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改革有什么负面影响？

张居正身后改革的失败及原因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其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被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新政被废，首先从放松驰驿的限制开始，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10](卷213)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为什么苦心经营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毫无招架之力，从客观上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皇帝对新政的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反对派不足以与之抗衡，但这只是为时不久的特殊条件。新政初期，神宗是个不甚解事的少年，张居正是他的老师，处处听从张的指点，对改革自无二议。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张居正规劝自己戒游宴、节赏赐、却珍玩、勤读书的说教已有所不满，这一裂隙早就被反对派窥视在心。帝权和相权本是一组相依相克的矛盾，权高盖主，遭到皇帝的忌恨，往往成为宰相的悲剧，张居正也不例外。居正暴病身亡后，反对派的发难首先得到皇帝的支持，落井下石的，乘机报复的，群起而攻之，祸延所有支持改革的官员，不到一年，改革派被清洗殆尽。
十年新政，毁于一旦，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执政者面临社会危机的时候，苦于谋求出路，保全统治地位，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从而约束自己的贪欲。一朝改革初见成效，危机解除，贪婪的阶级本性又促使他们想摆脱改革所带来的种种节制，进而废除改革。在皇帝一言定法或废法的时代，政以人举也必将以人亡，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的普遍现象。改革家的个人命运与新政连为一体，往往以喜剧开场而以悲剧告终。虽然他们鞠躬尽卒为王朝解除危机，但最终将成为王朝统治的牺牲品，这几乎是地主阶级改革家难以逃脱的命运：商鞅车裂，王安石郁郁而终，张居正也不例外，重蹈了他们的覆辙。
其次，张居正改革思想的局限性亦是致祸之由。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14](奏疏二)高度赞扬“政必法祖”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国初的兴盛局面又常常令他心醉神往。“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14](文集二)他把明初的典章制度看得尽善尽美，认为只是由于不肖子孙违背祖制，朝政才逐渐败落。所以他努力的目标是“守成业而致盛治”[14](文集三)，“日取祖宗之法修饬而振举之”[14] (奏疏九)。这就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所以“法祖”对他而言更是一种社会理想。“寓法祖于革新”的思想较之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气魄，革新精神大为逊色。这种守成的社会理想，前进而又怀旧的精神状态，使他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没有鲜明的旗帜，甚至给对立面提供了进攻的口实，御史刘台就曾责难改革说:“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以祖宗法正之”[10](卷236)。这就在实践上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第三，张居正改革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改革维护的是以朝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其中也包含权贵的利益。这种性质决定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是同一阶级内部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争，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两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缓解。这就决定了改革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强，往往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以清丈土地为例，补税的范围只限于自置田地中非法占有的部分，对大批钦赐的田地，不纳粮税的不在清丈之列。凡是清出的土地，一经交税，就可以合法所有，这虽然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却不能解决土地高度集中的弊病。清丈也不彻底，欺隐舞弊的弊端，犹如鼠穴，堵塞不绝。
最后，张居正在个人性格方面的缺陷，也是导致改革失败的主观原因之一。
作为一个改革家，张居正拥有杰出的才干和坚强的毅力。其治学，人谓: “最称严核”[13](卷2)；其治家，人谓:“教子极严”[13](卷9)；其治国，人谓:“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权臣相拟”[13](卷9)。在风云际会中形成了刚毅、深沉、傲然、机警的品格，在改革中充分展示了他卓而不群的风采。然而，他骄横、专断、偏狭，喜奢华，且好听阿谀奉承之词，这些性格上的缺陷导致他在选才用人上出现严重失误，加速了新政的失败。
张居正生前起用了一批得力的改革派，其善用文官武将的佳誉已经载入史册。但他在用人方面唯一也是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提前物色好一个能肩担重任的后继者。专权独断，偏听偏信，使他自蔽视听，不能客观地考察人选。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58岁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复发，三个月即告病危。弥留之际，匆促接受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保举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潘本是平庸之辈，还未上任即遭弹劾而辞职。继任者是一向受到张居正垂青的张四维，此人家资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可他攀附权势，曲意奉承，“岁时馈问居正不绝”[10](卷219)，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一朝大权在握便立即转向，起用一批被张罢职的官员。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的李植，就出自他的门下，废除乘驿之禁也是他的授意。后来张四维回乡奔丧，申时行继任首辅。他也是张居正的助手，其为人正如明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评价:“柔而多欲”[15](卷69)，是个貌似宽厚，实则利欲薰心的伪君子。张四维回乡奔丧，他继任首辅后，拟旨宣布张居正“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16](卷61)等几大罪状，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他主政期间一切新政全都被废。如果没有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推波助澜，新政尚可延续时日。张居正英明一世，却毁于偏好奉迎，没有洞察埋伏在身边的异己分子，以致祸起萧墙，遭此败北。

面对这种局面,张居正不管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必须充当“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作为封建后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其积极作用渐消，消极作用渐趋明显，大大阻碍了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表现和原因之一。

表面上有利于朝政和百姓，但无论怎么改革，受苦的都是百姓

张居正改革（又称万历中兴），是在明神宗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一场变法革新运动。
「张居正改革」，整顿了吏治，巩固了边防，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明显的好转。改革触动了大地主阶级和豪门贵族的根本利益。张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的措施都遭到废除，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