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主要有？

曹禺以他对社会现实的独特理解和感受，创作了一部部优秀剧作，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对妇女的悲剧命运，给与极大的关注，抒发了他内心巨大的热情。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取材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在此基础上再现各阶层妇女悲剧命运。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受到新思潮的感染、时代的感召，勇于追求个性解放，开始觉醒，开始具有反叛意识的资产阶级新女性，如繁漪、陈白露、愫方、瑞贞等。二是旧中国受奴役和凌辱的劳动妇女，如侍萍、四凤、小东西、翠喜、花金子等。三是凶悍、奸诈、自私的旧家庭中妒妇形象，如曾思懿。在这些形象中，作者或刻意挖掘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旧思想旧传统的大胆叛逆，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彷徨的心境；或着力揭示出劳动妇女的悲惨人生；或揭开旧家庭妇女头上看似权势者的神秘面纱，揭示出旧礼教鲜为人知的残酷和罪恶，以深深的同情和严肃的社会责任感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鸣冤呐喊。
曹禺笔下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大都聪明、美丽，并且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她们受过“五四”运动的影响，具有时代新思潮。她们追求自由平等，追求个性解放，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幸福的爱情充满了渴望。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诸多复杂因素，她们被囚禁在不同的笼子里，成为男人的玩物和精神奴隶。繁漪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她是周朴园正式迎娶的太太，18年前，周朴园用骗取鲁侍萍的同样的方法把她骗到周家。18年来，在周朴园的牢笼里，原先活泼的“金丝鸟”被活活的困住了。残酷的精神折磨，把她“渐渐地磨成石头一样的死人”。18年来，她看透了周朴园伪君子的面孔，她也深知“周家的空气满是罪恶”，她只好“安安静静的等死”。曹禺认为，繁漪是有“火炽的热情，强悍的心，她敢于冲破一切桎梏”，“有着美丽心灵”的女性。其实，繁漪的要求并不高，他所渴望的只不过是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温暖和自由。正是因为这样，当周萍的出现，并以平等的身分向她吐露心声，使她感到无限的欢欣和温暖，从而点燃她心中希望的火花，重新唤醒对生活的欲望和憧憬。繁漪的理想也非常可怜，她曾对周萍说：“你不能看见一个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她所谓的“新的世界”，只不过是逃出这个罪恶的家庭。在残酷的现实中，繁漪就连周萍那样的逃脱也没有可能。她痛苦的说过：“我逃不开!”周朴园专横残暴的统治，禁绝着繁漪一切正常的见解和行为以及一切合理的正当的要求。也正是这样的环境，使她变得乖戾、阴鸷，以至走向极端。于是，在这个畸形的家庭中，产生了这样畸形的乱伦关系——继母和继子的乱伦。虽然繁漪、周萍在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下相知相爱，但在反封建的战场上，由于周萍的怯懦，繁漪失去了精神依托，在儿子周冲触电身亡，周萍自杀等打击下，被逼成了疯傻女人。在周家，繁漪表明一种时代的气息，它说明“五四”以来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也渗到黑暗王国里来了，并且在冲击着据守在资产阶级家庭里的封建堡垒。繁漪，她生命的火花，照出了那家庭的罪恶和社会的黑暗。她抑压的力量，捣毁着传统的秩序，促使罪恶家庭的崩溃，具有雷雨的性格。
陈白露是曹禺笔下的又一知识女性，她在污泥中挣扎又苦于难以自拔。她曾经受过“五四”思潮的影响，热情而富有幻想，为追求个性解放，只身闯进光怪陆离的社会，当上了交际花，被潘月亭等黑暗势力所包围，奇特的生活经历使她的性格极其复杂。在物质上，她过着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生活。她抽烟、酗酒、打牌，和鬼一样的人厮混，玩世不恭。看似倔强，不知羞耻，但内心痛苦、精神空虚。她不甘堕落，具有善良的一面，也有一定的正义感。当孤女“小东西”受到黑三的迫害时，她冒着风险去救“小东西”，因而她和纯朴、正直的方达生保持一定的感情联系。她憎恨潘月亭之类的人物，特别是救“小东西”一事，更表现了她的善良和强烈的正义感。方达生曾唤起过她对生活的某些憧憬，然而她不愿意跟着他去过贫苦的生活，她贪恋“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衣服”的优厚的物质享受和舒适生活，整日和潘月亭、张乔治、顾八奶奶等人渣混在一起。张乔治有钱，所以她愿意和她交“朋友”，潘月亭有许多的钱，所以她愿意为她献出年轻美貌的肉体。潘月亭的破产，使她断绝了经济来源，最后，在精神崩溃和债务逼迫下，她感到绝望，最终怀着矛盾、痛苦的绝望心情，在日出之前服药自杀。陈白露的悲剧，是旧中国黑暗的社会造成的，特别是罪恶的买淫制度，使她一步一步陷入悲剧的深渊，她的一生是被金钱统治的旧世界吞噬掉的。
曹禺笔下的劳动妇女，正直、善良，都有着苦难的人生和悲惨的遭遇。侍萍、四凤、小东西、翠喜、花金子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三十年前，年轻美貌充满活力的丫鬟侍萍与周家大少爷相爱，满心想有一个美满的将来。谁知周家为了迎娶门当户对的小姐，在大雪纷纷的除夕之夜，侍萍带着刚刚出世三天的二儿子被赶出家门。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走投无路，被迫投河自尽，幸被救起。三十年来，她经历了许多痛苦坎坷，仍然坚持抗争，从不屈服。她对周朴园不抱任何幻想。她拒不接受周朴园的施舍，把五千元的支票撕得粉碎，并痛斥周朴园等人“是一群强盗”，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崇高志气和朴素的阶级意识。三十年后，女儿四凤重蹈覆辙，母女皆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各自承担着悲剧的重压。侍萍身份的暴露，揭开四凤和周萍同母异父的兄妹关系，四凤不堪突如其来的打击，冲出房门，触电身亡；从此，侍萍变得又疯又傻。
翠喜是剧作《日出》中低层妓女，她心地善良，用卖身的钱养活瞎眼的丈夫、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独自一个人默默的承受身心的凌辱和巨大的痛苦，苦苦支撑起这不幸的家庭和艰难的人生，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曹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有一付好心肠……即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动的是她狗似地效忠于老爷的行为，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对那更无助者的温暖的关心……这是在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里最黑暗的一个角落，最需要阳光的。”① 而翠喜却把温暖和爱无私的给了别人。当小东西向翠喜诉苦说“我实在过不去了”，翠喜用自己惯于在苦海里挣扎的精神安慰她：“这叫什么话，有什么过不去的。太阳今儿个西边落了，明儿个东边还是出来。……什么苦都怕挨，到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吗？”小东西是另一个受害对象，她虽然只有十五六岁，却有一颗不甘屈辱的心。有一身傲然正气。她不肯屈从大流氓金八，敢打金八的耳光，打狗奴才王福升的耳光。她被卖到宝和下处三等妓院，非人的折磨，终于使她走上上吊自杀的道路，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向吃人的社会发出愤怒的控诉。
花金子是曹禺在《原野》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她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仇虎是她的未婚夫，她深深的爱着仇虎。恶霸地主焦阎王霸占了仇虎的土地，活埋了仇虎的爹爹，将妹妹迫害致死，并把花金子强占为焦家的儿媳妇。身份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花金子受凌辱受奴役的地位，瞎婆子焦氏经常用极其污秽恶毒的语言诅咒凌辱她。最终下定决心，跟着仇虎逃出了这人间地狱。

