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先来谈清楚谥号的含义。所谓谥号，指的是古代的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以后，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而给予的带有褒贬善恶的评判性质的一种名号。
所谓字以表德，士大夫的字是生前所取，多以表达道德期望所向，而谥号则是于人死后由他人议定的，具有对某人盖棺定论的效力。又由于是由他人所封，故此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说服力。《逸周书·谥法解》就说得很清楚：“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全唐书·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中也说到：“若夫有官功者赐其官族，有大行者受其大名。窃闻生为贵臣，车服昭其令德；死而不朽，谥号光其大名。"
“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的原则盖以确立谥号，而“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则体现了谥号和一个人生前言行的关联作用。因此主要还是根据事迹来定，而不是依据官职等级。
《续资治通鉴·宋纪》中魏了翁尝言道：“闻谥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惩恶，节惠而尊名也。爰及后世，限以品秩，济以请托，于是尝位大官者，虽恶犹特予之；品秩之所不逮，则有硕德茂行而不见称于世者矣。”批判的正是谥号的授予开始和官职等级有所联系而导致一些恶官得予之硕德茂行之属未得的情况。
而后又尝言：“岂事大体重，未容以轻议也？望申饬有司，速加考订，俾隆名美谥，早有以风厉四方，示学士大夫趋向之的也。”体现了当时士大夫对谥号的看重，某人的美谥号庶几可以使其成为天下士大夫学习的榜样，此是何等高的勋荣不言可知。
古代士大夫极重名节一事，特以伊川先生“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一句推重。因此谥号之好坏于士大夫看来不啻是天大的事情，笑，用一个死后的虚名即可规范士大夫之行为，真所谓“无本买卖”也。《全唐文·论于ν谥疏》中言及：“夫谥者，所以惩恶劝善，激浊扬清，使忠臣义士知劝，乱臣贼子知惧。忠臣义士，虽受屈於生
前，死获美名；乱臣贼子，虽窃位於当时，殁加恶谥者，所以惩暴戾，垂沮劝。…………如此，则是于ν生为奸臣，死获美谥。窃恐天下有识之人，谓圣朝无人，有此倒置。伏请速追前诏，却依太常谥为厉，使朝典无亏，国章不紊。“一个小小的谥号作用已经被夸大到一个层次了，惩恶劝善，激浊扬清，置法例于何地？不过说起来，
谥号倒是真的比法律有效力啊，有唐一代别说什么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了，就算是官员犯法也可以依官职高低抵当徒罪和流罪，当然除了某些罪外。唐代的官当发达得很呀，职事官、散官、卫官及勋官一一折算、毫不吃亏，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就说到：“唐、宋官当法优礼官吏可谓无微不至。”相对来说，谥号的
评定就比法律要严肃得多了。以上文那个可怜的倒霉鬼于ν为例（书中也是这么写的，找字典也找不出来这个字是什么字，望高手有以教我，总不会是中英文混合这么先进的名字吧）。这个于ν死后要定谥号的时候，皇帝呢希望给他一个好谥号，而大臣们呢就抓着他的辫子不放，全唐书中就收入了三篇《论于ν谥疏》《赠太保于ν谥议》《论于ν不当改谥议》，身为皇帝想谥他一“思”字而不可得，最后还是不得不谥为 “厉”。
“杀戮不辜曰厉，愎狠遂过曰厉”留下这么一个谥号估计只能与亲爱的周厉王之类为伍了，哪里比得上朱熹那样配享孔庙虽然得整天听孔子JJYY，至少可以多分点好东西来吃。遥想当年这大概也是朝野上下的一件大事了，而他亦仅仅不过是一个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官员而已，但是前文已经提到“窃恐天下有识之人，谓圣朝无人，有此
倒置。伏请速追前诏，却依太常谥为厉，使朝典无亏，国章不紊。”
