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衰落的根本原因

一、文官集团势力过大，皇权受到抑制。事实上严嵩死后，大明的文官们一直是铁板一块，皇帝再也无法分化，控制，万历不上朝，正是基于此，万历上朝是那回事，不上朝还是那回事。这些信奉理学，心学的文官们有着类似宗教似的狂热，鄙视一切非科举出身的人员，他们把持朝政，压抑皇权，为了他们的信仰与教条不怕流血牺牲，其直接结果是皇帝也无可奈何。外加上只知空谈，放炮的海瑞给他们树立了楷模。一旦皇权受到抑制，那么国家制定的政策不是从全局考虑，而是从文官集团的利益考虑，也就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考虑，大明的文官集团正是明末江南资产阶级的代表。由于明太祖出身寒苦，深知民情，加上明朝初年经过战乱后，百废待兴，所以太祖与民休养生息，其直接结果就是明朝赋税一直很低（黄仁宇观点），商业税更低，所以明朝财政一直很困难。
明初的时候为什么打仗，水利，赈灾朝廷都有财力，但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因为明末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降低，商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增加，而税收仍然是以农业税为主，到了崇祯朝，打仗没钱，赈灾没钱，而江南富商巨贾一掷就是几十万两，上百万两，皇上想增加赋税立刻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明末时期商业发达，商人从海外贸易中赚取巨额资金，由于东林党的阻扰，商业税却无法提高。万历朝实在没办法，于是开征矿税，结果大臣们唆使地方官杀税使，由此可时见一斑。如果皇权强势，财政充裕，那么可以在北方兴修水利，这样到了灾年也可以应对。所以，那帮空谈误国，祸国殃民，自以为是，打击报复，只知逃税的东林党绝对是大明朝的奸臣，而打击东林党的魏忠贤绝对是大明朝的贤臣，对的起自己的名字，魏忠贤死后，东林党重新掌权，商业税罢。我的观点是，皇帝应该减少任用富庶省份的官吏，尤其是有士绅背景的官吏，这样制定的政策才能从全局考虑，才能够在全国的范围内进行资源的调配。

二、明末经济制度的超前发展（黄仁宇，杜车别观点）。中国古代为什么重农抑商，因为气候，河流，地理的因素决定了我国是个农耕国家，不像欧洲以商业为主，所以我国大部分人口是农业人口，这就决定了粮食生产安全是中国古代的第一要义，没了粮食，百姓就要造反。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禁止海外贸易，正是为了限制农业人口从事非农行业，导致粮食减产。
而明末，江南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海外贸易活跃，大批的农业人口进入手工业或从事海外贸易，而张居正的赋税改革使得实物税转变为货币税，人们不生产粮食也可以交税。江南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的后果就是江南人口的口粮需要湖广供给，到了明末战乱时候，江南富商们有钱买宅子，买地，却买不来粮食，清兵南下后，南方四镇的二十万精兵因为没有军粮，全部投降清兵，政府无粮，征兵也困难。南方粮食姑且紧张，那么北方遇到了那么大的灾情，可以说天下已无粮赈济，设想，如果江南加大粮食生产，提前数年调运粮食储备于北方各省，到了灾年，开仓赈济，情况是不是要好很多。
三、再来谈谈张居正的赋税改革。张居正的赋税改革使得明朝往商品经济迈了一大步，但正是张居正的赋税改革使得明末商品经济过渡发展，从而导致明朝的灭亡。在张居正的赋税改革以前，农民收割完了粮食就可以交税，但赋税改革后就不行了，还要拿市场上去卖，换了钱再交税。而收割粮食和卖粮食的季节都一样，大家都卖粮食，粮商就会趁机压价，等于农民又被盘剥一次，变相的加重了赋税。江南这些地方还好一些，因为这些地方银子多，经济外向型大，还可以种植利润大的经济作物换钱，西北这些缺银，经济内向型的地方就更严重，农民为了换钱受的盘剥更大，所以除了灾荒外，农民起义为什么在西北爆发，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加上前面说的，张居正的赋税改革等于是鼓励种植经济作物而不种植粮食，所以导致大明王朝灭亡的不是李成梁，不是万历，天启，崇祯，魏忠贤，而是张居正，这位大明王朝的第一能臣，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诡异。
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由于商业的过渡扩张，耗尽了帝国的资源，最终搞垮了这个帝国。

中国封建社会于春秋战国之交开始形成之际，也曾充满勃勃生机。但是，中经秦、汉、魏、晋、隋、唐、宋、元上千年的风雨沧桑，到明代中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已经逐渐显露出日薄西山的末世光景。
其实，明王朝开国之初的朱元璋、朱棣等皇帝，也曾创造过辉煌一时的封建文明。这与执政当道采取过诸如加强中央集权、与民休养生息、实行军屯、解放奴婢、兴修水利等举措不无关系。因而，随着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东南沿海一带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郑和的下南洋，已充分显示了明朝的综合实力。在意识形态领域，随着儒、释、道的渐趋融合、宋元明理学的发展，新的哲学思潮也应运而生。王阳明发展陆象山“心学”而提出的“良知”说，对反对程朱理学的束缚人性不无积极意义；王艮所提出的“造命”思想和“圣人之道即百姓之用”的理论，李贽对伪孔、假道学的猛烈批判，更带有明显的叛逆精神。因而，明代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点。特别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短篇小说，以《四声猿》《浣纱记》《鸣凤记》《杜丹亭》为代表的戏曲，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但是，明王朝也不能像统治者所希望的那样“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是日益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因为封建社会中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的根本矛盾于明代自始至终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解决。相反，皇庄林立，官田甚多，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皇室贵族，贪官污吏，奢侈腐化，与日俱增。末代皇帝崇祯号称“节俭”，但后宫宫女几次裁减之后还有九千余人，宦官将近万人。他们仅是每月米粮耗费就多达七万余石，每年鞋料费银就有五万两之多。这势必要横征暴敛、增赋加税，致使贫民举家流浪，甚是揭竿而起。明朝之前，农民起义多在王朝末期发生的情况已被自始至终、时有发生的事实被打破，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就是其中最强大的两支队伍。
再者，统治阶级与文人学士的矛盾斗争也空前激化。这是明朝执政一向施行笼络和镇压相结合的文化专制政策的结果。笼络的办法之一就是招揽大批文人学士编写《永乐大典》，同时又大力提倡朱理学，明文规定从国子监到州府县学、闾里私塾，都要以“孔子所定经书”为必学课程，实行八股取士制度，以程朱所论作为是非标准；另一方面却是施行严厉镇压政策，大兴文字狱，一些文人因此无辜而丧生。

党争严重，
明王朝大力启用宦官，源于社会烙印。朱元璋出身低微而成大业，却在面对统治整个帝国的全新命题时发现——他不得不依赖于那些看不起他出身的士大夫们，以及士大夫们的儒家治世方法。用士大夫，又因为社会烙印的影响而“害怕士大夫、提防士大夫”，这就是朱明王朝重用宦官的发端。等到朱元璋的后代们成为士大夫的统治代表后，宦官制度已经建立并深入到整个皇室、官僚体系中，很难更易了。

明代衰落的根本就是其政策跟不上地方民间经济形式发展的需要.明代在维持封建小农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但这是以抵制商品经济发展为巨大代价的.典型的重农抑商政策虽然维持了帝国百余年的稳定,但结果就是明代的整体架构都建立在四个字基础上,即"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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