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的德国和日本处于一个社会转型和社会危机并存、内外压力十分严峻的时期，最后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但在二十年代生活的德国和日本人，很少预计到这个结果，其原因正是当时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的自由化掩盖了潜在的危险。德国１９１８年革命后推翻了帝制，建立了魏玛共和国，多党制盛行一时，社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各种思潮此起彼伏，西方很多新潮哲学和先锋艺术都起源或流行于此。经济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投资（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巨量涌入，帮助战后德国恢复了经济，重新融入世界市场。拿日本来说，二十年代也是其近代史上议会民主政治第一次真正实施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时期，政党内阁出现，议会第一次对政府有了监督和限制权，民间讨论政治甚至到了认为天皇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的程度，直接挑战规定了天皇高于国家的明治宪法。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由专制向民主转化的表现。
但是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短短几年，两国的政治面貌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法西斯化取代了民主化。其原因虽然复杂，但就国际环境而言，两国对西方的怨恨和抗拒，想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而不得是最直接的因素。德国是战败国，除失地赔款外多年被排斥在凡尔赛体系和国联之外；日本虽是战胜国，但自认为被华盛顿会议建立的以美英为主导的亚太秩序所压制。经济上，两国都是后起的强国，认为必须用实力争取生存空间。就德国而言，还有一个一战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成为煽动民族情绪的焦点，它认为西方处心积虑不让自己收复失地。总起来说，它们都认为国际秩序和规则是西方用来压制自己的，不但不应该服从，相反必须去打破。此外，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这两国都由于严重依赖外资或外贸而难以招架１９２９年的危机，于是铤而走险踏上了武力解决生存空间问题的不归路。
就国内因素而言，旧的专制主义传统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老的帝制派和新的激进民族主义者相结合，军方和民间法西斯势力合流，制造所谓民族危机的紧迫感，直接推动了法西斯化，扭转了社会转型的健康趋势。德国民主革命后，帝制派以旧军人为核心，在多党体制下 组织政党积极活动，和新的激进民族主义者联合向魏玛体制挑战。在日本，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军部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少壮军人组织了樱会、一夕会等组织和社会上的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北一辉、大川周明等合作。德国虽然经历了民主革命，但在思想上对过去的专制主义历史毫无认真的反省和批判，而日本则把天皇专制主义立为国本，这就为新形式的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准备了土壤。
日本当年的军队是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国家立法机构控制不了它，行政当局更限制不了它。日本军队统帅权属日本军部，军部直接效忠天皇，天皇高于国家，军部派员加入内阁，内阁却无权过问军政。德国军队也是向希特勒个人效忠，统帅部直属希特勒本人。这样的军队一旦对政局有不同于执政党和政府的主张，而党的最高领导人又约束不了，军队就会利用自己不受国家机器控制的优势干预政局，当年日本军部就是这样通过施压甚至兵变迫使内阁就范建立起法西斯体制的。
在经济上，对外国资本和外国市场的依赖造成了经济的脆弱性,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工人在１９２９年经济危机中大量的失业使得他们成为纳粹政权国家统制经济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支持者，日本贫穷的小农又是日本军队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法西斯分子的社会基础，两国的这些社会力量都是社会变迁和经济危机中的利益受损者，对外国资本和本国的自由派极端仇视。
此外，国家统一和领土争端。当年的德国在中欧提出的领土要求，这里的问题不是这些要求合不合理，而是它们成了和西方矛盾的一个焦点并为煽动民族狂热制造了机会。就德国来说，民族主权的要求还和国家体制改造结合在一起，成为法西斯化的催产素。而日本当年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扩张虽然已经不再是领土主权的争执，但在两个意义上仍然值得人们反思：一是这个扩张打的是反对西方对亚洲殖民统治的旗帜，主张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另一个就是在三十年代上半期，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势力制造了一系列外部事件，以既成事实强迫政党内阁采取军部规定的国策，这是利用外部矛盾制造国家危机，完成对内体制改造。
值得注意的文化动向。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思想根源都是强烈的反西方文化、反资本主义和对国粹的颂扬。这一点在德国尤其突出。德国近代文化本来就有强烈的反资倾向。一次大战后，在二十年代的文化繁荣和思想多元化中，德国人在心理上为战败寻求补偿采取的形式是强化对西方资本主义和物质文明的批判，以及对德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盲目颂扬。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决定性的时刻》、罗森伯格《二十世纪的神话》、布鲁克《第三帝国》和《年轻民族的权利》等等就是突出的例证。这些思想家（有的相当有学理，有的则纯粹是耸人听闻）总的倾向是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的、机械的、腐败的、没落的，但同时又在实力上占有暂时优势的。德国文化则是有机的、充满生命力的、有能力把世界从西方文化中拯救出来的。在政治经济观点上，他们仇视魏玛共和，因为它是西方类型的民主体制；他们也无视正是西方投资复兴了被战争摧垮的德国经济的事实，认为西方把不公正的世界经济体系强加于德国，德国正在被西方资本所奴役。
与此相关联，二十和三十年代德国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推到极端，竭尽感性煽动之能事。“母亲”、“土地”、“血”、“德意志之魂”等等词语充斥报刊。“德意志高于一切”是政治也是道德律令。当时的民族主义煽情甚至到了有人说“一提起德意志母亲我的眼里就充满泪水”的程度。
二十年代的德国和日本处于一个社会转型和社会危机并存、内外压力十分严峻的时期,最后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但在二十年代生活的德国和日本人,很少预计到这个结果,其原因正是当时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的自由化掩盖了潜在的危险.
