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研究可以说是随着他的处女作《雷雨》的问世而随之开始的.但不是随着《雷雨》的剧本发表,而是随着《雷雨》在舞台上的演出开始的.因此,最初的曹禺研究大多是"剧评"和"观后感",带有随想的特点,缺乏深入的研究.其中,刘西渭(李健吾)发表于1935年8月《大公报》上的《雷雨》,首先提出了"命运观念",认为《雷雨》既写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也写到了命运对人的支配,而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物的性格.张庚发表于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的《悲剧的发展》,则从西方戏剧史上悲剧主题的发展,谁了《雷雨》的悲剧意义.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两篇文章.
《日出》问世后,未经上演就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再加上《大公报》组织了集体讨论,并连续发表了包括茅盾,叶圣陶,巴金,沈从文,朱光潜,李广田在内的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文章和集体批评,其中,周扬发表于1937年3月《光明》第2卷第8期上的《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一文,被看作是早期曹禺研究的重要收获.文章中看出的曹禺的"创作视野已从家庭伸展到了社会"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研究者们对《原野》的忽视,是从这部作品问世后的"生不逢时"开始的.作品在《文丛》上从1937年4月开始连载,还没载完,抗战爆发,整个戏剧界都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各种小型戏剧作品得到优先的演出和评论,而当人们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原野》上时,曹禺的另一部杰作《北京人》又问世了.抗战时期,是曹禺创作的丰收期,却是曹禺研究的沉寂期.唯有1942年是个例外,这一年,《北京人》几乎同时在重庆和延安两个不同政治气候的地方上演,有关评论也铺天盖地,有人甚至称这一年是《北京人》的评论年,而大家谈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题材的现实性问题上.其中,胡风的《论曹禺的〈北京人〉》最为重要.
到1942年曹禺的《家》演出和出版后,关于曹禺的研究仍局限于"作品论",直到1944年吕荧的《曹禺的道路》和杨晦的《曹禺论》两文发表后,曹禺研究才进入到了"作家论"的阶段.
在1949年以前,曹禺研究经过了一个从浅入深,由点到面的发展过程,但总的特点是随意性大,褒贬不一,时高时低,没能反映出曹禺创作的实际水平.
从1949年到1966年以前,曹禺研究不断地随着旧作的重新上演和新生作的不断问世而不断掀起新的高潮.在旧作研究方面,主要围绕着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如《雷雨》的"命运观念"问题,《原野》的"神秘主义"问题,《日出》中陈白露的悲剧问题等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甘竞,徐刚发表于1958年的《也谈曹禺的〈雷雨〉和〈日出〉》,钱谷融1962年发表的《〈雷雨〉人物谈》等.在新作研究方面,张光年(光未然)的《曹禺的创作生活的新进展――评话剧〈明朗的天〉》对曹禺新生作的肯定,和吕荧的《评〈明朗的天〉》对曹禺新作的批评,这两篇发表于1958年的文章最有代表性.
1976年以后,曹禺先是围绕着曹禺的三大杰作展开的,如田本相的《〈雷雨〉论》,卢湘的《论〈日出〉》,朱栋霖的《论〈北京人〉》,后是对长期被忽视的《原野》和《蜕变》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随着电影《原野》的改编和随后的禁演,更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推崇,直到《原野》终于登上话剧舞台,达到高潮.另外,关于《王昭君》的评论也曾形成论争的中心.
近年来,曹禺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总的特点是视野更加开阔,观点更加新颖,这主要表现在教材中介绍的五个方面:即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来考察曹禺戏剧,运用精神分析派的观点来研究曹禺戏剧,把比较文学的方法引进曹禺研究,从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来深化研究,从接受美学和其他不同层面开拓展曹禺研究.
诗意"现象,是文体风格问题,也是对曹禺剧作进行整体把握的关键之一.有人认为,从《雷雨》到《王昭君》,曹禺一直在追求"诗与戏剧"的融合,在追求戏剧的诗的境界.