士大夫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切入正题，首先有几个问题想先说明一下，貌似见过某大人说“文”“正”两字连起来用自宋始，这个结论我表示怀疑，若干年前我看过一处提到《钱塘先贤传赞》上面有一个晋太康中范子安平，东吴时临海太守，后谢病还家，屡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诏追谥文正先生，此盖谥文正之最先者。不过那时候文正的含义和后来的文正大相径庭就是了。表过不谈。
文正首先应该是起源于文贞，比如唐朝的魏征，但是根据我观察那时代名臣房杜等人的谥号和之后唐代的名臣谥号比如房玄龄谥为“文昭”，姚崇谥为“文献”，狄仁杰谥为“文惠”来看谥号还比较混乱,似乎看不出文贞是一个众望所归的出类拔萃的谥号，唐朝的谥号似乎还是很单纯地是按照个人的特点来定谥号。到了宋朝，为了避
仁宗讳，将文贞改为文正。虽然历史渊源来说文贞和文正一脉相承，但是就地位来说我觉得还是割裂开来看待为好。魏征所谥之贞字估计是自“清白守节曰贞”推出来的，这和正的意思已经有本质的区别了。
说到文正的发扬光大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一个故事。当年宋仁宗想亲自赐谥他的老师老师夏竦以“文正”，结果是没有人不反对的，其中“文正之父”司马光说道：“谥之至美，文正也！”（温公的这个结论有可能是根据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提到的谥法解得出的。 ）“谥法本意：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而夏竦奢侈无度
，聚敛无厌，内则不能制义于闺门，外则不能立效于边鄙，言不副行，貌不应心。语其道德，则贪淫矣；语其正直，则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识，夏竦得‘文正’之号，不知以何谥待天下之正人良士？”最后仁宗被迫谥夏竦为“文庄”。从这次风波之后文正开始正式被人注意起来，第一美谥的地位得到确立成为封建士大夫孜孜追求的目标。这里有个小故事可以说明。。《野获编》云：“刘瑾欲中伤杨邃庵一清，李西涯东阳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笃，杨慰之曰：‘国朝以来，文臣无有谥文正者，如有不讳，请以谥公。’西涯顿首称谢，卒后果谥文正。”
自司马君实以文正为最美渐渐被人们接受以后，谥文正的标准甚为严格，比如说在清代一般的谥号是由大臣先选定几个谥号然后由皇帝选择，但是只有文正这一个谥号是大臣们无权建议的，只有当皇帝觉得失去一个股肱之臣社稷栋梁的时候由自己建议，文正的特殊性可见一般了。谥文正之臣大多是很有来头的，一般来说必须满足2个条件，要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而且还要和皇帝关系好，至少皇帝不能对你有恶感。比如说清朝一共有8个人谥文正，其中刘统勋，曾国藩是放在任何朝代都配得上文正一号的，其他的比如汤斌嘛看起来象伪君子但是至少当时是以正直闻名，朱珪、杜受田、李鸿藻、孙家鼐都是皇帝的老师，至于那磕头虫曹振镛嘛那估计真的是纯粹靠着他那响头混上文正的。
讲述完文正的历史地位，下面转进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到底是单谥文的规格比较高还是谥文正的规格比较高呢？
下面引用《新宋》中的一段文字：欧阳修在八月初逝世，虽然晚景并不见得多么好，但死后却是备极哀荣，太常议论谥号之时，竟比之韩愈，谥一个"文"字，据石越所知，整个宋代，人臣单谥一个"文"字的，也就王安石一人而已，这是文臣最高的尊荣了——连范仲淹都是"文正"，虽然是双谥中最好的谥号之一，但是比起单谥来，还是
要差那么一点。不过这件事因为判太常寺常秩和欧阳修不和，从中做梗，明褒实贬，最后还是谥号"文忠"，终于没能享受那么高的待遇。但不管怎么说，身为文臣，有一个"文"，就很了不起了，连包拯都没有"文"字的。”
《新宋》确实是本好看的书，不过阿越的以上观点我不能认同。首先阿越和其他那些坚持单谥文最美说的人一直以什么千载而下谥文者唯韩愈和王安石来提高“文”的地位，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四朝闻见录》提到“本朝前杨亿，后王安石，虽谥曰‘文’，文乎？文乎？岂是之谓乎？”李清臣的《欧阳文忠公谥法》提到“唐韩愈
、李翱、权德舆、孙狄，本朝杨亿，皆谥文。”而王士禛的《池北偶谈》也说“然唐宋以来，谥文者，独韩退之、朱元晦为不愧。他如白居易、李翱、陆希声、权德舆、杨亿、王安石、姚燧、欧阳玄辈，皆谥文，亦未尽允也。”治史首重严谨，以上文献可以看出，谥“文”之人又岂止介甫退之二人耶？其中的李翱、陆希声、权德舆之流总算不上是什么大牌吧？？那又怎么能光凭所谥之人说明它的地位呢?
