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中对曹操的真实描写

《三国志》中对曹操的真实描写如下：

曹操对时局的把握亦是非常地精准。董卓作乱之后，纵兵抢掠京城，另立君王，自封相国，引起了各路诸侯豪强的反对，已然是失“义”于天下。曹操认为“卓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3]，之后他加入了以袁绍为盟主的“反董卓联盟”。

然而这一-联盟中的各个势力却是离心离德，根本无法与董卓相抗衡。于是曹操喊出“投死报国，  以义灭身”的口号，以一个“义”，站在了时代的更高台阶。除了对时局具有精准的洞察力之外，从《三国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曹操在应对大大小小战役时卓越的指挥才能，

以及勇于不断革新的政治魄力。他奖励耕战、重视人才选拔，并且减免赋税、加强对功臣的奖赏。《三国志》中记载了很多曹操运筹帷幄,，出奇谋而制胜的战役。曹操初显指挥才能是在驻军顿丘之时。

当时于毒、白绕、眭固等黑山贼攻打东武阳，曹操大破之。《三国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曹操在应对大大小小战役时卓越的指挥才能，以及勇于不断革新的政治魄力。他奖励耕战、重视人才选拔，并且减免赋税、加强对功臣的封赏。这一系列的举措稳定了他在北方的统治，其经国之才显露无疑。

扩展资料：

《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魏、蜀、吴纪传体国别史，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官修的王沈《魏书》、私撰的鱼豢《魏略》、官修的韦昭《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

蜀国无史官一职，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

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才合为一书。

《三国志》也是二十五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

《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 、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 ，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四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

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像魏、吴二国设有史官，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这虽使《三国志》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关键人物史料不足的缺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国志

《三国志》：“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 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译文：汉末，黄巾起义，汉朝要求各地豪强帮忙对付。人们认为这是因为朝廷腐败，宦官当权。朝廷的大将军何进打算消灭宦官，不用廷尉，而是招各地方军队进京，结果何进被宦官暗杀。袁绍与曹操等何进一派军人起兵消灭宦官，但是宦官挟持皇帝逃跑被凉州来的董卓拦下。

然后董卓入京，掌握大权，废了原来的皇帝，立了汉献帝。袁绍曹操等人逃出京城，集结天下英雄，反对董卓的暴虐。但是天下英雄对于消灭董卓没有兴趣，攻下洛阳以后，就忙着抢地盘，拉兵马，所以称为天下大乱，雄豪并起。

因为袁绍家世好，四世三公，门生遍天下，北方豪杰多附袁绍，州郡蜂起，假绍之名。而袁绍也乘机消灭公孙瓒，兼并了北方的幽、冀、并、青四州之地，兵马达到数十万人，堪称天下最强的军阀。这就是虎视四州，强胜莫敌。

而曹操虽然势力不如袁绍，却懂得重用人才，深谋远虑，把袁绍看不上眼的落难的朝廷君臣给迎接到许都，从此可以借天子的名义来发号施令。这就是运筹演谋，鞭挞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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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精于兵法，在统一北方起到了积极作用，黄巾起义之后，东汉解体，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

从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后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各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历时17年，是曹魏的立国之战，并为后来西晋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曹操

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问许子将（按许邵字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汤用彤《读人物志》亦云：“《后汉书》言许子将目曹操曰‘子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另外，《世说新语·识鉴》也说“曹公少时见乔玄，玄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是将曹操视为“治世英雄，乱世奸雄”较早的材料。其中刘邵的说法为世人所公认，而乔玄之说，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已予以否认。《三国演义》也直接取用了刘邵的话。总之，不管怎样，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说由来已久，据史料，它也为曹操所接受，曹操听后竟“为之大悦”②、“大笑③”。曹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盖曹操素以创业自任也”。④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无论古今，“奸雄”二字，无非有两个含义：所谓“雄”，指英雄，其义甚易理解。而所谓“奸”，则应结合曹操的思想、行为及表现来理解。

曹操听了别人称自己是“奸雄”不但不怒，反而非常高兴，正是因为他没有把这句话视为对自己的贬斥，相反，他把“奸”看作是计谋、智慧、权变，并决心以此来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乱世中一显身手。其实，曹操之所以成功，之所以能打败不具备这种“奸才”的刘备、孙权，也正是靠使用这种手段。如果客观、历史地看问题，那么，这些手段的使用，无非是“适者生存”而已，并不像后世“脸谱化”的戏曲舞台上所展示的那么阴险、毒辣、残酷、卑劣。当然，曹操所采取的手段，有时颇为残忍，但是，作为封建军阀，作为在乱世中夺取权利的领袖，有谁能避免得了这种残忍？刘备、孙权是否自始至终是以“仁义”来夺取蜀汉与东吴统治地位的？恐怕都离不开杀戮。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他们都属于争权夺利的军阀，其中只能是智者胜，勇者胜，得人心者胜！其实，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看，曹操都远远超过刘备、孙权。这样的曹操，我们怎能以脸谱化的“奸雄”一言以蔽之？