《雷雨》等作品中的诗意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曹禺总是带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和理想的情绪去观察和描写生活.他不是先有主题,而是在朦胧的诗意般的感受和想象中,抓住最激动人心的创作冲动或灵感开始创作构思.他的创作类似于诗人写诗,是从体验,感受和印象出发,如创作《雷雨》是先有了"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创作《日出》是先想到了几句诗:"太阳升起来了……我们要睡了". 因此,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和主观因素,表现出强烈的抒情特征.在《雷雨》和《原野》中都表现了一种"不是爱便是恨"的极端感情.即使是情感的激流转入地下的《北京人》和《家》,情感冲突仍然难以解脱,随时可以爆发.
第二,剧情与现实的联系并不紧密,生活表现的逻辑也不严密.我们在前面曾说到,曹禺熟悉生活,但不写身边琐事.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进行描摹,而是基于自己对生活的深切体验去想象和表现他所熟悉的生活,虽然也反映出了生活的某些本质,但却常常造成作品主题的"多义性".在《雷雨》,《日出》和《原野》中,都有一种让人不可解又惊畏的神秘力量,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也都是在经过研究者们研究之后才给予"追认"的.
第三,时空感不确定,常带有偶然性或传奇色彩.特别是《雷雨》和《原野》,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虽然 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但情节大起大落,人物性格激烈而极端,背景设计富于象征性,整体氛围的营造更近于诗意化.这与在曹禺戏剧中大量存在的象征性意象有直接的关系.在教材中,我们谈到,这种象征性意象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呈现的:即,以场景道具的方式,以人物性格的方式,以作品命名的方式.
4.曹禺话剧在创作中所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
话剧是外来的艺术形式,中国现代的话剧作家在创作中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曹禺话剧的成功和他在后来创作风格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对外国戏剧的学习和借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曹禺在少年时代就接触到《圣经》,并经常跟着继母去教堂做礼拜,在大学时代还曾专门研究过《圣经》和"圣经文学",大学毕业后还曾在河北女子师范用英文讲授过《圣经》,基督教文化对他的人生观和创作观都有相当的影响,在《雷雨》的序幕中就有在教堂做弥撒的合唱场面,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气氛.曹禺开始文学创作的动机正是为了"劝恶从善",他的前期创作也多是表现善恶较量的社会道德剧,《雷雨》是表现"迷惘人生的罪与罚",《日出》是表现"灵魂的毁灭与再生",《原野》是表现"人与人的极爱与极恨",《北京人》是表现对"原始野性的呼唤".而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都浸透了基督教的人文意识,如原罪情结,忏悔意识等.
第二,希腊悲剧的影响.曹禺在读大学时开始对希腊悲剧着迷,他的《雷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构思完成的.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有突出的命运观,在他们看来,人的悲剧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是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因而希腊悲剧也称为"命运悲剧".在《雷雨》中,世界的残忍和冷酷,人的盲目的挣扎,情爱不可避免地走向乱伦,特别是四凤自觉不自觉地重蹈母亲侍萍的覆辙等等,都表现了某种命运悲剧的因素.但希腊悲剧对曹禺话剧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内容上,还更多地表现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如结构上的集中严谨以及倒叙式方法,剧情设置和情节安排上蘩漪遭周萍遗弃后由爱而恨的报复等.《原野》的复仇精神也受到《美狄亚》的影响.