德国1918年革命后推翻了帝制,建立了魏玛共和国,多党制盛行一时,社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各种思潮此起彼伏,西方很多新潮哲学和先锋艺术都起源或流行于此.经济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投资（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巨量涌入,帮助战后德国恢复了经济,重新融入世界市场.
拿日本来说,二十年代也是其近代史上议会民主政治第一次真正实施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时期,政党内阁出现,议会第一次对政府有了监督和限制权,民间讨论政治甚至到了认为天皇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的程度,直接挑战规定了天皇高于国家的明治宪法.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由专制向民主转化的表现.
但是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短短几年,两国的政治面貌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法西斯化取代了民主化.其原因虽然复杂,但就国际环境而言,两国对西方的怨恨和抗拒,想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而不得是最直接的因素.
德国是战败国,除失地赔款外多年被排斥在凡尔赛体系和国联之外；日本虽是战胜国,但自认为被华盛顿会议建立的以美英为主导的亚太秩序所压制.经济上,两国都是后起的强国,认为必须用实力争取生存空间.就德国而言,还有一个一战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成为煽动民族情绪的焦点,它认为西方处心积虑不让自己收复失地.总起来说,它们都认为国际秩序和规则是西方用来压制自己的,不但不应该服从,相反必须去打破.此外,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这两国都由于严重依赖外资或外贸而难以招架1929年的危机,于是铤而走险踏上了武力解决生存空间问题的不归路.
就国内因素而言,旧的专制主义传统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老的帝制派和新的激进民族主义者相结合,军方和民间法西斯势力合流,制造所谓民族危机的紧迫感,直接推动了法西斯化,扭转了社会转型的健康趋势.德国民主革命后,帝制派以旧军人为核心,在多党体制下组织政党积极活动,和新的激进民族主义者联合向魏玛体制挑战.在日本,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军部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少壮军人组织了樱会、一夕会等组织和社会上的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北一辉、大川周明等合作.德国虽然经历了民主革命,但在思想上对过去的专制主义历史毫无认真的反省和批判,而日本则把天皇专制主义立为国本,这就为新形式的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准备了土壤.
日本当年的军队是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国家立法机构控制不了它,行政当局更限制不了它.日本军队统帅权属日本军部,军部直接效忠天皇,天皇高于国家,军部派员加入内阁,内阁却无权过问军政.德国军队也是向希特勒个人效忠,统帅部直属希特勒本人.这样的军队一旦对政局有不同于执政党和政府的主张,而党的最高领导人又约束不了,军队就会利用自己不受国家机器控制的优势干预政局,当年日本军部就是这样通过施压甚至兵变迫使内阁就范建立起法西斯体制的。
在经济上,对外国资本和外国市场的依赖造成了经济的脆弱性,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工人在1929年经济危机中大量的失业使得他们成为纳粹政权国家统制经济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支持者,日本贫穷的小农又是日本军队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法西斯分子的社会基础,两国的这些社会力量都是社会变迁和经济危机中的利益受损者,对外国资本和本国的自由派极端仇视.
此外,国家统一和领土争端.当年的德国在中欧提出的领土要求,这里的问题不是这些要求合不合理,而是它们成了和西方矛盾的一个焦点并为煽动民族狂热制造了机会.就德国来说,民族主权的要求还和国家体制改造结合在一起,成为法西斯化的催产素.而日本当年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扩张虽然已经不再是领土主权的争执,但在两个意义上仍然值得人们反思：一是这个扩张打的是反对西方对亚洲殖民统治的旗帜,主张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另一个就是在三十年代上半期,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势力制造了一系列外部事件,以既成事实强迫政党内阁采取军部规定的国策,这是利用外部矛盾制造国家危机,完成对内体制改造.
