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梁启超新闻思想写一篇3000字论文

梁启超新闻思想研究
梁启超作为近代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其名声和功绩为后人所熟知。但他作为近代报业的先驱者的重要身份，却常被人们所忽略。
维新运动之前，中国的报业还处在非常落后的阶段。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只有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华字日报》和《循环日报》等几种报纸。当时从到民官府到普通民众都看不到报刊的作用。尤其是清朝政府对于新闻报刊封禁，使得中国刚刚起步的新闻事业举步维艰。
而维新运动无疑给新闻事业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到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维新派报刊到处涌现，被后人称为“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梁启超在报刊创办、发展、壮大过程中有着重大的影响。《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已经初显锋芒。由《中外纪闻》开始,以梁为首的维新派人士宣传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主持时务报期间梁启超一改八股文、桐城派文人古奥晦涩的旧习，创造出了灵活自由、丰富感人的“时务文体”，用浅显流畅、生动活泼的文字批判旧思想，宣传新观念，激发了爱国者的报国热情，开社会文明和民主先风。梁启超常常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尽情地诉诸于自己的文字之中，文章往往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使读者或摄魄忘疲，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
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在《新闻学撮要》中曾说，“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潮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这一评价，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作为新闻思想的奠基人，梁启超将报刊活动与中国的政治前途联系起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 即一个国家的强盛与衰弱，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是否上下相通，内外相通，通畅则强，闭塞则弱。而作为上下通达的工具，报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后来的研究工作者们将他前期的新闻思想概括为“去塞求通”。
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出逃日本，更加系统全面的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新闻学说，其新闻思想的发生了整体变化。
他主张报刊在启迪民智方面的重要性，大力彰显报纸的“第四种权力”的社会地位，主张言论自由。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来源于西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新闻自由基础之上。但和西方监督政府的新闻自由不同的是，梁提倡的改良主义政治倾向使得他民主自由思想的阐述少了必要的大前提，和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全盘否定传统、追求自由平等的“新青年”思想产生了矛盾。
但是经过更加仔细的研究可以发现，梁启超在游欧前的文化取向与新文化运动主流是基本一致的，归来后梁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就与新文化运动主流派产生了求同存异的关系。所谓求同，就是认同新文化运动彰显的关注新青年、支持青年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主张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所谓存异，就是对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新文化的精神有新的见解，他主张对西方学说也不能盲从，反对“科学万能”论，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视角引入中国；反对全盘否定传统。
在新闻业务和新闻伦理方面，梁启超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理论。梁曾经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说：“故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足见他对报刊启迪民智功能的重视。梁后期主持的报刊在编辑和版式上对中国报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丰富了我国报刊编辑业务的内容。在新闻伦理方面，他提出记者不仅要业务精湛，还要以道德作为判断依据，这些职业道德理念对现今记者仍有很大的意义。
作为“舆论界的骄子”，梁启超无愧为中国新闻思想的第一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梁启超在发展新闻报刊事业的同时，过分强调了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忽视了新闻自由作为普通民众所拥有的自由权力之一的社会功能。从他早期的经历来看，在西学和儒学的融合所指导下的一系列报刊行为，相较后期所宣扬的开民智的新闻理念，已经有了较大的转变。总的来说，只有对其各个时期的新闻思想有了比较全面准确的解读和把握之后，才能更加深入辨析梁启超在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中的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