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的特点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另外,从内容上,《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和《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与之不同的是《楚辞》,《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