曹操由历史走上舞台（指脸谱化的戏曲艺术），并作为“白脸奸臣”而家喻户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再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的评点，曹操的脸谱化迅速固定。尽管《三国演义》及毛评之前已有不少拥刘反曹的观点，但是，那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是政治需要，关键所在也仅是应该尊谁为正统的问题，并没有使曹操的形象有所改变。虽然反对他，仍然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或者说是历史上的“奸雄”）来看的，如典型的习凿齿的观点：

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晋）配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肯俯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晋书·习凿齿传》）

显然，习凿齿是欲让晋承汉祧，拥刘反曹。其他如朱熹等反对曹操者，其目的也不是反对曹操本人，而是反对以魏为正统。说透了，这是一种社会需要、政治需求。但到了《三国演义》，尤其是毛宗岗的评点，情况则大不相同。

毛宗岗在评点中，对曹操大加挞伐，称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并把他与诸葛亮“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相对照，其目的显而易见。就小说美学来说，毛宗岗无论对关羽、诸葛亮，还是对曹操的评点，在人物的美学方面的成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但问题在于，就曹操本人来说，他却使曹操的形象大为改观。评点中，毛宗岗不断以各种语言攻击曹操。如在小说中曹操听了刘邵的话，不怒而喜之后，毛评道：“喜得恶，喜得险，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言，便是奸雄本色。”曹操马踏麦田，割发代首，毛评道：

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命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毛宗岗之语均引自毛宗岗评点本《三国演义》，下同。）

赤壁大战之后，曹操痛哭郭嘉，认为“若奉孝（郭嘉字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毛评道：

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以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土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罚。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钱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

毛宗岗的这些点评，是使曹操成为“奸雄”的重要原因，之后的戏曲舞台竞相把曹操固定为“白脸”而使之脸谱化，渐渐由正面历史人物演变为舞台反面角色，这已离开了历史真实。

曹操的形象，不论作为英雄，抑或是奸雄，都符合“真实”二字，《三国志》使之成为英雄，符合历史真实，《三国演义》又使其变成奸雄，则符合艺术真实。从文学角度看，英雄与奸雄尽管有种种不同，但都是成功的艺术形象；从文艺美学方面看，又都是美的，都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智慧，有效地体现了社会意义。

《三国志》的作者用极其详实的历史资料，通过文学加工，塑造出了真实饱满、栩栩如生的历史英雄曹操。这种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真实的，只是在细微未节的描写当中，进行艺术创造，其目的是为了更加历史人物使真实、更加符合历史原貌。因此，可以说。《三国志》中的英雄曹操是由历史所造就的，曹操与历史共存，犹如一朵晶莹透明的浪花，闪耀在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英雄能够适应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能够为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国演义》（及毛评）则是在历史真实（或者说是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另立楼阁，完全是一套新的人物概念，人物形象已远远抛开了史实，形成了纯文学化的人物形象。如果说，《三国演义》中有不少历史事件的话，从作者思想来说，这些事件主要是用来为作者的思想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反映人物的历史面貌。

《三国演义》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历史演义小说，说它非常成功，就是因为它塑造了许多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当然也包括曹操。本来在《三国志》（及裴注）中，曹操的形象已呈现出了个性特征的复杂化，但在《三国演义》中，这种复杂化尤其突出，作者罗贯中把《三国志》中曹操的一言一行尽可能地放大，并运用自己的观点来演绎、深化曹操。这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仅是能文能武、屡建奇功、智勇双全的英雄（这是作者依据历史事实而表现出来的历史真实），而且也成了阴险狡诈、凶恶残忍、卑鄙无信的奸臣，这也正是毛宗岗动辄斥之为“奸雄”的真正内涵。

作为奸雄的曹操与作为英雄的曹操同样都是成功的。《三国演义》通过对曹操的立体塑造，成功地展示了动乱的社会现实中曹操的典型形象。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竭尽全力，思贤若渴；为了战胜对手，他博采众议，择善而从；为了巩固实力，他积极号召发展生产，造福一方，即便是在晚年，他也仍然纵横沙场，征战不休。一生孜孜以求，斗志永不削减。我们看到的曹操是一个胸怀壮志、鞠躬尽瘁的政治家。但另一方面，他又是阴森可怕、举动无常、捉摸不透、杀人如草芥的军阀。这就使其性格表现为两面性。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两面性，《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艺术真实性将大为减弱。因为这种性格复杂化的表现，恰好说明人的思想并不是单一的，而是随场合、环境的不同而发生不同变化。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曹操的形象前后有着许多不同，这些不同都有其社会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我们不难发现，《三国演义》基本上还是以《三国志》为依托，许多事件（尤其历史大事）都直接取材于《三国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又有统一性的一面。就曹操形象本身来说，二者也有许多一致之处。因此，曹操的形象无论“英雄”或“奸雄”，其美学价值都集中体现在曹操这个人物的自身之中，《三国志》（尤其是裴注）中“英雄”的曹操常有许多可谓“奸雄”的因素，而《三国演义》（含毛评）的“奸雄”曹操无非是作者将这些因素夸大并以此作为拥刘反曹的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