第三,莎士比亚的影响.有人说,曹禺从希腊悲剧中汲取的主要是激情和悲剧精神,而在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则是"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莎士比亚被称为"第一个把精神痛苦写到至极的作家",他对人物很少作单一的或静止的描写,而是对其性格和情感作生动细致的描写,其人物大多复杂丰富,富于发展变化.因此,莎士比亚悲剧也称"性格悲剧".《雷雨》的悲剧可以说直接与蘩漪的"雷雨式"性格有关,而曹禺笔下的许多人物(包括次要人物)都具有复杂而偏执的性格.此外,莎士比亚的诗人气质和用诗体写成的戏剧,对曹禺也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曹禺甚至还曾翻译过莎翁的名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即《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四,易卜生的影响.曹禺在中学时代就曾演出过易卜生的戏剧.曹禺曾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我为他的剧作谨严的结构,朴素而精练的语言,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发出的锐利的疑问所吸引".易卜生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广泛的,五四时期出现的大量的"问题小说"和"问题剧"都是学习易卜生结果.有人甚至认为,易卜生的影响已不限于文学,包括整个社会,他笔下的娜拉,几乎成了"妇女解放"的代名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有力的揭露,因此,易卜生戏剧又称"社会悲剧".有人认为,曹禺从易卜生那里学到的比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还要多,不仅学会了如何关注妇女问题(在蘩漪,陈白露身上可以看到娜拉的影子),也不仅学会了如何关注社会问题,学会了如何面对"我们的遭遇",而且,更学会了如何安排人物与事件的复杂关系,如何制造悬念,处理高潮,如何运用象征的手法等等.比如,他也像易卜生一样,把次要人物也当作主要人物来写,以至于《雷雨》的主角是谁也成了一个问题,蘩漪,侍萍,周朴园三个人物主次难分.
第五,奥尼尔的影响.有人认为,与其说曹禺是中国的易卜生,不如说曹禺是中国的奥尼尔,因为两人的情况更为相似:他们都学习过易卜生,都富于激情,都善于写悲剧,都喜欢表现人物的命运,都热衷于新的样式和新的技巧,也都对自己国家的戏剧事业作出过特殊的贡献,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奥尼尔的出现使美国的现代戏剧走向了成熟,而曹禺的出现也正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曹禺并不喜欢奥尼尔的后期作品,但他早期的《天边外》,《安娜・克利斯蒂》等现实主义作品和《琼斯王》(又译《琼斯皇》或《琼斯皇帝》)等表现主义作品都对曹禺产生过重要影响.《天边外》是奥尼尔的成名作,主要写兄弟二人梦想当水手,梦想天边外的理想生活,愿望无法满足而造成悲剧.《安娜・克利斯蒂》主要写父女间的矛盾,写一个女人的不幸命运的悲剧.曹禺剧中的蘩漪,周冲,仇虎,金子等也都是有着强烈欲望和追求的人物,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家》等经典剧作也都是写亲人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原野》更是在情节安排和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都直接受到了《琼斯王》的影响.因此,也有人认为,曹禺与奥尼尔的相似,主要还不是形似,而是神似,是同样喜欢用不平常的人物命运来吸引观众,是同样喜欢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进行精确的描绘,对人物的命运进行出色的处理.
第六,契诃夫的影响.无论是希腊悲剧,还是莎士比亚和易卜生,都很重视戏剧的集中性和动作性,都要求有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曲折跌宕的戏剧情节,剧中的中心事件往往都是生活中少有的,人物性格也过于强烈,戏剧结构更是力求紧凑严密.但这一传统的戏剧观念在契诃夫这里得到了改变.因此,曹禺在读了契诃夫之后感叹:"原来在戏剧的世界中,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在《三姊妹》"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人,不见一般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戏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发展","他教我懂得艺术上的平淡".契诃夫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写出生活的诗意,因此,他的戏剧被称为"生活的戏剧"或"生活化的戏剧".曹禺的话剧从"戏剧化的戏剧"变为"生活化的戏剧"正是从他学习契诃夫开始的.在《日出》中已经可以看到契诃夫的影响,但真正另辟蹊径,去探索"契诃夫式"的创作方法的作品,则是《北京人》和《家》,因此,契诃夫曾经影响了曹禺整个40年代的创作,给曹禺戏剧风格带来了全新的变化.
5.《雷雨》等经典剧作的内涵
这个内容只有通过大家对原著的阅读才能真正掌握.阅读的重点可以主要放在《雷雨》上,同时对《日出》,《原野》和《北京人》也应有较多的了解.在阅读的过程中(包括阅读前后),也可以参考一些有关介绍和评论.