金子
陈白露
瑞珏
等

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点:
(1)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
(2)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
(3)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点.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她们自由的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存留，同时主宰着故事发展的倾向。她们与男性虽然同处于“闭锁世界”里一员，但她们总是能勇敢的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而男子却是自我麻醉：或如周萍一再的辗转于失衡的爱情，想凭借女性强悍的力量逃出“黑暗的深井”；或如仇虎在复仇与反复仇的梦魇里挣扎，逃不出象征心狱的“黑树林”；或如曾文清在一次次的自欺与欺人里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欲望，而亲手去击碎自己那“生命的空壳”。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不约而同的坚忍，赋予女性人物一种力的美感。和男性雷同，她们也被围困在任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境地中，但她们奋勇的抗争行为，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这使女性人物更增添不少人格与人性之美。相较之下，男人却变得不堪一击。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从年龄上分属三代。步入老年的侍萍最撼动人心的，不是她被遗弃后艰辛然而不失尊严的生存努力，而是在她貌似柔顺、迟缓的面目后，仍藏有的强悍的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在她知悉了周萍与四凤乱伦的恋情后，她悍然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让这一对全不知情的兄妹恋人远走高飞，自己独自承受可能会有的命运的惩罚。这里事实上曹禺已经赋予了侍萍一种决定其他人物命运走向的能力。假设情节顺此发展，可以构想的结局是：萍与四凤的结合；侍萍再次隐姓他乡，在余生里孤自面对内心道德感与伦理观的责问；周公馆里的男女主人继续着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生活。这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逻辑在当时，也许将会陷作者于巨大的社会道德批判之中（尽管我们可以从此线索中，嗅到一种诡异然而令人兴奋的气味，但这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设想，显然毫无存活的希望）。破坏这一线索的不是貌似主宰者的周朴园，而是同为周公馆里被压迫者的繁漪。繁漪是剧中一切平衡的破坏者，她追求自己的继子的行为将所有剧中人逼入绝境。她的“追”的动作是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我注意到在《雷雨》的文本中，曹禺曾将周萍比喻成“一茎弱草”，“草”的意象与西方谚语中的“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谋而合，暗示了作家将周萍视为女性争夺的一个道具，亦将女性置于剧作的中心与重心的地位。作家同时也赋予繁漪和侍萍以同等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作品末端情节的展开似乎就是这两位同样具有魔力的女性的角逐。在逃亡与死亡中曹禺选择的是后者，事实上，他的基点仍是在道德的冒险与伦理常规的服从中做出的。在作品的最后，周朴园以对宗教的皈依作为心灵的依托，而两位女主角却又再次同处于疯癫的状态之中，分居于小楼的两层。这种“疯癫”使她们无须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道德追问，又能够暗藏起生命里潜存的巨大的破坏力；简言之，她们仍未因死亡、自身的病弱和老迈而丧失力量。我们可从尾声繁漪“发狂”的动作里体会到这一点。
《原野》里的两个女性焦母与花金子延续了《雷雨》中对女性形象的设定模式。《原野》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逃亡的故事。看似紧紧围绕着男主人公仇虎的系列动作展开，实则由女性角色把握着故事衍生的轴线。作品始发于仇虎的归来复仇，中间铺陈着一连串复仇的预备与实际操作的动作，其终结是复仇后逃亡的失败。然而，剧中无论是懦弱良善的焦大星、还是好勇斗狠的仇虎，都还是缺乏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焦大星在剧中是婆媳二人角力的棋子，是仇虎欲向焦阎王夫妇复仇的工具，这一角色不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决定剧情的发展。而仇虎则是常常被误读的一个人物，他的火焰似的复仇形象与焦母寒冰般的反复仇形象，赋予剧作一种奇异的平衡色调。表面上看，整部作品是他与焦母各占上风的生死角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是自我生存状态的主宰者。他的复仇是缘于被焦阎王迫害的家破人亡而不得不承担的家族使命，他在行动中处处感受到焦母招招置他于死地的毒辣阴狠而不得不见招拆招，他在复仇后终因走不出自己的心狱而选择了死亡，他其实纯属无情的“天道”又一个体面的牺牲品，而焦母则隐隐然是那个持屠刀献祭的人。剧中对仇虎形象的魁伟、雄健的刻画与对焦母形象的老迈、目盲恰成对比：洋溢着生命力的强悍个体的消亡反衬出女性形象内蕴中更汹涌澎湃的生机。同时，仇虎复仇动作的犹豫、慌乱与焦母反复仇动作的果断、从容在剧作中也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也说明了女性形象中蕴涵的主导地位。作品最后，复仇者仇虎死了，而他所有复仇动作的知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花金子，却胜利逃向“金子铺地”的地方。这是由于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坚忍使她成功，还是作家本身另有深意？
