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银器的制作，有“官作”和“行作”之分。“官作”即由少府监中尚署直属的“金银器作坊院”负责。“行作”即金银行业的工匠产品。上述圆雕作品工艺复杂，设计巧妙，制作上精益求精，是否“官作”所为，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同时，由于这些作品均为传世器物，缺乏科学的考古发掘依据，因此在具体制作阶段的判别上有一定难度。但我们可以从它的造型、錾刻纹饰的流行时间以及文献考证上去探究端倪（因片幅关系，待以后再作展开）。至于它的功用，毋庸置疑，它和其他金银器皿一样，除了满足陈设观赏、日常生活所需，还在于它的特殊价值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引用齐东方先生的话说：金银及其器物已“成为广泛运用于馈赠、供奉、赏赐、赋税的最佳物品，作为对外交往、经济制度、政治斗争的媒介物，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甚至重大政治生活……”。这方面有史为证，无须赘述。
另外，有唐一代金银器制作高度发达，从文献资料看，当时制作数量巨大，不管是地方进奉或皇室赏赐的金银器玩均不在少数，为什么长期以来唐墓出土很少有此发现？历代盗墓者的疯狂盗掘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根本原因可能还在于唐时厚葬之风盛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对殉葬品均不惜倾资以求，以致官府不得不明令禁止。《唐六典》卷二十八载：“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所有以瓦木为之”。《唐会要》卷三八记载着开元二十九年另外颁布的敕令：“三品以上明器，……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及金银铜锡……”。了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华美绚丽的唐代金银器中，动物造型的塑造和运用虽不是主流，但是，其高超的制作技巧、富有想象力的艺术构思，却是人类手工艺术登峰造极的具体表现，在唐代金银器制作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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