6.周朴园与蘩漪的形象与性格
在《雷雨》中,上场的人物共有八位:周朴园,蘩漪,侍萍,周萍,四凤,周冲,鲁大海,鲁贵.其中,前三位都曾被人看作是这部作品的主角,也是应该重点了解的三个人物形象.
周朴园是一位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他的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他与侍萍,蘩漪两位女性形象以及他与鲁大海等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以及感情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前一般认为,周朴园从一开始就只是封建家庭的纨裤子弟,他与侍萍的关系充分暴露了他虚伪的本质,他的行为也就是"始乱终弃"的典型,先诱骗了侍萍,后又为了与门当户对的小姐结婚而抛弃了她,只是当他知道侍萍投河自杀后才为了自己的良心而产生了忏悔之情.但现在一般认为,周朴园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受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也曾有过想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要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爱是有过真情实感的,只是同《家》中的觉新等许多封建家庭的子弟一样,性格中也有懦弱的一面,不能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最终又回到封建的阵营之中,背叛了侍萍,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思念也不能就说是一种虚伪的表现.而当侍萍出现在他面前时的翻脸,也正是他不敢面对现实,也不想改变自己现状的懦弱的表现.作家通过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主要考察了他的历史,而通过他与蘩漪的关系,则集中展示了他在现实中作为一个封建专制家长的表现.而他与鲁大海,以及与鲁贵等人的关系,又从不同的侧面补充了他作为一个资本家的本质特点.
蘩漪与周朴园一样,也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这对于认识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朴园的凌辱.蘩漪虽然是周朴园明媒正娶的妻子,但只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第一任是侍萍,第二任是赶走侍萍后娶的名门小姐),两人只有夫妻之份,并没有夫妻之情,周朴园当着周萍,周冲两个儿子的面逼她喝药的细节就是明证.在这样一个新旧渗半的女性身上,作家有意识地强调了"原始的野性",而点燃这一野性的火种,就是五四时期所有年轻人都向往和渴望的"爱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蘩漪之所以像几乎所有的大宅院中的姨太太一样阴差阳错地爱上了丈夫前妻生的大少爷,并不是因为她天生的变态,而是环境所迫,在她平时接触的人中,无人可爱.而她从来就没打算走出家庭(在这一点,她实际上并不如娜拉勇敢),也与她是一个"旧式女人"有关,她不愿也不敢走出家庭,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自立的能力(这与社会有关,娜拉的教训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不愿放弃养尊处优的太太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蘩漪身上,作家并没有像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要体现"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她与周萍的相爱,并不是为了反封建,也不是为了追求个性解放,除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对自己丈夫不尊重自己的一种报复.而在她的思想深处,有许多沉重的无法消除的封建思想意识,如她很看重"名分",即使是与周萍相爱也有一种想摆脱摆不脱的"犯罪感",对周冲与四凤的相爱,也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自己已经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但仍然用封建婚姻的标准去要求(实际上也就是残害)下一代.蘩漪的种种表现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个人物并不是曹禺理想中的人物,但作家却对她充满感情,特别是对她的身上表现来的"蛮性"的原始力量加以礼赞,则显然与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阅历有关.他从小受到的家庭压制和由此形成的软弱性格,在蘩漪身上,都找到了可以寄托的载体.人总是越缺乏什么,越是希望得到什么.
7.曹禺创作的成功及后来创造力的衰退与他的人格心理的关系
有人反对将作家与作品联系在一起来加以考察,但我总相信"文如其人",要真正理解一部作品,缺乏对作家本人情况的了解问题不够的.因此,我们在辅导中常常愿意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作家的有关生平.曹禺的创作可以证明,他先前的成功和后来的衰退,都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有相当的联系.《雷雨》等作品的成功以及后来《明朗的天》等作品水平下降,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成功与作家的人格心理的关系这一特定的角度出发,就可以发现他从小生活的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正因为"家"对于前期的曹禺是一个无法挣脱的梦魇,他才会用几年的时间来构思一部关于家的作品,离家出走才会成为他创作中一再重复的潜主题,他也才会对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等作家的有关家庭和亲情的作品如此痴迷,才会在自己的作品倾注全付的心血去一再礼赞并不能完全作为社会理想形象的人物(除了蘩漪外,还有仇虎,金子等),才会将乱伦的情感(包括母子乱伦和兄妹乱伦)写得如此细腻和动情.而他在50年代身居高位后反而创作力衰退,则与他完全放弃自己以前的创作个性与适合自己的创作方法有关,也是他个性中处处小心谨慎的一面暴露无遗的必然结果.
