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主要是周代文学,尤其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诗经》、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是周代文学的主体。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诗经》以外的古逸诗散见于后世的著述,真伪难辨,因而《诗经》也是西周至春秋时代唯一的诗歌总集。西周以前的歌谣都非常简短,只是具备诗歌的雏形。到了周代,诗歌在原有的基础上繁荣起来,这些诗歌许多被收入《诗经》。《诗经》属于集体创作,有庙堂乐歌、民族史诗和政治讽刺诗,也有大量的民歌。《诗经》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开创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在中国文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代的散文主要有史传和诸子两大类别。史传散文也就是历史散文,先秦两汉时代史书的概念还不够明确,《汉书�6�1艺文志》中尚未设立“史部”,史书只是作为儒家经典或经典的附庸而存在。《春秋》本来是一部编年体简史,但人们并未将它看作史书,而是确定为儒家经典。《左传》与《春秋》有经传关系,用史实解释经文,解经的文字就是传,故称为史传散文。刘勰的《文心雕龙�6�1史传》中所列举的书例除《左传》之外,都与“经”没有必然的联系。
《左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文学名著,一般认为是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作。其体例编次与《春秋》相同,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解释《春秋》经文,内容自成系统,思想也与《春秋》有所区别,可以脱离《春秋》而独立。《左传》全面反映了春秋时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进程,并通过时人的讲述,记载了西周以前的古史和传说。《左传》长于叙事,尤其善于描写战争;语言凝炼传神,温文尔雅,含蓄委婉,幽默生动;作品通过叙事、描写战争和记录人物语言,客观上刻画出大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是中国叙事写人文学的良好开端。
《国语》被认为是左丘明的另一部著作,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与《春秋》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全书的主要史实与《春秋》、《左传》相合,所以又被称为《春秋外传》。其中极少数篇章的记事起于西周穆王时期,比《左传》早二百多年,绝大多数篇章与《左传》相表里。《国语》长于记言,朴实平易,含义深永。或幽默生动,情景毕现;或寓庄于谐,妙趣横生;或纯朴自然,富于哲理;更有不少长篇宏论说古道今,具备论说文的基本格局。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书,成书于西汉晚期。其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秦、齐、楚、赵、魏、韩、燕七雄并立,东周、西周、宋、卫、中山仅可立国。秦国与崤山以东某强国联合起来对付其他国家称为“连横”;崤山以东诸侯各国联合抗秦则称为“合纵”,从事连横或合纵的政治家就是纵横家。《战国策》是一部纵横家书,反映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战国策》的语言铺张扬厉,夸饰渲染,富于雄辩的气概。描写人物注重外貌肖像和行动细节的刻画,采用欲扬先抑等多种手法,人物刻画成为作者的主观写作动机。
战国时代人才辈出,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统称为诸子。诸子为谋求解决社会矛盾,提出种种治国方略,游说辩论,著书立说,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百家并非实数,只是极言学术流派之多。《汉书�6�1艺文志》载九流十家,依次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师承嬗传,各成流派,故又称九流。小说家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不成流派而充为十家,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促使诸子散文蓬勃兴盛,主要有战国初期的《论语》和《墨子》,战国中期的《孟子》和《庄子》,战国末期的《荀子》和《韩非子》等。就学术派别而言,《论语》、《孟子》、《荀子》属于儒家,《墨子》属于墨家,《庄子》属于道家,《韩非子》属于法家。就文章体例而言,《论语》是典型的语录体。《孟子》和《庄子》属于论辩文,但《孟子》尚未脱尽语录体,《庄子》已接近专题论文。《墨子》、《荀子》和《韩非子》都是以题概篇的专题论文。
先秦诸子散文都是政治或哲理内容,属于论说文的范畴。然而这些著述的议论说理都注重具象化、形象化,不同程度地采用寓言、比喻、夸张、拟人等文学手法,大多重文采,激越酣畅,宏丽恣肆,想象奇特,辞采华茂,甚至还刻画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因而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寓言尤为特色,先秦诸子既大量运用民间寓言,也自行创作寓言,内容丰富,故事生动,手法多种多样,充满智慧和风趣,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