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汉族,江西临川人。汤氏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今抚州市)。
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34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
2、陈自明
陈自明,南宋医学家。字良甫,临川(今属江西)人。三世业医,曾任建康府明医书院医谕。因认为前代妇科诸书过于简略,曾遍行东南各地,访求医学文献。采集各家学说之长,附以家传经验,辑成《妇人大全良方》,于妇科证治方法,收集较为详备。另着有《外科精要》等。
3、朱思本
朱思本(1273-?),字本初,号贞一,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元代地理学家。生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祖父以科举入仕,任淮阴县令。父不仕。入元后,家庭开始破落。
至元十二年(1275)底,抚州被元军占领。宋亡之痛,笼罩着朱思本一家,长辈们抱着与新皇朝不合作的态度,坚决不仕元。长辈们厌世遁迹、薄视名利的处世心态,对年幼的朱思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4、李绂
李绂 fú (1675~1750)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荣山镇人,清代著名政治家、理学家和诗文家。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由编修累官内阁学士,历任广西巡抚、直隶总督,因参劾下狱。
乾隆初起授户部侍郎。治理学宗陆王(陆九渊、王守仁),被梁启超誉为“陆王派之最后一人”。著有《穆堂类稿》、《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阳明学录》、《八旗志书》。
5、李瑞清
李瑞清(1867年-1920年)教育家,美术家,书法家。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改革者,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字仲麟,号梅庵、梅痴、阿梅,晚号清道人,玉梅花庵主,戏号李百蟹。
江西抚州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考中举人,光绪二十一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二年出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49年更名南京大学)监督。辛亥革命爆发后,离开南京学堂,移居上海。民国九年八月初一逝世,遗体葬于南京牛首山。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抚州
唐宋八大家:王安石(十一世纪改革家)、曾巩
宋词四开祖:晏殊(宋词大家)、晏几道
儒学大家:陆九渊(开创陆王心学)、李觏(gòu)、吴澄(理学)、李绂(理学家)、吴与弼
“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戏圣)
抗倭名将:谭纶
医学家:陈自明(外科、妇科专家)
地理学家:朱思本、乐史
历史学家:危素
北宋大臣:陈彭年(《广韵》)
近现代:饶毓泰(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李瑞清(美术家、教育家)、盛中国(音乐家)、李井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舒同(书法家)
文化名人有晏殊、晏几道、王安石、曾巩、陆九渊、李觏、危素、罗汝芳、汤显祖、谭纶。
才子之乡:
学政治史,不能避开“王安石变法”;学文学(散文),不能避开唐宋八大家之二的王安石和曾巩;学宋词,不能避开晏殊、晏几道;学哲学思想,不能避开开创“陆王心学”、与朱熹齐名的陆九渊;学戏曲戏剧,不能避开“东方莎士比亚“的汤显祖。总之,学中国文化,避开不了临川文化。
此外,吴澄是元代最盛名的理学大家,吴与弼是明代理学开山之祖。赵长卿是创作宋词最多的人之一。
在外地,听到很多抚州老乡用骄傲地语言说出:“我是来自才子之乡的临川”时,我却自感心虚,如今抚州临川的才子有多少,我不敢恭维,现在也只能沾下祖先的光。
在很多人的眼中,一说起才子之乡,就想起王安石,汤显祖临川四梦,临川给人感觉就文学人才多。其实不然。
在古代抚州除了文学在历史上有辉煌的一笔外,还曾经是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论及当时的商业之盛,出生于富庶之地浙江且见多识广的王士性曾经感慨:“作客(外出经商)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
抚州,王安石的故乡,素享“才子之乡”的美誉。晏殊、晏几道、王安石、曾巩、陆九渊、李觏、危素、罗汝芳、汤显祖、谭纶,一个个光耀华夏的名字,都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宋明时期,这里不但是全国著名的文化昌盛之地,也是商业繁荣之所。
抚州商人是江右商帮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载:“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占十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至城市止。既而察之土府、土州,不能自致有司者,乡村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明朝抚州人艾南英曾自豪地说:追随太阳的雁尚且不能到达的地方,我家乡的人却在那里形成聚落(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
王士性的记载绝非虚言。在云南普洱的茶马古道上,至今仍矗立着十几座商帮的会馆,万寿宫即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在这座万寿宫中,除了供江西籍商人共用的主楼外,还单独兴建了一座供抚州商人用的辅楼,名字就叫“抚州阁”。仿佛这样还不能完全显示抚州商人的特殊地位,就在万寿宫旁五十米处,还另外建有一座“抚州会馆”。
在抚州乐安县,有一个被誉为“千古一村”的流坑村。在这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村落里,仅两宋时期就出了24名进士,其中有两个是状元,更有一门同科五进士的“五子登科”佳话。而真正成就流坑村辉煌的,则是竹木商贸。
自明代中期以后,流坑村的科举逐渐式微,但以竹木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流坑人从周边贩运竹木至赣江沿岸及长江下游的南京、扬州、常州等地销售。竹木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让流坑村再一次繁荣兴盛起来。
流坑村是一个缩影,在古代的抚州,儒与商,就这样矛盾而协调地对立统一着。
从小在抚州生长的王安石,家乡的商业繁荣,对其变法思想的形成,不可能没有影响。事实上,王安石与江右商帮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与王安石同居唐宋八大家之列的曾巩,曾在其家乡抚州南丰县重修万寿宫,为此,王安石还特意撰写了《重修许旌阳祠记》。
关于新法,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辩论。王安石认为,启用新法,善于理财,可以在不增加百姓捐税的基础上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则不相信这一点,认为天下不可能这么好的事情,王安石变法,是要将财富从老百姓手上巧取豪夺充入国库。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早已证明,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如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等。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中,也有很多类似的高明之法。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安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日后,就在司马光的家乡山西,晋商们正是以金融业垄断而扬名的。不知道司马光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
从王安石变法的商业思想启蒙地到沦落为今天的“老区”,从国内兴起的第一个商帮到今天江西商人在国内大都藉藉无名,从明朝中叶至今,江西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蜕变过程?
铁路兴起后改变了过去水运为主的交通格局,江西不再是重要的物流通道;口岸通商,商业贸易的重点逐渐由内陆转到沿海。无可否认,这些客观因素都是导致江西经济逐渐变得落后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并不致于使当地人的商业精神丧失。
当今商业思维最为活跃的潮汕、温州,都不是什么交通要地,其交通便利程度,比之今日江西的很多地方都有所不如。这两个地方虽然都是沿海,但均不是重要的外贸口岸。可以说,潮汕、温州人的唯一所长,就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商业精神。而驱动他们这种商业精神的根本动力,还是前面提到的“人稠地狭”,“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
江右商帮从明朝中后期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并最终式微,关键也在于此。从北宋至元,江西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地少人多的自然环境,逼迫着江西人走上了商贾之路。但就在元末至明朝中期,江西却发生了近千万的人口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