归根结底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竞赛，是苏联模式与西方经济制度哪个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竞赛。在苏联模式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决不会得逞的，到70年代新科技革命兴起之后，苏联模式不适合新科技发展的要求，经济进入停滞时期，而西方市场经济适合科技革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正是这一根本原因，加之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导致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得逞。
二、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
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相互关系上，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时期因素和戈前时期因素在苏联解体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和相互关系。我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而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
（一）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说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因为苏联解体发生在戈尔巴乔夫任内，是作为戈氏“改革”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结局而出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发生在戈任内，不等于戈有责任，更不等于是戈的责任事故，如同一个绝症病人死在一个大夫值班时间内。然而，苏联患的既不是绝症，戈也不是没有直接责任。
苏联的前途本有两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可能。尽管戈前时期存在种种问题，为联盟解体留下隐患、积累矛盾、形成土壤和基础，但是这些问题并非绝症，联盟的前途并非注定是解体。如果执行一条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对政治体制进行适当改革，同时注意不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分裂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那么苏联不是不可以避免解体，其所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民族等问题不是不可以逐步解决。然而，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提供了极好时机，为苏联解体提供了促使矛盾总爆发，并使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条件。从这个意义说，对苏联解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苏联解体上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不是认识问题，也不只是操作性错误，更重要的是原则性、路线性错误。联盟形成的基础是社会主义道路，各共和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达到共同繁荣和美好的未来而结合在一起；联盟赖以维系的最重要纽带是党的统一领导。而戈氏“改革”竟全面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认同；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削弱党和否定党，实行多党制，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最后自行瓦解党。这一切在政治上是属于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右倾路线错误，在关系联盟命运上搞的是挖掘联盟存在的基础和拆除联盟维系的骨架，因此对联盟解体负有直接责任。
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民族分离主义进行应有的斗争。虽然1922年联盟条约规定了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退盟权，但是后来退盟法又规定能否退盟必须经全民公决决定。苏联于1991年3月就联盟前途举行了全民公决，在多数加盟共和国参加全民公决，多数公民赞成保留苏联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是利用全民公决的结果，同民族分离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在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是抛开全民公决结果，妄图通过与叶利钦等少数领导人谈判决定苏联的命运，结果不是适度分权，而是向民族分离主义不断妥协和让步，无限度地承认共和国主权，导致联盟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
在苏联解体过程出现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中，俄罗斯的态度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俄罗斯是主体民族和主导共和国，其主权要求决不是权限划分问题，而是与联盟中央争夺最高领导权问题；其独立决不是地方分立问题，而是联盟解体问题。发展下去，或者是戈下台，或者是联盟解体。戈尔巴乔夫对此不会不认识，但是思想的右倾、政治的软弱和个人的利益使他不是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国家统一，而是让叶利钦牵着鼻子走，一味妥协和让步，乞求保留一个总统职位。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毁了苏共和联盟岂有总书记和总统的安身之地。
（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在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和戈前时期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前者是直接原因，后者是根本原因。因为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背景是苏联传统体制特别是传统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蕴育着深刻的危机。第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引起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在此以前矛盾已长期积累，达到只需一根导火线的程度。第三，戈尔巴乔夫改革执行的是一条右倾路线，右是“左”的反动，是因为“左”的路线长期统治，造成的问题相当严重，以致于能让右倾路线祸国一时。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考虑，从解决根本问题的角度考虑，重点应是分析苏联解体的根源，分析传统体制的弊病，提出相应对策，确保国家统一和繁荣昌盛。
那么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或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
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使联邦制国家体制有名无实；苏共和联盟中央垄断权力，使共和国失去实权；各种决定权集中于联盟中央，加盟共和国主权限于狭小范围；苏维埃在政治体制中地位下降和变形，使共和国的参政议政形式化；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使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民族在联盟国家中占有特殊地位和领导地位,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依然存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与分权性质的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加之宪法关于加盟共和国享有主权和退盟权的规定，为各加盟共和国争取国家主权、脱离联盟中央积累了动因，提供了法律依据。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规定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均由中央计划决定，造成共和国失去经济决策权；资源归属、企业隶属、产品物资和财政收支高度集中于中央，共和国既无权也无力综合发展地区经济；产业政策和生产力布局按照全国的地区专业化分工进行，造成许多共和国经济“殖民地化”，结构单一、生产落后、生活低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使经济建设只有一个积极性，束缚了地方和民族地区的积极性。这一切形成了共和国经济主权要求和民族分离的历史根源。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经济发展的一切动因不是产生于体制内，而是来自体制外。生产的目的是完成国家计划，体制内没有形成满足人民需要的运行机制；产权虚位造成体制本身缺乏内在动力，企业经营和劳动者的动力不在体制内，而来自外部动员；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竞争，阉割了体制的效率机制，形成数量型经济和耗费型经济。由此产生这种体制的致命性弊端就是阻碍科技进步，尤其不适应现代高科技发展的要求，导致经济发展粗放经营，经济结构比例失衡，产业级次严重落后。这一切造成苏联经济长期存在短缺性经济危机，经过长期的效率下降，最后爆发衰退性经济危机。苏联模式带给人们的不是富裕的社会主义，而是危机的社会主义，并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三、体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综上所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身。那么为什么这种体制能够长期存在，特别是当这种体制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与联邦制国家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时，仍不放弃它，仍不进行模式性的改革呢？这就需要对体制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探究。
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三个层次：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而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经济体制上的教条主义，民族关系上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外关系上的意识形态化和霸权主义。

斯大林模式是前苏联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并且延续约７０余年的一种经济体制。它形成的标志为苏联１９３６年宪法的通过。同时它也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这种经济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即通过国家权力，全面干预和管理国民经济各部门，通过指令性计划集中进行资源配置，进行社会生产活动。具体表现为经济运行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政府通过计划确定全社会的产、供、销和企业的人、财、物等。苏联为什么因为斯大林模式而解体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十月革命的胜利，固然不一定像过去苏联教科书所说“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无需讳言，它也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或政权转手，它的世界意义在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尝试。在苏联，这一伟大的社会实验曾经取得过辉煌，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