曹禺剧作里女性形象的强悍、生机勃勃与男性形象的虚弱、苍白无力；我们在另外两部作品《日出》与《北京人》中同样可以见到。在这一先验的设定模式里，他总是赋予女性澎湃的生命激情，迸发出作品最打动人心和最具感召力的生命诗意。可是与此同时，又是以削弱男性形象的力度与深度为代价的。我们很难在曹禺作品中体验双峰对峙的快感，最多只是女性一骑绝尘的落寞和空洞。

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力量的缺乏是这些女性形象流于脸谱化的根本原因。曹禺作品中推动人物行动的显然不是理智的思索，而是一种激情或欲望。我们很少看见曹禺描写她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比方角色在进退维谷时的大段内心独白，也许这有助于帮助角色向深度开掘；再如角色在行动前的矛盾心理等等。然而她们总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凭着某种冲动与直觉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此外，在曹禺偏狭的男性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应中国现代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却未曾负载多少女性真实的人生经验，未曾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过程中自我拯救的道具，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阴影下一群没有生命力的傀儡人物。”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分成两个系列。一类是牺牲自我的。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以四凤、侍萍、愫方、瑞珏、鸣凤等为代表。“这类男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子。”这一类女性的牺牲行为仿佛出自于本能。作品既没有描写她们在牺牲动作之前的犹豫，也没有行动之中的徘徊，更没有在行动之后的悔恨。我们同样无法从男性角色身上找到值得她们牺牲的价值意义所在。例如《北京人》中的愫方对曾文清的爱就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她明知道曾文清只是一具“生命的空壳”，懒惰、软弱、逃避生命本应承担的责任，却仍然甘心留在犹如死牢一般的曾家，甚至说出这样深情的表白：“他走了，他的父母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看完这一段，相信很多人会发出同样的质问：“值得吗？”两心相许、两情相悦的爱情无疑是极为动人的；可是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由于男性形象的委琐与苍白而显得那么不可信任，犹如无源之水一般。对这种爱情的虚假性的质疑同时也唤醒我们对愫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质疑，由此再导致我们对《北京人》整个剧情架构稳定性的质疑。如同空中楼阁，这一架构于虚幻爱情之上的故事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形象。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则后一类便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但是，在她们形象的塑造中，理性的缺乏同样造成人物的致命伤痕，使她们最终流于平面化而不够丰满。以繁漪为例，作家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因此期待着看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但是遗憾的是，理性的缺乏终究无法让角色进行灵魂的自省与自审，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她如何轻松地，跨越各个本如鸿沟般的内心障碍：与继子陷入乱伦之恋、抛夫、弃子……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MZXS2007180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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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在其众多悲剧中塑造了萦漪、侍萍、四凤、陈白露、花金子、瑞压、慷芳等一批性格鲜明生动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女性形象。其中侍萍、四凤、花金子、瑞压、惊芳等与萦漪、陈白露等相比较.作者在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艺术表现时,其视角上存在有明显的不同。

雷雨之蘩漪
日出之陈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