值得注意的文化动向.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思想根源都是强烈的反西方文化、反资本主义和对国粹的颂扬.这一点在德国尤其突出.德国近代文化本来就有强烈的反资倾向.一次大战后,在二十年代的文化繁荣和思想多元化中,德国人在心理上为战败寻求补偿采取的形式是强化对西方资本主义和物质文明的批判,以及对德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盲目颂扬.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决定性的时刻》、罗森伯格《二十世纪的神话》、布鲁克《第三帝国》和《年轻民族的权利》等等就是突出的例证.这些思想家（有的相当有学理,有的则纯粹是耸人听闻）总的倾向是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的、机械的、腐败的、没落的,但同时又在实力上占有暂时优势的.德国文化则是有机的、充满生命力的、有能力把世界从西方文化中拯救出来的.在政治经济观点上,他们仇视魏玛共和,因为它是西方类型的民主体制；他们也无视正是西方投资复兴了被战争摧垮的德国经济的事实,认为西方把不公正的世界经济体系强加于德国,德国正在被西方资本所奴役.
与此相关联,二十和三十年代德国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推到极端,竭尽感性煽动之能事.“母亲”、“土地”、“血”、“德意志之魂”等等词语充斥报刊.“德意志高于一切”是政治也是道德律令.当时的民族主义煽情甚至到了有人说“一提起德意志母亲我的眼里就充满泪水”的程度.
参考资料：http://www.wesiedu.com/zuoye/6900244966.html
因为德国和日本想要扩张领土。
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议题。虽然现代一般认为纳粹主义是由法西斯主义衍生的一种分支，但一些人仍主张纳粹主义并非法西斯主义，要不是因为两者之间差异过大，便是因为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不能作为一种通称来形容。
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差异之一在于，纳粹主义强调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达成那些于根其民族和种族的理念，尤其是在社会工程的文化上，纳粹主义强调以牺牲其它所有种族来达成德国民族的繁荣。相较之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则认为文化因素应该替国家服务，国家不需替某些特定的种族服务。法西斯主义的政府目标是为了将国家的地位置于所有其它事物之上，因此法西斯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强调政府中央集权至上的理论。而纳粹强调的则是“民族”（Volk）和“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
纳粹主义认为政府和政党都只是用以达成某些特定人民的理想的工具，而法西斯主义则是明确地反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主义形式。纳粹的运动—至少在其意识形态上，则认为以阶级为根基的社会是不可取的，并且希望跨越这种既有的阶级社会，团结所有阶级的种族成分。社团主义国家的中心思想的确是精英政治。不过，法西斯主义的根基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于社团主义，而社团主义则被认为是取代阶级斗争的产物。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并非一直同盟，尤其是在1934年，希特勒下令冲锋队暗杀奥地利的恩格尔伯特·多尔夫斯，以替未来的德奥合并铺路，这造成墨索里尼调派军队前往奥地利—意大利的边界以准备和希特勒开战，但最后墨索里尼仍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决定和希特勒同盟。
都是政治与军事发展不平衡，虽然都是世界经济强国，但领土及殖民地过少，急需扩张。而且又经过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沉重打击，必须从外掠夺资源来维持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德日意三国组成了法西斯同盟
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就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及军国主义的结合体，崇尚无条件服从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团结铸造力量作为信条。法西斯国家出现是民主失败的结果。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种族论”、“国家至上论”、“领袖权威论”和“生存空间论”。在统治形式上，法西斯国家由国家以军事或准军事的方式全面控制社会，整个社会被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政治统治对人的非政治生活无孔不入，社会彻底政治化了。
关键一点是，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外部评价用语，没有哪个法西斯国家或者团体承认自己是法西斯主义。
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而民众又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带领民众希望，就会无条件服从领袖，一切为了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为了遏制德国，于各国制定了各种严厉的压制德国经济和军事的条款，并且占领德国主要的经济来源的鲁尔地区，导致德国在一战结束后很长时间都没能实现经济复苏，激化了德国国内矛盾。而外来的犹太人口凭借着民族优势过着相对一般德国原著人口要富裕的生活，剧烈的贫富差距更加激化了矛盾（所以希特勒才会搞种族屠杀）。拥有激进情绪的人就容易受到法西斯思想的影响。 至于日本，由于在巴黎和会上没能得到从德国手中抢到的中国殖民地，同时美英为了自身殖民地的安全，要求日本控制海军舰艇的数目，阻碍了日本要成为亚洲霸主的步伐，加上二战爆发前的关东大地震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军国主义强国思想（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还是比较类似的）的再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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