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杯舞蹈大赛

第六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校园舞蹈大赛决赛10月1日至4日在山西太原举行。大赛共分普通院校和专业院校两个组别，共有69件作品经过层层筛选从600多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就在这些校园舞者在舞台上尽情展现他们几个月来的排练成果时，大家还发现，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委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

评委明文军

风格不同，但发现问题的角度相同

　　和9月29、30日两天的半决赛不同，决赛阶段除舞蹈节目表演外，还增设了“即兴表演”的考核，由每支队伍派一名选手参加——现场抽取表演命题，并在短暂的音乐提示后完成一分钟左右的即兴表演。和很多同类型比赛一样，这一环节中评委的点评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部分。

　　——“你注意到那个粉红的颜色，迅速换到了浅色的这一面披在身上、开始了造型，抓的相当准确，”

　　——“缺点在哪儿呢？缺点在这个忐忑不安是在干什么？你看这个题目，“忐忑不安的期待”，期待是主体，忐忑是限定”

　　——“我认为整场比赛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如果你能够在你的动作当中，再把股民的这种动和静能抓好，就更好了”

　　——“因为你没有穿过高跟鞋，所以你刚才做的一些动作其实是穿高跟鞋时无法做到的，看来平常对生活的观察还不够”

　　这就是担任本次比赛“即兴表演”环节的两位评委冯双白(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博士生导师、本次比赛评委会主任)和明文军(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对选手们进行点评的部分内容。

　　几天的决赛下来，大家已经发现了两位评委迥然不同的语言风格，一位更幽默、一位更严格。不过只要选手表现的好，他们同样不会吝惜赞美之词，而在分析不足时，他们又都发现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审题能力还有待提高。这一点在第一天的比赛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先进行的是普通院校组的比赛，很多同学之前可能都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训练。再加上又是第一场决赛，大多数同学都还比较紧张”，冯双白评委分析道。

　　比如，“第一个冲刺的人”，评委认为选手只注意表现“冲刺”而忽略了“第一个”；

　　

　　的确，对于很多来自普通院校、没有太多舞蹈基础的同学来说，这一环节的考核很容易使他们不知所措：有时候偏偏是男同学要表现“俏媳妇”，女同学要表现“嘎小子”；刚演完现代舞就要立刻变身成“拉车的老黄牛”，刚扭完秧歌则要突然化作“花丛中的蝴蝶”……好在这其中的“不容易”都被两位评委看在眼里。

　　因此当明文军评委对一位男选手“发脾气的小妞妞”的即兴表演进行点评时，禁不住现场主持人和观众的盛情邀请，他走上舞台，亲自示范起了该如何做好如“发脾气的小妞妞”这类反串角色，引来现场阵阵掌声。

　　不过比赛结束后，明文军评委回忆说，作为比赛，这种做法是不太适宜的，不过作为一种交流，为选手、为现场观众做一些回答还是可以的，但这毕竟是比赛。而如果是换到课堂上，“那我可以就这个题目展开两节课、三节课甚至是一个单元

视角不同，但对待工作的态度相同

　　除即兴表演环节的评委外，现场为每件舞蹈作品打分的评委们也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虽然时间和次数都极其有限，但他们或情或理的发言都让大家感受到了对待评分工作的认真和严谨。比如，在2日晚上的比赛中，由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三位同学表演的《孩子，抓住老师的手》是一个和512汶川地震有关的作品，其中就有家在四川的同学，可以说这件作品以极为真实的情感和与所有人产生的强烈共鸣深深的吸引了现场观众。

　　大赛监审组在监审过程中发现，李素华(中国教育学会舞蹈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兼秘书长、副教授)评委打出了9.45的最高分，而凌桂明(国家一级演员、上海市舞蹈家协会主席、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评委则打出了8.90的最低分，因此监审组成员左青(国家一级编导、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教授)提请二位评委分别阐述他们的打分依据。

　　凌桂明评委首先说，自己上学时在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一点“文艺为政治服务”，所以，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就能看到相关的作品产生，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他也能感觉到舞蹈的前半部分，这三名演员在舞蹈技巧、舞台表现上做的都很不错，“实际上我打的分数也是不低的”；不过，林评委觉得作品后半部分的一些动作还可继续改进。比如学生在被老师保护下来后，用人工呼吸、担去尘土等方式来努力挽救老师生命的这些行为在现实抢救中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他认为，学生在这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哭，但作品却表现的比较少……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中国舞蹈荷花奖举办六届以来，一直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评选原则，而这些评委的点评、阐述，或许能做到“管中窥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