曹禺研究可以说是随着他的处女作《雷雨》的问世而随之开始的.但不是随着《雷雨》的剧本发表,而是随着《雷雨》在舞台上的演出开始的.因此,最初的曹禺研究大多是"剧评"和"观后感",带有随想的特点,缺乏深入的研究.其中,刘西渭(李健吾)发表于1935年8月《大公报》上的《雷雨》,首先提出了"命运观念",认为《雷雨》既写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也写到了命运对人的支配,而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物的性格.张庚发表于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的《悲剧的发展》,则从西方戏剧史上悲剧主题的发展,谁了《雷雨》的悲剧意义.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两篇文章.
《日出》问世后,未经上演就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再加上《大公报》组织了集体讨论,并连续发表了包括茅盾,叶圣陶,巴金,沈从文,朱光潜,李广田在内的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文章和集体批评,其中,周扬发表于1937年3月《光明》第2卷第8期上的《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一文,被看作是早期曹禺研究的重要收获.文章中看出的曹禺的"创作视野已从家庭伸展到了社会"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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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现代文化的经典著作
中国话剧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
《雷雨》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这部剧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面旗帜，并被定为中学与大学的必修课，这就足可证明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23岁的曹禺就读于清华大学时创作的四幕剧《雷雨》不仅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的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年轻的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曹禺以极端的雷雨般狂飙恣肆的方式，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和极为丰富的潜台词，如刀刃一般在读者的心弦上缓缓滑过，那抖颤而出的余音，至今未息。几十年来，《雷雨》被一代又一代人阅读，被一批又一批演员排演，时光的淘洗不曾减褪它的华彩，它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被译成各种文字，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作者于全剧的构造、剧情的进行、对白的运用，的确是费了莫大的苦心，而都很自然紧凑，没有现出十分苦心的痕迹。作者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学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以我们学医学的人看来，即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么破绽。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他的这篇作品受到同时代人的相当地欢迎，是可以令人首肯的。
--郭沫若
《雷雨》是曹禺的第一部多幕长剧，写成于1933年，最初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发表。剧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框架里，集中描写了周、鲁两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前后30年的复杂纠葛和由此形成的大悲剧，深刻地暴露了老中国上流社会的历史罪恶。《雷雨》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话剧在创作上的迈向成熟。
--北大教授 唐沅
《雷雨》大胆地吸取了外国优秀剧作的丰富经验，成功地推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性强、暴发力大的剧作。结构严密紧凑，完整集中。人物少，时间短，场景集中。剧情发展入情入理，既合乎生活逻辑，又合乎人物性格逻辑，最后高潮出现，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
--文艺理论家 冉忆桥
对于神秘诱惑的憧憬
关于《雷雨》的主题，曹禺有过这样一段阐释："《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青年时代的曹禺满怀激情，尝试用创作表达自我的人生感悟，然而冷静的理性思考的相对缺乏又令他无法对人生困惑一一做出解答，因此《雷雨》创作更多呈现出情绪化的倾向，感性体验的丰富完整为剧本注入了充沛的生命力。这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仍然是种"神秘的诱惑"。
首先，这种"神秘的诱惑"源自对于无常命运的恐惧、惶惑与呼号。未出场的第九个人物--"命运"始终是全剧的最高主宰，它轻而易举、反反复复地捉弄、摆布场上人物，它的突然而至与悄无声息触动着每一个人的恐惧神经。隐忍退让的鲁侍萍时时警惕、步步为营，无时无刻不在恐惧的煎熬中希冀逃脱命运的惩罚；自大蛮横的周朴园对于前半生的罪恶可能带来的灾难也同样有着深沉的焦虑，他害怕与侍萍的任何瓜葛令他失去现有的一切，他担心命运将无情地剥夺自己已经拥有的财富与名誉……对于命运的极端恐惧折磨着每一个强烈欲望中的灵魂，他们焦灼的心情恰似雷雨前沉闷压抑的天空。然而这种恐惧本身就是个诱惑，恰如欣赏恐怖片时欲看又怕，越怕又越想看的情绪体验。
对于命运的恐惧固然真实地存在着，然而被残酷命运所驱使的人们却不是宿命地等待最终的审判，顽强的生存意志与求生本能促使他们不断挣扎，因此在困境中的垂死抗争形成另一种"神秘的诱惑"--对于生命力的张扬、礼赞与崇拜。"魔鬼"繁漪的两次人生选择最充分地燃烧着这种生命力的激情火焰。
