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把中民之性,即把地主阶级的人性当做一般的人性,他所说的性就是指中民之性而言的。他认为性只是质材,它的本身还不能说就是善,必须“待教而为善”。这就是说性只具有教育的可能性,受了教育之后,这种善的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性。他说:“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
这就从地主阶级的先天禀赋肯定了地主阶级受教育的可能性,又从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肯定了地主阶级受教育的必要性。他批评盂轲的性善说,认为孟轲既然说人性已善,那就没有教育的必要了。这一点,他比盂轲强。但是董仲舒又认为人同时具有“贪”和“仁”两种性,这又陷入了善恶二元论,这是他企图把盂轲的性善说和荀况的性恶论结合起来的结果。他认为天有阴阳,所以禀之于天的人性也就是有善有恶。他又认为性属阳,是善的;情属阴,是恶的。人生来就具有性和情两个方面,也就是具有善和恶两种性。他虽然说“情亦性也”,但又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这又似乎陷入了性情二元论。这样他把性当做是善的,实质上维持了所谓“正宗”儒学即孟轲的性善学说。他把情从性划出来以后,便进一步主张扬性抑情了。他以为天道是禁止阴的,所以人也应该“损其欲而辍其情”,这就是说要发展善性而抑止恶情,这种思想为后来宋明理学家所发展而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董仲舒吸取了荀况的性恶论思想,认为万民的从利就好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去提防它。就不能停止。他从这一点来强调教育的必要性,并把教育当做防止恶性发展的工具。他甚至认为教育的作
董仲舒的新儒学主要是指“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即认为天与人息息相关,而皇帝是秉承天意统治人民,把皇权神化,以此来加强皇权 四大特点: 经学化,保持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和义理内核,坚守根基,不变风骨。 伦理化,形成了儒学的"五常"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实践性、生活性、经世致用性。 神学化,大胆吸收时代影响较大的阴阳、五行、宗教天命等思想,为我所用,实现了优强联合,体现了其开放的学术胸怀。 权威化,适应汉初 "大一统"的时代政治思想需要,取得独尊地位,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
罢躇白家,独尊儒术、天天感应。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