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类型:以道德精神为依照的人对自然山水美之欣赏。
这类山水自然诗,往往借用自然物来寄托自己的高贵品德、赤子情怀和远大理想。是以道德精神为主的人对自然万物的观赏或人与自然的合一。如屈原的《橘颂》、陶渊明的爱菊、周敦颐的爱莲,都是如此。 杜甫的《望岳》: 戚继光的《登盘山绝顶》:
霜角一声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
朔风边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
但使雕龙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
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
清未屈大均的《云州秋望》:
白草黄羊外,空闻觱篥哀。
遥寻苏武庙,不上李陵台。
风动群鹰击,云随万马来。
关河无数柳,一夜落龙堆。
这首诗作于诗人由祖籍广东番禺携妻至广州时,时值秋天,茫茫草原,悲凉的觱篥,正好触发了诗人苍凉的情怀,在诗的后半部分,壮阔的画面表达了诗人渴望出现一个群鹰疾翔、万马奔腾的局面,从而将满清王朝驱赶到遥远的塞外的志向。 杜甫、岑参、陆游、辛弃疾、陈亮等等大量的山水自然诗,
第二种类型:以审美精神为依归的人与山水自然的融合。
李白,就是此一类型山水诗的杰出代表。 李白的出现,开拓了中国山水诗前所未有的雄奇壮阔的大格局,崛起了一座出神入化的高峰。山水自然在李白的眼里,已不仅仅是客观的审美对象。我们读他的诗,感觉到他在山水中已完全获得身心的舒展,在山水中无拘无束,山水理解他,他也理解山水。即使是他对于功业的强烈追求,他的世俗志愿、欲望的不加任何掩饰的表达,也是与他的自然的人格范型分不开的。当他的志愿无法实现,备受压抑地呼喊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时,便只有在雄山秀水巨江大海中获取精神的解放了。 李白写蜀道,写天姥,那种我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与九州山川的分量相侔的广度、高度和力度,早已广为人知。即使是即景抒情的短章,人未直接出面,就已成为山水的灵魂了。例如《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楼观岳阳尽,川回洞庭开。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
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第三种类型:以宗教精神为依归的人对山水自然的观照。佛教对于山水诗的影响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赵抃《次韵范师道龙图三首》之一曰:“可惜湖山天下好,十分风景属僧家”。古人有诗曰:“天下名山僧占多”。这些诗句都道出了一项基本事实:佛教与山水自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中国山水诗的成熟期在公元五世纪刘宋时代,代表人物为谢灵运。谢诗受
佛教影响,常常将山河大地视作佛影的化身。如《石壁立招提精舍》诗曰:
敬拟灵鹫山,尚想只洹轨。
绝溜飞庭前,高林映窗里。
禅室栖空地,讲宇析妙理。
石璧山在谢灵运的眼里,被想象成闪耀佛光佛理的灵鹫山。庭前的瀑布飞流,窗后的高树掩映,也都可以从中悟得佛理。
与道家以审美的眼光来观照自然并将人格主体与山水自然融而为一所不同的是,佛教对于自然,不是采取与之合一的态度,而是静察默观;与儒家以道德观点对待自然所异的是佛教对于自然所体现出来的“德”,不作伦理方面的发挥,而只以隐喻佛法的广大无边。佛教在山水自然中体验的是一种宗教的快乐。
如宋代化禅师有诗曰(见孔凡礼《宋诗纪事续补》):
翠竹黄花非外物,白云明月露全真。
头头尽是吾家物,信手拈来不是尘。
在中国僧侣的心目中,自然即禅佛的化身。所谓“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青青翠竹,总是法身”是也。唐朝著名诗僧寒山有诗曰: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穷。
溪长石磊磊,涧阔草蒙蒙。
苔滑非关雨,松鸣不假风。
谁能超世界,共坐白云中。
作者借助自然山水,摆脱世累、超越凡俗,从而升华到洞明佛性、了悟自性的禅佛境界。
历代诗僧、禅僧以及受佛教思想影响较深的诗人,其山水诗,大都可归入这一类型之中。
以上仅仅是对中国传统山水诗作一个十分粗糙的分类。其实,有不少山水诗是无法硬性纳入其中某一范型的。在许多山水诗作者身上,有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同时又有道家和佛家超然出世的一面,而道与释、庄与禅,更是互相影响,互相交融,难解难分。例如早期山水诗大家谢灵运的诗中,其所觉悟所阐释的“理”,其内涵就十分丰富,其诗中所谓的理,往往兼有佛、道两家的含义。 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对大自然最倾心的要数庄子和道家了。“道”作为道家学说中的最高概念,其意义向上可以推演为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向下也可以落实为人性论,在现实人生中加以体验。。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这个无所不在的“道”便集中到自然山水中来了。庄子既启发了人们对于自然美的发现,又使自然山水本身也成为“道”的化身。受老庄学说和道家影响的诗人,在创作山水诗的时候,便常以纯粹审美的眼光来观照洞察,并且将自然山水与人格主体融而为一。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