在使人恐惧、逼人抗争的残酷现实之外，对于理想希望的追求如天使的羽翼给予人们飞向天堂的憧憬与信念。这一层的"神秘诱惑"是摆脱沉重的轻松。
害怕命运的恐惧感，反抗命运的生存力，超越命运的理想性，《雷雨》的"神秘诱惑"包含着这三层意义，但却远不止这些。因为我们无法对一个文本做出理性定位，即使剧作者本人也难以陈清--"而我始终不能给它（神秘诱惑）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因此如果定义《雷雨》为单纯的命运悲剧将无法涵盖它延伸的意义范畴，而理解曹禺的创作情感--"对于神秘诱惑的憧憬"才能贴近剧作的本真，这也正是我们解读的价值所在。 �吴叶子
参考资料：http://edu.zbsz.net/blogchinese/more.asp?name=lyu&id=755
希腊悲剧的影响.曹禺在读大学时开始对希腊悲剧着迷,他的《雷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构思完成的.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有突出的命运观,在他们看来,人的悲剧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是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因而希腊悲剧也称为"命运悲剧".在《雷雨》中,世界的残忍和冷酷,人的盲目的挣扎,情爱不可避免地走向乱伦,特别是四凤自觉不自觉地重蹈母亲侍萍的覆辙等等,都表现了某种命运悲剧的因素.但希腊悲剧对曹禺话剧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内容上,还更多地表现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如结构上的集中严谨以及倒叙式方法,剧情设置和情节安排上蘩漪遭周萍遗弃后由爱而恨的报复等.
《雷雨》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和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
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朴园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方面。
周朴园是《雷雨》的主人公，是剧中各种悲剧的根源。作品以他为中心，安排了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是他与妻子蘩漪的冲突，以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一是他与矿工鲁大海的冲突，以表现他与工人的对立，这两条线索又通过侍萍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周朴园是一个狠毒凶残的资本家，作者通过鲁大海之口，揭露了他血淋淋的发迹史：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时，他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多个工人，进而将每个工人的抚恤金中扣去300块钱。只要能弄钱，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周朴园更是一个专制冷酷的封建家长，在家中，他的话就是法律，为了贯彻他的意志，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幸福。他与蘩漪的关系，表面上是一种夫妻关系，实际上却完全是一种主仆关系，他需要蘩漪做的，只是为孩子们树立一个"服从的榜样"。在"第一幕"他强迫蘩漪喝药的一场戏中，蘩漪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先是让小儿子周冲端着药去劝，看着周冲含泪的眼睛，蘩漪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求留到晚上再喝。可他仍不肯让步，又命令大儿子周萍去劝，并且要跪着劝，直到蘩漪认输方才罢手。在他的眼中，根本没有蘩漪独立的人格和起码的尊严，他关心的也不是妻子的健康，而只是自己的意志。
周朴园与前妻侍萍的关系，更充分暴露了他伪善的本质，年轻时他诱骗了侍萍，当他以为侍萍已经投河自尽后，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纪念自己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真爱，不仅将自己儿子的取名为"周萍"，保留了侍萍生周萍时的房间模样，甚至喜欢关窗的习惯，而且还一直把侍萍当作"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要为她修一座墓。但是，当他日思暮想的侍萍以女佣母亲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时，竟马上翻脸不认人。
但曹禺并没有把周朴园作为一个阶级的典型，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塑造的。他对蘩漪的冷酷，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得到她的爱；他与鲁大海的冲突，则是当时社会上日益激烈的劳资矛盾的反映；而对侍萍的翻脸，则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心爱的姑娘重又嫁人生子的现实，最后，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的客厅时，他怀着忏悔的心情，命令周萍前来与自己的生母相认。虽然作者在创作之初，"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是，"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而从人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这正是易卜生的戏剧观。
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蘩漪形象的塑造上。
蘩漪"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曹禺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她是周朴园的续弦，如果算上侍萍，她实际上是周朴园的第三个妻子。
