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梁启超,蔡元培,都和天津南开大学有什么关系?

　　梁启超与南开大学

　　对于每一位稍知近现代史事者来说，梁启超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
　　名字。这位曾活跃于中国政坛、学界30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与近代
　　中国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
　　孙黄后”。他晚年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甚丰，被称
　　为“新思想界之陈涉”，而其与南开大学的一段旧日渊源，也颇值得
　　称道。
　　南开大学成立伊始的20年代，是中国学术界日渐活跃和繁荣的时
　　期。诸说层出，观点纷呈，被大多学者目为又一度“百家争鸣”。尤
　　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文明暴露了危机，引发国人的怀疑和动摇，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调占有了一定地位，出现了国学研究的热潮。
　　梁启超便是其中代表之一。他在战后游历欧洲，著《欧游心影录》，
　　认定中国国学在将来世界上占重要的位置，并说西欧文明还需中国文
　　化去调剂，亟力劝学者去整理国故，引起学界很大反响。他还坚持教
　　育救国论，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
　　教育事业”，因而便和同样致力振兴民族教育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同声
　　共气，相应相求。

　　1921年9月，成立仅三年的私立南开大学邀请梁启超参加大学部的
　　开学式。梁先生欣然前往，并在会上发表演说，盛赞年轻而充满希望
　　的南开：“……我们要希望大学能办得欧美那样好，能发扬中国固有
　　的学术，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
　　义务，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将为中国全国
　　大学之母。”梁启超鼓励南开学子：“我盼望诸君不要怕难，奋兴起
　　来，一面发扬我国祖宗传下来的学业，一面输入欧西文化，这样责任
　　不能不望之于中国私立的南开大学了。”

　　其后，南开大学遂聘请梁启超在校举办中国文化史讲座，讲演的
　　题目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每周一、三、五下午四时至六时举行，
　　后来每周又增加二个小时。学校对梁启超先生的讲座非常重视，规定
　　此科为文理商三科必修科目。梁启超本就文采飞扬，口才又极佳，每
　　次连续讲演两小时之久，毫无倦容，诚可谓诲人不倦；他的讲演受到
　　南开师生的热烈欢迎，听讲者达数百人之多，几乎倾校而动，而且还
　　有不少天津其他各校教员学生前来旁听。梁先生授课认真，凡因事误
　　课必定补讲；并进行正规的考试，考卷第一次便收到121份，已占全校
　　学生半数。讲座结束后，梁启超还同历史班全体学员合影留念，师生
　　关系甚是融洽。

　　梁启超的讲义是其所拟中国文化史纲中的第一篇，后经整理，便
　　以同名著作出版，风行一时，成为其自视得意之作之一，备受学界所
　　推重，而梁先生之讲座对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发展的推动之功，自可想
　　见。

　　梁启超对南开的感情是深厚的，尔后他曾多次来校讲学。1922年
　　2月，在即将赴清华学校讲演前夕，梁先生又亲临南开大学新学期开学
　　式作演说，对于“青年元气之培养”等问题，再三注意，开导周详。
　　他指出，从学校到社会是人生最危险时代，青年人对婚姻、职业诸方
　　面尤其需要谨慎；从而鼓励南开学子“从物质、精神上加增培养元气
　　的资料”，“寻出一种高尚的嗜好、自己的人生观，”养浩然正气，
　　以与恶社会中的坏性质、坏习惯作斗争。1923年7月，梁启超应聘主讲
　　南开大学暑期学校。1924年春又讲学南开，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
　　之总成绩》一文。他不仅自己亲自来校作学术指导，还曾邀请国外名
　　学者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以及国内学界名流张君劢、梁漱溟、蒋
　　方震、张东荪等来南开讲学。这对于南开学术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南开在严范孙、张伯苓诸先生筚路蓝缕的努力创建下，由小学而
　　中学而大学，知名于国内外，这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和赞扬。他曾
　　多次以南开为范例阐述对教育的意见，特别是在承办中国公学时，常
　　常引南开为先导；而且他对于南开的建设、发展也多所属意，尽心擘
　　画。早在1921年，他亲撰《为南开大学劝捐启》，指出“大学教育之
　　设施及扩充，为我国目前最急切之要求”，而普及大学教育，则不可
　　不以私立为官立之助；私立大学有诸多优点，“在我国教育史上，若
　　宋之鹿洞、明之东林，其性质皆为私立大学，而一朝文化系焉。方今
　　百度更新，兹事需要，益如饥渴。而十年以来，完善之组织尚未有闻，
　　斯亦士大夫之羞矣。南开大学者，其基础建设于中学之上。南开中学
　　之成立有十七年，……学课之完实，校风之粹美，既已为海内外所同
　　认。三年以前，主校事者鉴于时势要求，深感进设大学之必要。藉各
　　方面有力之赞助，幸而获成，分置理商文矿四科，历级已届三年，注
　　弟子籍者将及四百，规模粲然具矣。……某某等为公为私，皆深感南
　　开为我教育界一元气。”他吁请“凡属爱群自爱者对于兹校宜同负爱
　　护扶助之责，愿竭绵薄以赞厥成，”对南开关怀切切。梁启超还一度
　　向张伯苓校长表示，“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并举荐张
　　君劢为主任，蒋方震、张东荪、林宰平、梁漱溟等各任一门，预言
　　“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南开文科办三年后，
　　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