再从另一个方面看，就说欧阳修定谥号的过程吧。
太常合议曰：公为圣宋贤臣，一世学者之所师法，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究览六经群史诸子百氏，驰骋贯穿，述作数十百万言，以传先王之遗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马迁、扬雄、韩愈，无所不及，而有过之者。
方天下溺于末习，为章句声律之时，闻公之风，一变为古文，咸知趋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汉唐者。
太师之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如太师，真可谓文矣。
博士李清臣得其议，则阅读行状，考按谥法，曰：唐韩愈、李翱、权德舆、孙狄，本朝杨亿，皆谥文。太师固宜以文谥。
吏持众议白太常官长，有曰：文则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谏诤，当加献，为文献；无已，则忠，为文忠。
众相视曰：其如何？
则又合议曰：文献迭犯庙谥，固不可，忠亦太师之大节。太师尝参天下政事，进言仁宗，乞早下诏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继体，今上即皇帝位，两预定策谋，有安社稷功。和裕内外，周旋两宫间，迄于英宗之视政。
盖太师天性正直，心诚洞达，明白无所欺隐；不肯曲意顺俗，以自求便安好；论列是非，分别贤不肖，不避人之怨诽诅疾。忘身履危，以为朝廷立事。
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丽“文”，宜为当。
众以状授清臣为议谥。清臣曰：不改于文而傅之以忠，议者之尽也。清臣其敢不从！
从上面的过程可以看出，文忠并不是比文低的谥号，而是要以忠字来补充文字，正合一字为文一字为质的古典谥
法。忠字的加入是丰富了对欧阳修一生功绩的概括，而不是降低整个谥号的层次。
再看朱熹定谥文时刘后村所言“正主庇民之学，郁而未伸；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实也。请以韩子之谥谥公。”我的理解是文字的谥号是比较实的，而忠字嘛“不实”，这个和朱熹一生的官运联系想想也就明白了，说他忠嘛他好象也没什么机会表现出来。
最后，唐左拾遗独孤及曾说“二字不必为褒，一字不必为贬。果在字数，则是尧、舜、禹、汤、文、武，不如威烈、慎靓王也；齐桓、晋文不如赵武灵、秦庄襄、楚考烈也。”唐人论如此，则所谓的字数上特殊的单谥最美论是站不住脚的。《梁溪漫志》云：“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夏文庄，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论迄不可，此谥不易得如此。”这是宋人的说法，说明在当时宋的知识分子里已经普遍接受了“文正最美论”，到了之后的明清，文正一号更成为了皇帝的保留谥号。可见至少从宋朝起，文正就是就高的谥号了，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里顺带再就“文”谥谈谈个人看法。我觉得谥“文”之人似乎有个规律，就是本身是学问大家，但是和政治的牵连并不大，这点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程朱理学”的朱熹，“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西□体"诗歌主要作家杨亿等等都可以看出来，虽然为官但是都不算是国之重臣，其他名气较小的如李翱、陆希声、权德舆等人都是诗人出身，参政也不深入，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谥“文”的就专门是为了赞扬其在学问上的造诣？
又由于和政治的相对隔绝，所以没有选择另外一个字来配合，因为一般后面一个字无论是“忠”“襄”等等都多
少要在政治活动中体现出来的。
当然上述规律有一个人除外，就是熙宁变法的主持人王安石。荆公是确确实实的重臣，政治气息浓重。为什么也
是单谥文呢？也许应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拗相公的谥号“文”是哲宗给的，哲宗时新旧党的势力仍然还
在相互抗衡着，哲宗本人也经历了从一个旧党支持者向新党靠拢的过程。特别是由于太后的存在，情况变的更加复杂。我估计也许是政治上的妥协？？？两边都不想得罪？？还是有意否定王安石在政治上的表现？？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谥号，指的是古代的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以后，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而给予的带有褒贬善恶的评判性质的一种名号。所谓字以表德，士大夫的字是生前所取，多以表达道德期望所向，而谥号则是于人死后由他人议定的，具有对某人盖棺定论的效力。又由于是由他人所封，故此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说服力。
据“明会典”中记载，以“文”字为第一字的谥号，等级最高的是“文正”，其次是“文贞”，正、贞之后，依次与“文”搭配的字为成、忠、端、定、简、懿、肃、毅、宪、庄、敬、裕、节、义、靖、穆、昭、恪、恭、襄、清、修、康、洁、敏、达、通、介、安、烈、和……
与此同例，与“武”字搭配组成二字谥号的用字依次为宁、毅、敏、惠、襄、顺、肃、靖……与“忠”字搭配组成二字谥号的用字，依次为文、武、定、烈、简、肃、毅、敬……
这样一来，谥号不仅具有特定的涵义，而且具有特定的等次，在众多的谥号之中，“文正”居于首位。
这个不分高低的
这些都是无聊的人去排这些死了的人，物是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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