蘩漪来到周家18年，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平等的爱，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摧残。她知道丈夫年轻时的荒唐事，知道周萍是丈夫与女佣的女儿生的"私生子"，也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为纪念这个儿子的生母所保留的房间。而丈夫对她，则仅仅是看作一个儿子们的榜样。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和不平等的待遇，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她怀着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怀着对周家的报复，疯狂地缠着大少爷周萍。而当她发现周萍喜新厌旧，想摆脱她转而去追求四凤时，她更不惜追到鲁家，在鲁大海将要发现周萍的关键时刻，关上窗户，断了周萍的后路，把他暴露在鲁大海面前，想借鲁大海的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终于导致了四凤触电身亡，周萍也开枪自杀。
蘩漪形象的成功，主要就在于作者深刻地表现了她矛盾复杂的"雷雨式"的性格。她对周朴园表面上是屈从的，但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她追求周萍，不惜陷入"母亲不低频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这与其说是爱的爆发，不如说是恨的宣泄。蘩漪是作者认为"值得赞美"的人物，所以在创作中，作者着力描写了她因"环境的窒息"而做出的一次"困兽的搏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生命里所交织的"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曹禺：《雷雨·序》）。
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侍萍形象的塑造上。
侍萍是无锡周公馆女佣梅妈的女儿，被周家大少爷周朴园诱骗，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30年前的一个除夕，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周朴园为了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赶走了侍萍。那天晚上，侍萍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跳了河，人们都有以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并且又嫁了两次人，还生了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鲁四凤。
这个性格刚强而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由于她自己的母亲是佣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抛弃，因此，她一直不准自己的女儿再蹈自己的覆辙，没想到丈夫鲁贵又把女儿送进了公馆做使女。为了把女儿找回来，没想到自己又踏进了周家的大门。命运更作弄的人是，她的女儿又同样地与公馆里的大少爷不清不白，而这位大少爷竟是周萍--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由于作者在当时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像侍萍这样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见所闻全是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运悲剧"来替他们作解释了。
受西方古典主义戏剧观的影响，《雷雨》在结构上十分讲究，四幕戏的时间集中在一天之内（从上午到深夜），地点也集中在周鲁两家的范围内，出场的八个主要人物全都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因此，作者自己也意识它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也运用得太过分。此外，作者还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悲剧观的影响，在渲染悲悯的宗教思想和神秘的命运色彩的同时，又强调距离的审美效果。在初版本中，特别设计了相同场景的"序幕"和"尾声"，让人们早早在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十年后，周公馆成了教会医院，这里住着两个疯了的老妇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园也成了基督教徒。让人们在了解了故事发生的原由后，能够再回味心中曾涌起的那份情感。
《雷雨》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和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
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朴园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方面。
曹禺并没有把周朴园作为一个阶级的典型，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塑造的。 但是，“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而从人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这正是易卜生的戏剧观。
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蘩漪形象的塑造上。
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侍萍形象的塑造上。
在初版本中，特别设计了相同场景的"序幕"和"尾声"，让人们早早在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十年后，周公馆成了教会医院，这里住着两个疯了的老妇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园也成了基督教徒。让人们在了解了故事发生的原由后，能够再回味心中曾涌起的那份情感。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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