　　1922年底至翌年，梁启超闭门谢客，养病于天津，遂又有在南开
　　创办东方文化学院的设想。《南开周刊》第54期（1922年12月30日）
　　刊发题为《东方文化研究成立之先声》的消息，说：“自梁任公先生
　　与学校方面共议在本校大学部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后，一般有志东方
　　学术研究者，莫不引颈高呼，期此世界独一之研究院早成立；而学校
　　方面半年来亦积极与任公先生筹划一切，如募经常费，敦请当代大学
　　者张君劢、蒋百里诸先生来院讲学等，不遗余力。近复闻任公先生已
　　订于本月十五日由南京来津，专与学校计议此事。吾人甚望此番计议
　　早见施行，裨东方文化得大放异彩于环球也。”后梁启超即起草《为
　　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倡仪“设一讲学机关，名曰
　　文化学院。”并拟定：“院舍在天津南开大学新校址中。一切学课与
　　南开保相当之联络关系。”后来虽因资金等诸多缘故，此举遂搁置而
　　未成，但梁先生的倡引之功及其对南开的钟情，却是足令我们常引以
　　为念的。

　　1925年后，梁启超就清华研究院任导师，而对南开关心依然。
　　1927年10月间，罹病在身的梁启超又为南开二十三周年纪念手书“弘
　　毅”二字，并在《祝词》中说：“本校二十三周年大庆，敬写《论语》
　　两字，奉祝频年。丧乱频仍，全国教育破产，本校实岿然鲁殿灵光。
　　任重道远，簿海属望。愿以此两字，与多士共勉也。”殷殷深情，谆
　　谆愿意，尽在字里行间。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殁于北京协和医院，一代巨星殒落。可
　　以说，南开的成长，和众多学术大师的关爱、提携是分不开的，梁启
　　超便是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位代表。抚今追昔，寄思而往，前贤的鼓励
　　与嘱托，将永远是我们自强不息的动力之源。

　　巍巍乎吾南开大校长张伯苓
　　柳无忌

　　张伯苓之为大校长，名副其实。首先，他的体格高大。1932年秋，我初去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杨石先带我去拜望校长。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那魁梧的身体，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简朴的校长办公室内。我记不起来他那时是否已戴上黑眼镜，倘使是的，他在威仪中又呈现一种令人敬畏的神秘姿态。那时我只有25岁，校长的年龄要比我大一倍以上，更何况他已是全国闻名的一位大人物。此后，我与张校长相处10载，在天津5年(1932—1937)，重庆5年(1941—1946)，我对他的认识较深，渐渐的对他的“敬”多于“畏”，最后完全是尊敬与仰慕，因为我已看见了在他那黑眼镜后面露出来的是慈祥的目光……他对于南开全校师生的关怀。对我个人来说，在我记忆中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在天津时，有一天他独自光临舍间(百树新村32号)，使我们大吃一惊。他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巡视校园时在我们那里歇脚一下，看看他的教员的生活情况。临走前，他对我的太太大加夸奖，因为在客厅内他摸摸在沙发旁的电灯罩子，发现上面并没有丝毫灰尘。

　　比他体格更高大的是张伯苓的为人与他的事业，这两者可以一同论述。张校长创办南开的功绩，在中国教育史(也许在世界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从他以私人力量，惨淡经营，从最初在严范孙私宅创设的敬业中学(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到创立南开中学、小学、女中、大学，以至化工研究所与经济研究所的全套南开学校的经遇，史实昭垂，不必在此重述。但有一点我知道而拟特别提出的，是张伯苓抗战前夕在重庆筹备南谕中学(后改名南开中学)的高瞻远瞩。当时国难严重，八里台南开大学临近海光寺日本兵营，在忧患中我们听到了校长要在大后方开设南开分校的消息，有如一线光明闪耀在乌云中间，使我们的视线随着扩大，我们的情绪也就此稳定起来了。在设计、筹款、建筑的过程中……这些校长积有三十余年经验——他的魄力与毅力是值得赞扬的，但最使我敬佩的，是他那远大的眼光、正确的判断力，与为百年树人所做的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当时任何教育家或政治家所不及的。

　　张伯苓事业的成功，在于他能就地取材，有引用与培养人才的创造力。这位天才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引导人们如他一样地为“公能”的理想服务。这一点我在进南开不久就看出来了。环绕这位大校长是他的五位得力助手(好像有五大金刚之称)：黄钰生(教务)，伉乃如(注册)，华午晴(财务)，孟琴襄(事务)与喻传鉴(中学)。他们那种爱护南开，为校长效力，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感动了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教授，虽然我们有时对于学校的行政作风并非完全同意。抗战时喻传鉴主持重庆南开中学，黄钰生代表南开与张校长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而另一位杰出的教授杨石先也就被推为西南联大的教务长。有人说，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南开。我可以补充一句：没有这几位校务人员的协助，张伯苓事业的成功，南开对于教育、学术方面的贡献与影响，是不会这样广大而久远的。

　　从前在天津或重庆参加学校集会，现今在美国的校友聚餐，当唱校歌时我往往神驰于“巍巍乎吾南开精神”这一句。那种大公无私的南开精神，是张伯苓留给南开一份珍贵的遗产。

　　蔡元培
　　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前夕,张伯苓、严修前往北京约见胡适、蔡元培等北京大学教授,向他们征求对于南开学校成立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著名的学者,胡适理所当然在邀请之列,他多次欣然前往南开,为南开师生做精彩的演讲和报告。...

张伯苓：创建者
梁启超：多次于此讲学。

他曾多次以南开为范例阐述对教育的意见，特别是在承办中国公学时，常常引南开为先导；而且他对于南开的建设、发展也多所属意，尽心擘画。
1927年10月间，罹病在身的梁启超又为南开二十三周年纪念手书“弘毅”二字，并在《祝词》中说：“本校二十三周年大庆，敬写《论语》两字，奉祝频年。丧乱频仍，全国教育破产，本校实岿然鲁殿灵光。任重道远，簿海属望。愿以此两字，与多士共勉也。”殷殷深情，谆谆愿意，尽在字里行间。
蔡元培：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蔡元培曾应邀到南开中学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