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这种文体为什么会在汉代盛行

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汉朝在汉武帝时期达到了大一统局面,局势稳定,养民生息,很多文人不用过着以前局势紧张而流离失所的窘境,有更大的精力可以投入到汉赋的创作和发展上,可谓为汉赋注入了新鲜活力
其次,汉武帝接受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议,在学术上"独尊儒术"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孔孟之道列为社会的正统地位,这样为汉赋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很好的文化氛围和政治政策
再次,汉人们由于崇尚学术,经常在一起聚会探讨文学创作,还有许多私人学院也开设相关的文学理论,在这种大环境下加速了汉赋的发展进程,除此之外一些汉赋学者的带动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象司马相如的<京都赋>和张衡的<东都赋>和<西都赋>等汉赋作品的大量出现很好的带动了汉赋的发展
因此上述综合原因使得汉大赋在汉代风行

众所周知，汉代的代表文学样式是大赋。大赋的特点是铺陈排比，气势阔大。从内容上说，它所表现的往往是当时人的一种豪奢的、壮阔的生活场面或自然场面。大赋的这种特质，正是由汉代人的生命方式决定的。汉代虽是从秦代发展而来，但秦代为时太短，所以实际上它是直接承继着东周的。从东周到秦汉，由于社会的变化使得人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新的生命方式便导致新的文体形式的产生。东周时代主要是一个以宗教为核心的贵族社会，而汉代则是以伦理为核心的世俗社会，在文化氛围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贵族文化，而是世俗文化；东周是一个分裂的、动乱的时代，而汉代则是安定的、大一统的时代；东周时代由于战乱频仍，所以生产萧条，生活水准低下，而汉代则由于政治安定，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经济迅速恢复，生活水准有了较大提高。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汉代人的生命方式与东周人的生命方式的不同，这不同处在于：因其是大一统的帝国，就需要一种很有气势的文体形式来作它的载体，大赋正好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大赋中常常表现的人对自然、动物的征服，就正是汉帝国的大一统气概和汉代人在世俗生活中所建立的自信心的表现。汉赋中的铺陈排比夸张和宏篇巨制的规模正是为此服务的。又因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的实力强大了，人的优越地位也初步确立，故而造成一种新型的天人关系。在东周，人对天是“敬畏”的，孔子就多次讲“畏天命”；而到汉代，董仲舒首先改造了儒家，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实质是人向天看齐，它意味着人和天是同一的、同位的、同构的。因此，在汉代，只能是赋，而不可能是其它文体会成为这一时代的代表文体。从审美价值上说，汉代最有成就的并非是赋，无论是叙事的散文还是乐府民歌，都远远超出于它；但若从最能体现汉帝国的气势和汉人的生命方式来看，就只能是赋。

西汉王朝的建立，使楚文化声势大张。不但是楚地的歌谣，由屈原、宋玉等文人创制的楚辞，也获得了新的地位。它先是在南方诸侯王的爱好和提倡下复兴起来，并通过南方文人之手，逐渐北移，流传和影响到全国范围。
在楚辞的影响下，汉代文人从事着新的创作。这里既有模拟楚辞传统风格和体式的，也有从楚辞中脱胎而出成长起来的新文体。对于楚辞和汉代新兴的辞赋，当时人都通称为“赋”或“辞赋”，并不加以严格的区别。但这两者终究有性质上的不同，所以后人还是注意到必要的分辨。从根本上说，楚辞（或称“骚体”）虽有散文化的因素、但仍旧是一种感情热烈的抒情诗。而典型的汉赋，已经演变为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这种辞赋，成为汉代文学（尤其是文人文学）的正宗和主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